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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东方 我的记忆里，自己是没有怎么得过压岁钱的。 唯一的印象就是姥姥给过，那是某一年春节，我在姥姥家过年。姥姥找了一个机会，就是我的表哥表姐表弟表妹们都不在场的机会，把粗糙的手从侧开襟、疙瘩袢儿的青布外衣里伸进去，满眼都含着笑，颤颤巍巍地掏出一个手绢来。手绢规规整整地折叠起来，还对角系在了一起。 姥姥的笑我是熟悉的，每次我来了的时候她都会拉着我的手这样凝望着笑，那是一种平常不怎么笑，终于遇到了可以由衷地笑起来的机会的笑。她不是不愿意笑，还是生活的重担太过沉重，压得日日操劳，时时不得喘息，没有空儿笑，也因为疲惫而无力笑。 这样将被压制了不知道多少时间的笑意，毫无吝惜地洒向她从城里来到大山中的外甥脸上，在她只是一种自然而然，是一种最质朴本真的表现。这是我在多少年以后才慢慢体会到的，在当时注意力就都在姥姥的手绢上了。 姥姥小心翼翼地解着手绢系在一起的角儿，因为手绢已经老旧，那些角儿甚至已经飞起了毛边儿，所以这样长时间系在一起以后，互相之间好像就长死了一般，姥姥因为长期劳动而黝黑粗大的手指很难一下就把它们解开；因为专注于解开手绢，她的小脚站立不稳，踉跄了两次。每次重新调整好了，站稳了，她都会对有点不知所措的我由衷地笑一笑。 我知道这是要给我只给予我的什么东西，譬如吃饭的时候专门给我留一块黄色的玉米面的窝窝头，他们都吃黑色的山药面的；譬如从板柜深处拿出一块不知什么时候的饼干来，专门让我吃——那饼干因为放的时间太久而有了一股浓郁的板柜味儿，是板柜里的衣服的味道。而实际上饼干也都是母亲来看望姥姥的时候带来的，除了刚刚拿来的时候会给每个孩子一块之外，剩下的每一块都被视作珍宝，只有姥爷在深夜里咳嗽的时候才会吃一块压一压；或者是谁病倒了，发烧的时候吃不了饭了，才会有吃一块饼干的特殊待遇。这是这个山村中的大家庭里的一点点最为高级的东西，是可以借之表达最高等级的关怀的食物。 手绢终于打开了，里面是折叠得很整齐的一卷钱。钱多是毛票，两毛一张的已经是大的了。一分两分五分的硬币被卷在毛票中间，因为手绢解开而被解放，完全散开，显得像是大一片钱；实际上加起来也不过一块多钱。 姥姥从中抽出了两张两毛钱还比较新的绿色毛票，递给我，说是压岁钱。我虽然小，但是也知道姥姥的钱来之不易，说什么也不要。姥姥劝着我，拉住我的手不让我向外跑，脚下有些站立不稳。 “这可是压岁钱，一定得拿着！现在不拿也好，先存着，走的时候再给你吧，省得你丢了！” 这样，从姥姥家过完了年回来的时候，我的铅笔盒里就有了四毛钱的压岁钱。等到多少年以后，我回姥姥家看望她老人家，给她一些钱，她总是立刻就又从其中抽出几张百元的票子来给我，说是她的心意。因为我已经长大，不能再叫压岁钱了。 那四毛钱的压岁钱的命运有点让人记忆深刻，不单单是因为它是从姥姥的手绢包里来的，还因为它们被花出去的方式。 我从姥姥家回来以后，没有上交这个钱，一直在自己的铅笔盒里装着。开学以后，顺着康庄的交通壕大沟爬上大坡以后，走到位于前卫路上的六一学校的门口，看见有一群同学正围着一个卖链条枪的小贩儿。 链条枪就是将自行车的链条拆下来，一节一节链子，每节链子都有上下两个眼儿，这两个眼儿就可以整齐地将一节节链条都套在铁丝弯成的手枪上。下面一个眼里穿出一根铁丝来起固定作用，上面一个眼儿里安装撞针，利用皮筋儿带动撞针击打放在最前端的“砸炮”，形成冒着青烟的逼真的开枪效果。 这对小男孩们来说实在是太有诱惑力的事情了，我加入围观的行列，看了很久很久，终于鼓足了勇气，说：我买！ 所以这么毅然决然，是因为其售价恰恰就是四毛钱，好像是专门给我的压岁钱准备的。我因为很激动所以也就显得很严肃地翻开书包，把铅笔盒拿出来，打开铅笔盒，从盒底垫着的一张纸下把那四毛钱抽出来。一系列动作水到渠成，像是训练过很多次一般。 我急于从小贩手里接过那把链条枪，急于从一张红色的砸炮纸上撕下一个片状的砸炮来，装到链条里，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潇洒地冲着天空放了一枪。枪声实际上不大，但是那缕青烟却是实在逼真，很像在电影里、在小人书里见过的场面。周围一片同学都痴痴地望着，望着我这样从来都沉默的人，突然像英雄一样成了中心人物。 无奈上课的预备钟声已经敲响，大家纷纷跑向学校大门，自己的辉煌一瞬间就结束了。 等待着自己的，是回家以后的疾风暴雨。从来没有打过我的父亲虽然依然没有打我，但是在劈头盖脸的训斥着的时候，将一根手指头狠狠地厾在我的脑门正中，厾了我一个趔趄；而更有杀伤力的是母亲忧郁的表情，她对我不能珍惜姥姥在那么困难的处境中给予的这压岁钱而幽怨着，坐在那里，却始终没有说什么。 这份压岁钱给予我的，是终生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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