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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来了，温度很快就升到了不能再升的地步。不能再升只是你觉着不能再升，它还在一个劲儿地升。 骄阳似火，大地如蒸。无知无觉的小孩子们却并不特别难受，相反往往还因为这样连柳树都被晒蔫了晒卷了的季节而偷偷地快乐着：因为这样的酷暑，成了母亲们放松平常严格的花钱管制的一个借口，孩子们会被允许在这样的天气里买个冰棍儿什么的。 听见外面吆喝：“冰棍儿——”，欢天喜地的孩子们往往是搜罗了家里的抽屉盒子，扫荡了桌面和窗台，可还是不够，只好从母亲手里又拿了一个一分的硬币！这样深切地感受着母亲的爱，连跑带颠地到了推着冰棍箱子戴着白帽子的人前面，几乎是幸福得都眩晕了地交钱接物，将那一根形状整齐的冰凉擎在了手里。看着包装纸上冒起来的汽，闻啊，呼吸啊，舔啊，幸福地笑啊，小心翼翼地揭去冰棍儿纸，一点一点地吸吮着。在这拿到冰棍就要吃还没有吃的时候，自己无疑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完全忘记了吃饭穿衣的捉襟见肘，没有书没有电影的干渴难耐。 这种幸福感远远超越了冰棍儿本身的味道，而被后来的自己无限放大，常常在日后的生活里的一个不期然的走神的瞬间里，回忆到那个童年的幸福时刻，连带着将发生那个幸福时刻的酷暑也想象成了美好的东西。 在成年以后的这种失神的时刻，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奇异的想法：要是现在的自己能给当时的自己买东西的话，一定好好满足满足他那纯洁而美好同时也是可怜的愿望。 那当时的父母为什么不能彻底满足一下孩子的愿望呢？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贫困。在贫困里的那一点点满足，比在富贵里的彻底满足其实是要珍贵很多很多倍的。 这种坐在家里对于冰棍儿的等待的记忆，其实并不怎么刻骨铭心，更让人忘不了的另外一次拉煤的时候吃冰棍的经历。也就是从那一次开始，我突然超越了自己儿童对于口腹之欲的毫无抵抗力的匍匐之状，从弗洛伊德的所谓口腔期中走了出来，从此突然有了作为一个人的责任意识与担当感。 那时候，每年都要用平板车去煤店拉几次煤球；拉回来好烧火做饭取暖。不过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向是无暇顾及家务的，而且任何顾及家庭的时间与精力也一向是被主流的政治话语定义为资产阶级的坏思想的。五十年代走上工作岗位的人的那种彻底信仰宣传与教育以后的、源于所谓“真诚的理想”的敬业，和现代人被严格的现代管理制度和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挣扎的压力下的敬业，在形式上有着某种类似，尽管一个是出自强力政治话语控制下的真心实意，一个是出自同样强力的经济压迫下的迫不得已。 所以即使是拉煤这样的活儿，也经常只有我和母亲，以及刚刚学会走路没多长时间的妹妹一起前往。那一次，就是在六月，天气很热，经过卖冰棍儿的小贩身旁的时候，母亲就狠狠心给我和妹妹一人买了一根三分钱的，而她自己照例不吃。 骄阳似火，母亲在前面咬着干躁的嘴唇用绳子套在肩膀上拉车，汗水顺着手把绳子都洇湿了；我叼着冰棍儿在后面推，遇到上坡，角度太大，几乎平趴到了地面上，偶尔有一个小小的下坡就又需要赶紧跑上几步，否则就双手扑空按到地上了。 至今我还记得地面上的沥青与沙石在突然加速向后移动的一瞬间里让人产生的那种晕头转向的感觉。妹妹则坐在车头上，高兴地晃着脚丫儿吃着冰棍儿，灼热的太阳晒在她圆滚滚的脸上，她浑然不觉，只专心致志又手忙脚乱地赶紧舔着那很容易融化的冰棍儿。 在七十年代初的那个盛夏的中国北方古城的街头，我们母子三人吃力地在被晒化了的公路上走着，一点一点地把一车煤艰难地往家里拉。现在想来，那时候母亲还是不到三十岁的年纪，社会环境的压力和家庭生活的重担便已经让她满面烟火色，汗水撒尘埃。弓腰踏步，拉着煤，拉扯着孩子，一步一步地跋涉，一味地忍受和坚持着，对于自己则苛刻到了极点。天气这么热，体力消耗这么大，也照例是没有舍得再多花三分钱也给自己买一根冰棍。 自己如果能回到过去，回到从前，一定去买上一把冰棍，让妹妹吃够，也一定让母亲吃上一根歇一歇，然后由我去拉车…… 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吃过冰棍了，奇怪的是，一口都不想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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