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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谈天下，真诚论古今。一切烟消云散之后，那熠熠发光的，必然是伟大而高贵的灵魂！ 六 国 赋 文／侯川 一 看过《大秦帝国》《大秦赋》或者张艺谋《英雄》这类影视剧的人，一定知道，在这些垃圾影视剧里，除了秦国，其它六国，君不君，臣不臣，一群窝囊废、稀松蛋；六国的人才也都得不到重用，一个个往秦国跑；六国的老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每天都盼着秦国来解救……总而言之，蝇蝇苟苟，庸庸碌碌，死猫扶不上树，一个个被大秦灭了，真是活该！ 还有，学过初中历史的，那一定都知道，战国时代，战乱频仍，生灵涂炭，天下大势，分久必合，秦灭六国，统一天下，那自然是历史必然，大势所趋了。 那么，战国时期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呢？大秦帝国是那样强大，那样神武，其它六国真的就是江河日下，一无是处吗？ 时至今日，拣秦“屎”、颂大秦者，大有人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战国时代的“六国” 吧。受《大秦赋》的启示，就让我给这篇东西起个标题，叫《六国赋》吧。 二 何谓“战国”？从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算起，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司马迁、刘向等历史学家把这段时期就叫做“战国”，前后历时233年。战国上承春秋乱世，中续百家争鸣，后启秦汉帝国，是中国的思想、学术、科技、军事以及政治发展的黄金时期。那么，统一后的秦朝、汉朝在思想文化方面有没有超越战国时期呢？我看这个问题实在不那么简单，还真不好轻易回答。 众所周知，孟轲、庄周、墨翟、韩非、列御寇等杰出的思想家都诞生于战国时期，他们都有思想著作传世，这里不再详述。下面我们着重来了解一下“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就是战国时期齐国官办的高等学府，位于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稷门附近。“稷”是齐国国都临淄城一处城门的名称，“稷下”即齐都临淄城的稷门附近。齐国君主田午在这里始建学宫，即“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国家官办、私家主持的高等学府。大家都知道的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发生于战国时代的蔚为壮观、光耀千古的“百家争鸣”，就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逐渐展开的。作为当时百家争鸣的中心园地，稷下学宫有力地促成了影响波及天下的思想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在此期间，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思想学术著作相继问世。《宋子》《田子》《蜗子》《捷子》等，今已亡佚。《管子》《晏子春秋》《司马法》《周官》等典籍之编撰，亦有稷下士人的参与。齐宣王时，受上大夫称号的稷下士人多达七十六人。 稷下学宫在最为兴盛的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其中主要的如道、儒、法、墨、名、兵、农、阴阳诸家；汇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有著名的思想家如孟子（孟轲）、荀子（荀况）、淳于髡、邹子(邹衍)、田骈、慎子(慎到)、申子(申不害)、接子、季真、涓子(环渊)、彭蒙、尹文子（尹文）、田巴、鲁连子(鲁仲连)、驺子(驺奭)等。 著名的思想家荀况曾经三次担任学宫的“祭酒”，即学宫之长，也就是现在说的大学校长。这个“大学校长”，其位置至少应该不低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校长。当时，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 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诘难、吸收，成为真正体现战国“百家争鸣”的典型。更为可贵的是，当时齐国统治者采取了十分优礼的态度，封不少著名学者为“上大夫”，并“受上大夫之禄”，即拥有相应的爵位和俸禄，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不任职而论国事”（《盐铁论·论儒》）。因此，稷下学宫在当时具有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性质，它既是一个官办的学术机构，又是一个官办的政治顾问团体。 《大秦帝国》小说中虚构了孟子和荀况、孟子和张仪两场辩论。孟子跟比自己小59岁的荀况辩论，被荀况驳斥得哑口无言，最后竟然向齐威王建议（历史上孟子至齐国，是在齐宣王时。笔者），处死荀况。孟子跟张仪辩论，张仪不费吹灰之力，把孟子批驳得体无完肤，使孟夫子大有无地自容之状。在《大秦帝国》电视剧中，是不是编导们觉得让孟子跟荀况辩论太过荒唐，我无从知道。也许是为了突出商鞅的形象吧，编导们大笔一挥，改为孟子和商鞅在稷下学宫展开的辩论了。商鞅有没有到过齐国稷下，我无从查考，但是在历史上，孟子来到齐国，是在齐宣王时，而这时，商鞅在秦国变法业已成功。 一句话，不管是《大秦帝国》小说还是电视剧，关于孟子和荀况、张仪或商鞅之间的辩论之事，全是无中生有的屁话！我怕污了稷下学宫的声誉，故略作说明。 总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稷下学宫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影响，纵贯两千多年，至今不衰，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影响必然还将持续下去。 三 汉代刘向在《战国策》叙录中说：“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这就是说，在战国时代，除了战国七雄，还有其它五个“千乘之国”。这里我们只说“战国七雄”。那么，除了秦国，其它六国的君主们，到底都是一些怎么样的人呢？ 战国时代，由于兼并战争日趋激烈，各国的君主们不得不面对日益严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样一来，人才，当时叫“士”或“策士”，大约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社会地位便空前上升。 整个战国时代，六国的君主们对待“士”人，从没有发生过像秦始皇“焚书坑儒”、明清两代大兴“文字狱”之类的恶性事件，也绝没有像元朝那样给知识分子确定“七妓八娼，九儒十丐”的社会地位，更不会有“臭老九”的高帽子供知识分子戴了。 据《战国策·齐策》记载，有一次齐宣王召见一位高士颜斶，见颜斶进入宫殿后就止步不前，就唤他道：“颜斶，过来！”不料颜斶还是一步不动，反而呼唤宣王说：“大王，过来！”宣王听了很不高兴。紧接着，他们之间便展开了一场到底“士贵”还是“王贵”的辩论。最后，齐宣王终于明白了颜斶所讲的道理，意识到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和社会，人才对一个国家的极端重要性。 接下来，齐宣王真心诚意地请颜斶留下来，做他的老师，以便随时向他求教。不料，颜斶过惯了自由自在的生活，向齐宣王道了声拜拜，转身走了。 齐宣王是什么人呢？对了，他正是稷下学宫最为兴盛时候齐国的国君，也是战国时期齐国最为强大时候齐国的主政者。 在中国历史上，大张旗鼓地招贤纳士，真心诚意地对待各种士人，恐怕莫过于燕昭王了。 起初，燕国是北方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国，国都为蓟城，燕昭王即位后，高筑黄金台，师事郭隗，广招贤才，士人争相赴燕。他外用苏秦，内用乐毅，经过长期休养生息，燕国渐趋强盛。燕昭王二十八年（前284年），派遣乐毅率军联合五国之师攻齐，大破齐军，占领齐国城邑七十余座，齐湣王败死。燕国进入鼎盛时期。唐代天才诗人李贺的诗句“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化用了燕昭王求贤的事迹。伟大诗人李白曾写过一首五言诗，颂扬了燕昭王求贤若渴的千古佳话：“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据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足见燕昭王在历史上的影响之大。 而且燕昭王用人之诚，待人之厚，在历史上真可以说是无人能及。 当大思想家邹衍来到燕国时，燕昭王亲自用衣袖裹着扫把，退着身子边走边扫，在前面清洁道路。入座时燕昭王主动坐在弟子座上，把邹衍当做自己的师长恭敬礼待。他还特意为邹衍修建了一座碣石宫，供其居住讲学。 乐毅之所以能充分发挥其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是与燕昭王对他的绝对信任、坚定支持分不开的。当乐毅在齐国攻城略地之时，燕昭王充分信任，丝毫不加干预。当乐毅久攻莒和即墨两城不下时，太子受人挑唆，向燕昭王进谗言，说大将乐毅费了三年工夫还打不下莒和即墨，是因为乐毅阴谋以恩德感化两地的齐国百姓，等他们真的归顺了，乐毅便可自称齐王。燕昭王一怒之下，竟然怒气冲冲地把太子打了二十大板。 看看，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王，包括秦始皇、秦二世，在礼贤下士、重用人才方面有没有赶上燕昭王的？ 齐宣王、燕昭王是千年难遇的明君，那么战国时代所谓的昏君又是怎样的人呢？比如楚怀王、梁襄王，尤其是楚怀王，那是每个中学生都知道的“铁定”的昏君了。毫不客气地说，这要拜中学语文或历史教科书所赐。 大家都知道，楚怀王是轻信了张仪的鬼话，上当受骗，到了秦国被软禁，最后客死他乡。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在责备、嘲弄甚至咒骂楚怀王的昏庸无能，但是，又有谁质疑过张仪的欺骗行径呢？有谁遣责过秦国的暴虐无道呢？难道说，不讲信义、谎话骗人的行为很高明，智慧过人，而受害者楚怀王就一无是处，活该倒霉吗？这究竟是什么道理？ 仔细想想，我们对楚怀王和张仪的评价与态度，不就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成王败寇”的陈腐理念在作怪吗？ 我们再从对待屈原的态度来看，楚怀王这个人其实还是比较善良的，屈原不就是被放逐了吗？楚怀王对他用刑了吗？牵连他的家人了吗？至于屈原最后抱石沉江，那是由于楚国的国都被秦国军队攻破，这个原因我想大家都是知道的吧？ 我们设想一下，屈原要是放在秦国，国君不喜欢了，疏远他了，那会是什么情况呢？想想商鞅、范睢、白起、吕不韦……恐怕不太乐观吧？ 我们再来看看梁襄王吧，孟子说他是“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梁襄王这人，远远看上去，不像个国君的样子，走近到跟前，也感觉不到有啥让人敬畏的地方。这话是孟子游说梁襄王，从梁襄王那儿出来后说的话。试想，人家好酒好饭款待上，听你讲“仁政”的道理，完了你倒给人家来这么两句。这事要放到明成祖的身上，恐怕“十族”也不够人家灭；要放到雍正或乾隆身上，满门抄斩也不是不可能。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的是，梁襄王并没有把孟子怎么样。 这就是“六国”，令人高山仰止的国君，大有人在！就是平庸之君，或昏君，他们待人处事也是有一定原则和底线的。像秦王嬴政，一怒之下一挥手，二十七个大臣被斩杀，一战之下，四十多万降卒被坑杀，这类暴虐残酷之事，在“六国”似乎没有发生过吧？ 四 战国时期，实际上是一个由“士”的思想和精神主导引领的时期。整个战国时代，“士”人的思想、行为和精神深刻地影响到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及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士”，大约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但范围要广泛得多。只要有一技之能，都可以称得上是“士”。因此，战国时代的“士”，有三六九等之分，真可以说是五行八作，形形色色，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像孟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大思想家当之无愧自然称得上是“士”了，像屈原、颜斶、蔺相如、鲁仲连、侯嬴、荆轲、高渐离等高人义士堪称“士”的楷模，像邹忌、苏秦、张仪、毛遂等舌辩之人自然也是“士”，像吴起、孙膑、乐毅、田单、廉颇、李牧等都是深通兵家之道的“士”，就是像孟尝君门下的鸡鸣狗盗之徒被称为“士”，似乎也没什么问题。 战国，秉承春秋而来，那是一个崇尚侠骨士风的时代。“士”人们心怀天下，意气风发，铁肩道义，敢想敢做，当仁不让，义薄云天。战国之“士”，信义昭彰，一诺千金，他们的精神光照千古。 孟子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先后谒见齐宣王、梁惠王、梁襄王等国君，耐心细致地陈说“仁政”思想。“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品读这些句子，我们为一代伟大的思想家心怀天下百姓的家国情怀以及重视文教的远见卓识而深深感佩。“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这不就是孟子独具慧眼、超越千载的生态经济观念吗？两千多年前的孟子能有这等远见卓识，能不令人叹为观止吗？ 庄子，深刻地揭露出当时“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黑暗社会本质，坚决不与任何统治者合作，这是何等的智慧与勇敢；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这是何等的大德高行…… 千古而下，究竟有哪一个朝代能与战国时期诸子纷呈、人才济济、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格局相提并论呢？ 鲁仲连，齐国人，他是同颜斶一样冠绝千古的大德高士。鲁仲连口才卓越，谈锋机警，善于阐发各种卓异不凡的谋略与见识，为人高风亮节，无意功名利禄。他“位卑未敢忘忧国”，不把爱国挂在嘴头上，言必信，行必果，用自己的辩才弘扬大义，济危扶困。他曾帮助田单收复失地，光复齐国。最令人惊叹不已的是，当田单攻打聊城久攻不下时，鲁仲连来到了田单的军营，他给燕国守将写了一封信，紧紧抓住燕国守将既无法长期坚守孤城，又不能战败回国，而投降齐国又会被处死的尴尬处境与绝望心理，用片言只语将燕将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击溃，导致燕将最终自尽。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将不战而屈人之兵奉为所有兵法的最上策。不知鲁仲连之功，在军事学里又将如何评价呢？ 后来，秦国攻打赵国，围邯郸，形势非常紧迫。魏国有个叫辛垣衍的将军来到赵国，想要通过平原君劝说赵王尊秦为帝。鲁仲连知道后，经平原君引见，他见到了辛垣衍。鲁仲连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尊秦为帝的危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秦国是个不讲礼义而只崇尚战功的国家，用权诈之术对待士卒，随心所欲地奴役百姓。如果让它无所顾忌地称帝，进而统治天下，那么，魏王最终的结局只能是被秦王剁成肉酱。如果尊秦王为帝，鲁仲连他自己只有跳入东海去死。最后，辛垣衍将军终于被鲁仲连说服了，随后赵魏联军，打败了秦国的进犯。 当平原君赵胜最后要赏赐鲁仲连时，他坚辞不受，充分展示出一代名士襟怀坦荡、热爱自由的高尚风范。像颜斶、鲁仲连这些名士所具有的精神境界，才真正反映了中华民族思想与精神的高度。 像《大秦帝国》小说的作者及该影视剧的编导，还有《大秦赋》的编导，他们实际上根本不懂得战国这个时代。他们这些人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战国时代，其实是空想或者幻想出来的，并不是历史上真正的战国时代。 比如《大秦赋》剧中，燕太子丹要派荆轲去刺杀秦王，荆轲提出需要带上樊於期的人头。随后，燕太子丹带着几名武士，围住了樊於期，樊於期大叫一声：“我救过你的命！”然后就被武士杀死了。这种胡编乱造的剧情，不但侮辱了樊於期本人，而且给整个战国时代的侠骨士风抹了黑。我们翻开《史记·荆轲列传》，司马迁写得清清楚楚，经燕太子丹说明荆轲将要去刺秦的原委后，樊於期激于义愤，当即拔剑自刎。名贯千秋的燕赵慷慨之士，岂是《大秦赋》剧中所表现的那般熊样！ 五 战国时期，金属冶炼技术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铁制农具已普遍使用于生产之中，便于砍伐树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深耕除草的同时，农人们注意识别土壤性质，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作物进行种植。施肥技术提高，懂得用肥汁拌种，粪肥、绿肥和草木灰被普遍施用。开始注意选择籽种，防治虫病，实行畦种法，播种疏密得宜，便于通风排涝，善于培根、除草、间苗和掌握农时季节。普遍推广一年两熟制，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的粮食年产量。 随着农业生产及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也随着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百家争鸣”的崭新气象，科技、医药、建筑及历史学、语言学等领域也都取得了卓越而又光辉的成就。 我国医学的历史非常悠久。战国时期，医生治病已经分为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名医秦越人，医术精湛，号称扁鹊。他看病除了切脉以外，还创造了观察气色、声音、容貌的诊断方法，用汤药、针灸等进行治疗，治好了许多危难病症。大约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医学名著《黄帝内经》。这部医学著作总结了人体解剖、气血循环、病理、药物和针灸疗法等方面的知识，是中医学的重要经典。 战国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齐国人甘德、魏国人石申各自写出一部天文学著作，后人把这两部著作合起来，称为《甘石星经》。书里记录了一百二十个恒星的方位和木、火、金、水、土五个行星的运行。那时候，随着天象观测的进步，已有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等八个节气。 在物理学方面，《墨经》中有大量的物理学知识，其中包括杠杆原理和浮力理论的叙述，还有声学和光学的记载。其中关于光影关系、小孔成像等，被现代科学家称为“《墨经》光学八条”。 《山海经》大体上是从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由楚国或巴蜀人所著，也是一部旷古奇书。该书具体作者不详。《山海经》原著共22篇约32650字，现存18篇，其余篇章内容早佚。《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晚出的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理、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 《竹书纪年》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又称《汲冢纪年》《古文纪年》，该书对研究先秦历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竹书纪年》与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系年》相类。《竹书纪年》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 现存《竹书纪年》分为“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古本”为辑佚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 年，无规整的体例。“今本”纪事起于黄帝，终于魏襄王二十年( 前296) ，有较为完整的体例。《竹书纪年》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被秦朝焚书所毁的编年通史。此书开篇是以君主纪年为纲目，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学著作，书名为西汉末刘向所拟定，作者并非一人，成书并非一时。该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主张和策略，展示了东周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战国策》善于叙事明理，大量运用寓言、譬喻，语言生动，富于文采。 《尔雅》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词典。收集了比较丰富的古代汉语词汇，它是辞书之祖。《尔雅》是一本独立的词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尔”是“近”的意思（即“迩”。笔者），“雅”是“正”的意思，在此专指“雅言”，即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合乎规范的标准语。“尔雅”的意思是接近、符合雅言，即以雅正之言解释古语词、方言词，使之近于规范。 《尔雅》成书的上限不会早于战国，下限不会晚于西汉初年，因为在汉文帝时已经设置了《尔雅》博士，到汉武帝时已经出现了《尔雅注》。 鲁班，春秋末期鲁国人，主要生活在战国初期，又称公输盘、公输般等。鲁班对建筑及木工等行业贡献巨大，据说锯子、刨子、墨斗等都是鲁班发明的，鲁班的名字实际上已经成为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 水利方面，秦国的李冰父子在成都修建的都江堰，韩国人郑国在关中修建的郑国渠，都是战国时期影响极大的水利工程，可谓造福一方，惠及后世。 好了，窥一斑而见全豹，通过对上述文史知识的了解，我们对战国时代尤其是六国的认识，不应只停留于“兵者诡道”“弱国无外交”及“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外交争斗与残酷战争的层面，除此之外，对于战国时期在思想学术与科技文化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与肯定。如果像《大秦帝国》《大秦赋》的编导们那样去认识战国时期的六国，那岂不是太对不起中华民族的老祖宗了吗？ 侯川，六零后，作家、文学评论家，现居兰州。作品散见《飞天》《山东文学》《兰州大学学报》《当代小说》《中国书画报》《西北军事文学》《甘肃日报》《新疆日报》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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