 郑嘉励，1972年生，浙江玉环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从事宋元考古、瓷窑址考古发掘与研究，业余从事杂文写作。 讲述 / 郑嘉励 主笔 / 团团 编辑 / 木木 因为说了一句：“我上班就是上坟”，很多人对我的工作很好奇。 以前发掘古窑址的时候，越窑，龙泉窑，领导来看，收藏家来看，企业家来看，大学教授来看，热闹得很。选择墓葬考古，谁也不来了，就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墓地里。 还有的人说，郑嘉励，真是太可惜了，好好的一个人，这么有才华，怎么会选择去做宋元时期的墓葬考古呢？ 只有我自己知道，为什么要选择大家都不喜欢的墓葬考古。 在墓地里，我和古人对话，和死人对话。更重要的，是和自己对话。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寻寻觅觅，试图在职业，在考古中寻找自己。最后，终于在墓地里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嘉兴子城遗址  父亲是我们村庄的一个“另类”。 在我小时候，父亲喜欢读书看报，喜欢下棋，拿到谱子就能唱，会和我谈马思聪、傅雷……但他是个农民——对一个农民来说，他身上的这些优点全变成了缺点。 父亲本来是温岭中学的尖子生，我大姑妈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她生前曾经告诉我，父亲才是我们家族中最有学习天赋的孩子，但他考上了大学却被退回来了，因为是地主的儿子。 一个高中生，成分不好，能思辩，有眼界，但读书折损了他的劳动力，在生产队里，别人能挑两百斤，他只能挑一百斤。被人看不起，被人欺负，别人骂他脏话，他一句粗话也讲不出。 父亲的文雅、礼仪、谦卑、文弱，在母亲眼里，是糟糕的、没用的。她总是哀叹“百无一用是书生”，还告诉我，千万不要成为父亲的样子，要做一个能干的、有威望的、厉害的、能支配别人的人。 说起来，母亲也算是我们乡下的“大家闺秀”。据说，玉环的文旦，就是我外公的祖父辗转从闽南带来玉环的，如今是玉环最有名的土特产。 外公是外国留学回来的高材生，家业尚可，我外公会画画，会做旧体诗，我读过1949年编修的《楚门韩氏宗谱》，就是我外公主笔的，里头收录有他的诗文。 外公和外婆生了七个孩子，四男三女，我母亲1945年生人，排行倒数第二。但奇怪的是，我外婆是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从温岭嫁来的。 上世纪50年代，玉环解放后，外公去了台湾。外公的亲人中，有被当众镇压的。当时我母亲还不到十岁。 外婆心惊胆战地带着几个孩子，谨小慎微地活着。小时候我和她在一起，村里的广播一响，外婆就往家里跑。人民公社的人经常围住外婆家，要拉外婆去交代问题。 母亲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肯定期望能有一个伟岸有力的、能呼风唤雨的男人保护她。我猜想可能是高大的军人，会比较符合她的想象，但我从来没向母亲求证过。而父亲，显然不是。 母亲很矛盾，一方面让我好好读书，她知道只有读书、上学，才能让我离开农村，不做农民。另一方面，她又骂父亲读书读坏了，一无是处。 这两种完全矛盾的说法，她都会当着我的面——激励我的时候，她说必须好好读书然后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攻击我父亲的时候，就说读书非但无用，反而有害。 我从小喜欢读报，看连环画，看古代白话小说。父亲鼓励、指导我读书。我曾经非常喜欢《封神榜》。父亲说，你读《西游记》可以，《封神榜》不要读。 饭桌上，母亲会当着我和哥哥的面数落父亲，说父亲没用，一无所长一无是处。 最初几年，他们经常吵架。后来，父亲只是低头吃饭，沉默以对，母亲长年累月的斥责和抱怨，可能让他也觉得自己真的是个没用的人了。 我也埋头吃饭，一句话也不说。渐渐地，我也相信了母亲的话：父亲是一个读书读傻了的、羸弱没用的人。我决不能成为父亲那样。 父亲不做的，我都去做。父亲不抽烟，我就抽烟；父亲不打麻将，我就打麻将；父亲不喝酒，我就喝酒……我要成为一个和父亲相反的人。 高中时，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父亲跑到诸暨枫桥，进了许多便宜的尼龙袜，跑到周边的镇上摆地摊卖。母亲数落他：“没用的男人才会去做这个！” 父亲想去参加同学会，母亲不让，说：“别人都是当官的，当老板的，你一个农民去做什么？去丢人吗？” 母亲总对我说，你父亲是个自私的人，只顾自己，对这个家毫不关心。 我很相信母亲的话。我甚至希望父亲不要到学校来看我，觉得父亲会让我丢脸。  我从小就喜欢看连环画，对历史类题材很感兴趣，只喜欢看穿古装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 我记性很好，经常把看过的书复述给小朋友们听，《水浒》里的一百零八将，天罡星三十六人，地煞星七十二人，我背得一字不差。 小学四年级暑假，有个电视剧叫《少年鲁迅》，特别火。村里人都说，我和电视里的“鲁迅”长得很像，而且都很聪明。 这对我来说，是巨大的鼓舞。我想假如将来我能成为鲁迅，今天成为鲁迅明天就死了都愿意。这竟然是我小学四年级时候的真诚想法，现在想来，真不可思议。 上了初中，我读了更多的课外书，历史、文学、诗歌我都很喜欢。 有一次，我在家里说，我未来要成为鲁迅，成为作家。 母亲批评我：“文学和诗歌，都是那些不三不四、没出息的人才做的。就像你父亲，读了那么多书，连农民都当不好。你读鲁迅，读上下五千年有什么用？既不能帮你生产，又不能帮助你高考！” 父亲、哥哥似乎也不赞成我的想法，虽然大家都认为只有读书、考大学才能改变命运，却又一致认为当作家、成为鲁迅是个不切实际的空想，而一个好学生、好人是应该脚踏实地，不该空想的。 我少年时期的文学梦想，被全面遏制了。后来，我就从来没有在家里提过“作家”之类的字眼，因为我很怕被家人贴上“好高骛远”“不三不四”的标签。甚至，渐渐地，我觉得文学和诗歌是危险的。 母亲希望我学金融、法律，成为一个光鲜亮丽、八面玲珑、能言善道、有权有势的人。 我认为母亲是对的：我要成为一个能言善辩的律师。中学时，很多老师和同学都认为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一个好律师，至少是个好推销员，太会说了。 可是我只是表面上在努力成为母亲要求的样子。内心深处不是这样的。 填高考志愿时，母亲所希望的专业，我一个都没填。 我填的全部是“历史”。和文学梦无关，历史看上去比文学“安全”一点。我期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历史学家。 最后一项实在没东西写了，我随便填了个“考古”。考古，对我来说，纯粹是个意外。 收到厦门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打开一看：考古专业。我吓坏了。 我从小就害怕棺木、坟墓、妖魔鬼怪、太平间、火葬场……凡是和死亡有关的东西，能躲则躲。 “考古”不就是挖墓吗？太可怕了，我躲进房间里大哭了一场。 后来我知道，考古是个冷门专业，只要有人填报，就会被掳去。   大三上学期的考古实习，指导老师带我们来到江西省樟树市的“吴城遗址”。这里是中国南方一处规模较大的商代中晚期都邑遗址，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 吴城有考古工作站。这是江西的第一个农村考古站，也是厦门大学考古专业的实习基地之一。 我们每天一早去遗址“上工”，中午回到考古站休息。做饭的人是当地请来的农民。下午继续上工。晚上，还要整理发掘资料。 经费有限，菜里难得看到肉。 有一天去上工，我突然发现走不动路了，抬不起腿，整个人一点力气也没有。 晚上菜里有了几片肉，吃下肚，第二天又能走路了。 营养对人的身体真是重要，没了油水，人就像没了油的拖拉机，跑不动。 吴城遗址非常大，有居住区、墓葬区、陶窑区、冶炼区、祭祀广场等遗迹，当然，具体的考古发掘通常只涉及遗址中的某个部分，每次发掘都会出土很多陶器、原始瓷器、铜器、石器等遗物。 田野发掘很艰苦，和农民种地差不多。 考古实习是道分水岭。有几个同学特别失望，他们原以为考古就像“鉴宝”，坐在书斋里，每天对着各种古董宝物，拿个放大镜研究。没想到，是到乡下野外，没完没了地挖土。 有时候，在土坑里，一蹲就是一天。 我反而觉得没什么，从小就生活在农村里，这点苦算什么。而且能去不同的地方，了解不同的地域文化、历史背景、风土人情。  1994年，大三下学期，我们跟着老师跑到四川万县，发掘一个汉六朝的墓地。 长江三峡水库正在建设，水库建成后会淹没万县和忠县之间的部分区域，这片墓地就在其中。 当我们乘船从三峡穿过，清晨的江面水汽氤氲，两岸高山壁立苍翠，真的感觉自己就置身在唐诗里。 19个同学分成三组。我们这组五个人负责墓葬发掘，这也是我第一次挖墓。 砖室墓三米长两米宽，在老师的带领下，我和另一个同学在墓坑里挖掘。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周围有老师、同学，还有很多来打短工的当地老百姓。 挖着挖着，我在土里看见了一截人骨，当下心里没多想，到了晚上情况不妙了。 我和两个男同学挤在一张床上——底下是稻草，上面铺着席子，再垫一个自己带的铺盖，就算是床了。 翻来翻去睡不着，想起白天看见的骨头，心里很是挣扎：这样做，是不是打扰了他们的安宁？会不会遭受良心的谴责？ 第二天，又是一大早下墓发掘。我给自己做心理建设：“这里的文物如果不进行抢救性发掘，不是被盗墓贼偷了去，就是被大水淹了，什么也留不下。我们的工作，说不准还是积德的功业呢……” 慢慢地我才释然。 在这里呆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考古工作还真不单纯，需要处理很多“业务”之外的事，比如和老百姓打交道。 我是班长。在这没住几天，接连有同学反映：房东贪小便宜，克扣饭钱。我们早上吃的面条里，只有油辣子，其他什么也没有。 伙食不好，大家没力气工作。我也很激愤，跑去找房东理论，跟他大吵了一架。 带队的吴老师拉住我说：“你一个大学生，这点豪情，不对着权贵，就冲着老百姓，算什么英雄好汉？他们给你吃供我们住，拿这么少的工钱，克扣一两块钱又怎么样呢？” 我懵了，这样的话我可从来没听过，也没这样想过。我深受震动，觉得自己太过份了。 我们完成工作，准备离开的前一天，房东请客吃饭。桌子上就只有一个酒杯，大家你喝一口我喝一口，热热闹闹地说了很多话。我喝得大醉。 房东扶我上楼休息，我脚下一个打滑，他一把挽住我的胳膊说，小心点小心点。 这个画面一直留在我脑海里，我真真实实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情。 大学期间的多次田野实习，让我对考古萌发了越来越深的兴趣。 我们每到一个新地方，都不是浮光掠影地随处走走。我们贴着土地生活，跟老百姓一起生活、劳作，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感染我，影响我，发掘的古遗址、古墓葬，也感染我，影响我。 我接触到了各种各样迥然不同的生活，这是书斋里无法想象的世界。内心那个被深深埋藏的少年，也在等待被挖掘。 我们这班一共19个人。没想到，好几个第一志愿填“考古”的人，都半路跑了，因为他们最初对考古的憧憬通常建立在浪漫想象的基础上，留下的反而是我们这些个意外掉进坑的人。因为本来就没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反而能接受真相。   1995年，我大学毕业，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一干就是25年。我没换过单位，也没想过离开。我一直在“挖掘”。 一开始，我做史前考古。所谓“古不考三代以下”。三代，即夏商周，这是考古专业毕业生的自然选择。 夏商周以前，没有文字，是史前社会。文献越少，就越依仗考古来复原历史。年代越晚文献越丰富，田野考古的重要性，相对会降低。 我到浙江的第一个任务，是在桐乡发掘良渚文化遗址，第二年又在余姚发掘河姆渡文化遗址。 浙江考古有“三朵金花”的说法，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青瓷窑址，是浙江考古最受社会关注，也是大家普遍认为最重要的三大领域。我初来乍到，当然要首先选择重要的、容易出彩的领域。 上世纪90年代，史前遗址发掘，现代科技手段还不发达，对遗迹、遗物的分析判断，证据链并不完善，许多结论均通过主观推断而来。 比如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红烧土，有人觉得是燎祭，然后找一些当代少数民族的祭祀民俗材料去佐证。 我认为靠推演是不行的。偏偏这种“推演”对史前考古很重要。 我越挖疑心越重，无法说服自己是很痛苦的，我甚至认为自己是个“不可知论者”。 我觉得应该追求相对确定的知识。不是说史前考古不重要，我只是隐约觉得有文献、图像等多种材料佐证的，历史背景更加具体明确的知识领域可能更适合我。 1998年，我决定退回到汉唐以后，做历史时期考古。我转而从事瓷窑遗址考古。越窑、龙泉窑天下闻名，逃离了“三朵金花”中的前两朵，只能选择第三朵。 整整四年，我在慈溪发掘越窑青瓷遗址。 山坡上，自下而上，分布着一条五十米左右的龙窑，窑头点火，分段投柴，一截一截烧上去。唐代烧了几十年后废弃了，后人又在旧窑的上面建造新的龙窑。不同时期龙窑生产的废品、次品就扔在龙窑两侧——从晚唐到南宋，两边的废品堆得七八米高，全是碎瓷片和匣钵，就是一座垃圾山。  龙窑产生的废品，堆积如山 我们在“垃圾山”上，一层一层往下挖，龙窑两侧的地层不一样，每个地层里头都是瓷片、匣钵和窑渣、炉灰。不同的地层，随地形起伏，自下而上，逐层叠压，每一层都代表某个时期一条龙窑的产品，早期地层叠压在晚期地层之下。龙窑的一侧能分出十一层，另一侧分出十二层，一共23层。 野外发掘结束，转入室内整理阶段。整理场地很大，我们把不同地层的文物都要分开摆放，每一层瓷片，都摆上一堆；每一堆中的器物，又要分出十几个大类——碗、盘子、壶、罐，各种坛坛罐罐，加上匣钵等窑具，少说五六十种器物。 还要继续往下分。碗，要按碗口沿的形态再分类，敞口碗一类，撇口碗一类，直口碗一类……光碗又要分成五六类。 按照器物种类、器物形态分类后，还要按照纹饰分类，按照烧造工艺分类，每个类别都要统计数量和百分比。 当不同地层、不同类别的器物分开摆放后，不同地层之间的器物差别就很明显了：你会发现，碗的造型、纹样、装烧工艺从唐代到南宋发生的所有演变。 要分辨器物的年代和时代特征，给唐宋越窑青瓷建立发展序列，就是靠地层学和类型学原理建立起来的。发掘阶段讲地层学，整理阶段讲类型学，这讲起来容易，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工程。 瓷片的数量之大……需要整卡车整卡车地运。一片一片地数，成千上万几十万片。 一个窑址，发掘需要两三月，整理需要七八个月，然后画图、拍照、统计、分类、最后编写、出版考古报告，都是复杂又细碎的工作。 日复一日，就做着这样的事，也能锻炼人的观察能力和分类能力，当然更能磨练人的意志。你得在这枯燥的工作中，发现器物的变迁，审美的变迁，时代的变迁。关于越窑，我写过好多文章。 我们通常会在一个地方呆两三年。瓷窑址考古我前后做了8年。 社会上对瓷器、对收藏感兴趣的人真的很多。这份工作，其实并不孤独。 发掘越窑、龙泉窑的时候，经常今天有博物馆的人来，明天有大学的人来，后天又有当地领导来。 他们认为瓷器很美，很值钱，也很风雅。事实可能也是如此。 但是瓷窑址考古，坛坛罐罐，这种太过专门化的领域，其实并不符合我的天性。 我有一位上虞的朋友，他对瓷器极为热爱，他说，摸到好瓷片，就像摩挲少女的肌肤。这样的体验我从来没有过。在我看来，器物就是器物，它和人始终不同。 上虞的朋友对越窑青瓷是真热爱，所以他能长期全身心投入其中，而我就很难做到。这里的区别，主要就在于爱不爱，是不是真的热爱。 我觉得瓷窑址考古很难跟具体的人、历史事件以及人的喜怒哀乐联系起来，在“透物见人”上，转化起来比较困难。 2005年，我再次转换方向，开始关注浙江宋代的墓葬和城市，尤其是南宋以来的更广阔的田野调查。 很多人不理解我的选择。前两朵金花不要，连第三朵金花也不要了。越窑青瓷研究做得好好的，前途无量呢，现在居然去搞无人问津的宋墓。 在很多人看来，汉唐以后的墓葬，千篇一律，挖不出宝贝，也没什么值得挖的。 得知我要在浙江挖宋墓，有个博物馆长说：“郑嘉励，你这么有才华的人，怎么去搞这种没用的东西？” 自从做墓葬，原本身边簇拥着的人，如潮水一般退去了。原先的考古工地，整体高朋满座，如今门庭冷落。这是一条孤独的路。  南宋徐邦宪墓发掘现场 官员们忌讳墓葬，觉得不吉利，不愿来看；学者们觉得浙江的宋墓没什么花头，不感兴趣；连朋友也不理解我，放着热门的瓷窑址不做，偏要去山里挖墓？ 就像我在前面说的，说到底，你在某一个领域能够走多远，取决于你热不热爱。那么，我真正的热爱是什么呢？ 我30岁的时候，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这是迟到的青春叛逆，也是早来的中年危机。 都说三十而立，可是30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行了。每天都非常焦虑，睡不着觉，整个人正走向崩溃的边缘。 别人夸我很有才华的时候，我内心里从不认可自己，我不相信这个有才华的“我”是好的，甚至认为“才华”是危险的。 我不快乐。 只有读书的时候，才是充实的。我每天拼命读书，读史，读宋代第一手史料，没有标点，不太读得懂，仍硬着头皮每天读，读懂多少算多少。 可是一放下书，我又立刻陷入焦虑之中。对考古、对瓷器都提不起兴趣。 焦虑如影随形，我又说不出来自己为什么焦虑。被情人抛弃，被朋友背叛，或者赌博输钱了……我觉得这些能够说出来的焦虑都不是问题。 后来我知道，当人陷入一种无以名状的焦虑，这个焦虑十有八九和“意义”有关，而意义又和死亡相关。死亡给人带来虚无感：你知道自己是要死的，可是还没活出意义。 我觉得眼前的这份工作没有意义，无法继续下去，很焦虑。我看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对我说： “考古工作好，好就好在经常有机会发掘古墓：打开棺椁，与千百年前存在过的人面对面，让你看见生死之间的一切。这工作会倒逼你去思考一些问题。” 我很幸运，当时就认定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喝点心灵鸡汤对我是不管用的。怕什么就来什么吧，既然要寻找死亡和意义的真相，索性专门发掘古墓吧。也许见多了，也就“脱敏”了。 海宁智标塔地宫发掘 我是真的幸运，假如当年继续逃避，我都不能确信能否活到今天。 墓葬有着天然的情绪张力，有恐惧有好奇，连接着生与死，融合了存在与虚无。它代表古代，而我身处今天，我们相遇时，古今碰撞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一切都展露开来，那是一个无限巨大的象征体系。 墓葬内外的物质世界，墓葬背后的观念世界，都是真实存在的。 从2005年开始，我用了六年时间，调查、发掘浙江的宋墓，各色人等，三教九流的墓有。每到一地，我寻古墓、探矿洞、看老房子、访墓志碑刻、查阅方志族谱。 我慢慢发现，古墓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古人思想观念的变迁。同时，古墓又是我认识历史、体验人生、写作历史散文的绝佳素材。相对于瓷窑址，古墓葬更容易跟历史学等人文学科对接。 因为报社朋友的鼓励，2010年前后，我在报纸上开设“考古人茶座”专栏，坚持了六七年，写得多了，就慢慢会有一些读者。 我写作的题材，宽泛涉及我考古工作中遇见所有事务，但我认为，围绕墓葬的写作，一定是最好看的，这不是我的文字有多好，而是墓葬有自带的思想张力，能够充分调动起本人和读者的生命体验。后来，我结集出版了《考古的另一面》《考古四记》《考古者说》。 看起来我的选择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朝三暮四，其实，内在的心路历程还是很清晰的。我是以自己迂回的方式回归到高中时期的志愿，放弃史前考古，投身历史时期考古，放弃瓷窑址考古，改挖宋墓，现在又关心唐宋时期的城市，无非因为城市和墓葬，更容易与广阔的史学议题对接。 那时候我的志愿，就是做历史研究啊，青少年时期的志趣，才是更加本质的自我嘛。 我开考古专栏，编杂文集子，试图将田野、读书、考古、历史、个人情感、生命体验整合起来，煮一锅文字。这种文体，既不是学术论文，更不是考古报告，甚至不是科普文章。这些文章与我的业绩考核、业内学术地位的塑造，完全没有关系，那我为什么要做呢？ 我的文章，几乎从来不提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风流人物，但偶尔会有一些闲笔，致敬一下鲁迅先生——我又以一种更加迂回的方式，回归少年时期的理想，我的文学梦。比起历史学家梦，这恐怕是更早的初心。 就这样不经意中我成了一名大家所认为的考古作家——我挣扎着，回归到青少年时期的自己，那是一个更加真实的我。 很多人做考古、研究历史，只是把历史当成客观的研究对象，个人的情绪是应该警惕并予以排除的。考古和自己无关，他们只是想努力还原一个客观的古代社会。 我不完全这样，我发掘墓葬，既编写“纯客观”的考古报告或论文，更写所谓“考古散文”，是为了克服内心深处的恐惧，寻找迷失的自我，完成自我的救赎。 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讲解 终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内心深处的恐惧和冲突，和母亲、父亲有关。 过去，母亲和父亲两股截然相反的力量拉扯着我，要把我撕裂。 一方面，我是父亲那样的人，也认同作为书生本色的父亲，我也想成为他那样； 另一方面，我又想成为母亲希望我成为的那个人——一个有权有势、呼风唤雨的人，那是个一点都不像父亲的人。 我长期对父亲的叛逆，既是对父亲的否定，也是对与生俱来的自我的否定。 表面上，我对母亲言听计从，认可母亲的话是对的；但在实际中，我所有的选择，包括大学填报志愿，埋首故纸堆，在学术、文艺等母亲所谓的“无用之事”上耗费大量精力，其实在内心深处，又都听从父亲的感召。 越往前走，我越能感受到，内心里那个曾经被打倒在地的父亲形象，一点点又重新立起来了，就在不远处，等待着我。 2010年春节，我回玉环老家，无意中我看到了抽屉里父亲的一本日记，记得不多，但我看到的第一眼就哭了。 19年前，我要去上大学了，父亲送我到码头。他买了一袋蛋糕，递给我。他问：“要不要我送你去厦门？” 我说不用，拿着行李，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19年后，我看到了父亲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嘉励去厦门了，我好几天都没睡着觉，电报发回来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没走丢。他没事，我就放心了。” 字迹斑驳，寥寥几行。我看到了父亲对远行的儿子的担忧和深情。他从来没有向我当面表达过这种情感。还好，他是一个会写日记的农民。 在贫困的农村，他一介书生，为了这个家，和村民抢活干，只是为了多挣一个工分。为了补贴家用，他走街串巷摆摊，卖菱角，卖袜子，他并不是一个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人。也许他没能给我创造很好的物质条件，但至少他已经尽了全力。 我们都误会了他。 我这个他最牵挂的儿子，天生就是和他一样的人，气质、禀赋，那些流在血液里的东西，不可更改，都和他一样，而我却时时想要成为和他相反的人。 这一刻，我理解了父亲，也理解了我自己。 我确信，父亲如果上了大学，一定会和我一样去追求新知识、新趣味、新思想，也许他也能够成为某个领域内的小专家。可惜，他回家做了农民，一辈子种田。我与他的唯一区别，我上了大学干考古，他回家种田做农民。 当然，我也愿意理解我母亲。她只是觉得父亲不符合她的期待。生活在那么不安全的环境中，希望自己的男人强大一点，是很正常的。 父亲年纪大了，开始信佛，有时给朋友读书讲经，很受欢迎。他识文断字的本领，如果用来挑担、种田，当然非但无用，反而是缺点。如果用来给人讲解经义，那就是才能。我经常调侃他，父亲现在是村子里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母亲和他之间的冲突，似乎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淡化了，年老的他们，已然成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 国庆节回家，我和父母 去年春节，我和哥哥问父亲要不要一起去看看他当年读书的中学。他嘴上说不愿意，但还是和我们去了。看得出来，他很高兴。 以前，他没有机会说自己的故事，他觉得自己读书、考大学又回来种田，不是什么体面的经历。 父亲，今年81岁了，我给他买了一本《老年实用手册》，这本书教人如何安排自己的后事，如何归纳自己的人生。父亲很高兴，说这就是他想要的书。 而我，相当笃定：除了成为自己，我不可能成为任何人。我要直面自己的人生，接受自己的禀赋，努力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我要把学术做好，留下好的知识、好的思想，我要把文章做好，留下好的文字、好的故事。这就是属于我的痕迹。这是我，也是我父亲想要成为的样子。 找回自己，接纳自己，爱自己 认识嘉励老师很多年了。那时我在杭州日报副刊部，他是副刊的专栏作家。 一个考古的专家能把考古这件事，写得这么有趣好看，实在佩服。 嘉励老师总是能用精炼的文字，把一个个冰冷的坟墓，复活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普通人看到的是一堆阴森森的白骨，他看到的，是躺在这里的人，生前是丈夫、妻子、父亲、女儿……他们也曾经历爱恨情仇、喜怒哀乐。 嘉励老师的墓葬考古文章非常好看，他用文字为我们架起了一座连接古今的桥梁，我们跟着他一起探索：存在和虚无，人生和死亡的真相。 他让我们了解，死亡一点都不可怕，如何生才更有意义。 嘉励老师幽默地说自己“上班就是上坟”，这句话很快爆红网络。 有才华的人，迟早会发光。嘉励老师到处开专栏，著作一本接一本。 嘉励老师经历过三十岁的迷茫期后，终于找回了童年的自己，并且深深地接纳了自己。外界的评价，世俗的名利，红与不红，他早已不看重。 他明白，他永远不可能成为别人想要的样子，做好自己就好了。只有做真实的自己，内心才会充盈，人生才不会别扭。 我邀请嘉励老师来丑故事，讲一讲他考古的趣事。 聊着聊着就聊起了他的成长，他的童年，他曾经的撕裂…… 半天的讲述，犹如重新经历半生往事。嘉励老师一次次哽咽，一次次流泪。 他像一头痛苦的困兽，一路寻找，一路探索，终于挣脱牢笼，看见了真实的自己。那一刻，他和曾经的自己和解了，和父母和解了。 从此再也不纠结了，人生只剩下唯一坚定的力量：爱。 先爱自己，然后爱别人，爱这个世界。 这一生，终有机会能找到那个真实的自己，并且可以做自己的人，不管耗费多长时间，都是幸运的，幸福的。祝福嘉励老师。 -END-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