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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土中兴”及余玠反攻兴元府的失败和其最后生涯 针对余玠在四川的防务部署，蒙古人也不是完全的无动于衷。虽然蒙古这个时间段大举进攻时候相对较少，但中小规模的进攻并不少。不过在余玠率领下，宋军多次挫败。淳祐三年(1243)宋军取得白土坪等大小三十六战的胜绩；淳祐六年取得对蒙古都元帅塔塔歹帖赤所率蒙军四路侵蜀的胜利；淳祐八年, 余玠发兵西征 , 三战三捷于岩州马鞍山 , 粉碎蒙军取道大理后顺势南宋的图谋。淳祐十年，四川已经“敌不近边 , 岁则大稔 ”, 不仅一定程度上恢复昔日繁盛 , 制司也始有长远打算。这种局面，是自宝庆以来，四川军民未有过的 , 号称“西土中兴”。此时 , 四川宋军已具能力主动出师。而余玠也因为守蜀有功，在淳佑八年（1248年），被任为兵部尚书，拜资政殿学士，给予与执政官相同的恩数，仍驻四川。 虽然余玠多次挫败了蒙古军的进攻，但是这些不是其最终目标，他是希望能够以山城为依托挫败蒙古进攻后收复川西和利州路地区，尤其是利州路地区，恢复当年宋金时代的川陕边界，也就是要实现杨文保蜀三策中所说的上策。为此余玠在淳祐九年时候就开始做准备了。淳祐九年余玠北上巡视与兴元府毗邻的巴州 (今四川巴中市 )，授命都统制张实在通江县得汉城山 (山因城名 )因险筑城。 城成后，命名为 “得汉城 ”, 取必得汉中之意。宋军在此储存粮草，作为出师兴元府输送粮饷的基地。淳祐十年冬, 余玠在重庆府集结出师军队 。应征而来的有制司帐下诸军、四都统司兵，还有各路诸州都统所率之兵。播州安抚使兼雄威军都统制杨文也选锐卒五千令部将赵寅率领，到重庆会合。余玠出师兴元府，可谓集中了全川精锐之师 。出师军队的总量 ,当时四川宋军已不满五万之数，除去后方留守，最多四万。淳祐十一年初 ,余玠在出师前夕，又命都统制张实在巴州西部平梁山建筑平梁城, 取抚平梁州之意。同年又令张实驻守并治缮巴州 。张氏又命主兵监修总管谭渊在州东南建筑小宁城 ,作为复兴之基。 余玠在备战期间，还多次派小部队北上扰攘兴元蒙军，施以心理打击战术。又采纳谋士阳枋“精明间谍 …… 行反间 ”的计策 , 遣间深入兴元一带集情报。曾设计离间蒙古兴元 主帅与利路帅，未果。十年，调集四川各路精锐，誓师北伐。以一部兵向陇蜀边界出击；自率主力，取金牛道向汉中进发。 淳祐十一年春，余玠正式出师兴元府。自古四川入汉中之路主要为金牛道和米仓道，余玠出师也以此二道为着眼点。东线米仓道，余玠命武显大夫谭渊为知东路马军总管、权知巴州军事，依托新筑的险峻山城屯兵储粮，牵制兴元蒙军。余玠亲率宋军主力, 经西线金牛道向北出击。蒙古阶州守将王德新，原为宋将，此时宋军压境，趁机反正。他擒执蒙古两位镇将，率领千余人马奔宋境龙州 (今四川江油)。宋军开局顺利 , 继续北进 , 并在金牛堡击败前来迎战的蒙军利路元帅王进，又与蒙军战于罗村、西县等地。宋军三战三捷 , 攻陷西县 (今陕西勉县西)。这几战中 , 赵寅所率播州贾勇军均担当前锋，“俘获颇重 ”，余玠亲书 “忠勇赵寅之旗 ”予以褒奖 。宋军随后开进到距兴元城仅三十里的中粱山屯扎，对蒙军形成监控之势 。余玠为切断兴元府同关外的联系 , 又暗遣部将烧毁唯一经大散关交通关外的栈道陷其于孤危之中。余玠在中粱山先对外称兵十万，然后树立竹木围障，涂以白粉，制造假城寨；又令士兵人执数个火把，“如约而举，旋视四山皆然” , 造成宋军数量庞大的假象迷惑蒙军。蒙军果然上当 , 主帅夹谷龙古带也登楼变色，视作大敌。但行省掾李唐认为宋军城楼为假 , 举烛更不过是“添灶”之类的计策 ,蒙军军心方得稳定。宋军战术也存失误处，李唐就认为宋军 “大兵远来 , 当乘锐速战 ”, 却忙于玩弄虚假计策，不过虚为声势 、乘机劫掠。他认定蒙军只要坚壁以老其师，伺其退军，遣骑兵控制险要地势 ,就能 将其击败。余玠也逐渐意识到问题严重性 , 随即对兴元城展开总攻 。宋军采用层层围城 、轮番攻击的战术 , “钩炮梯冲 , 环城数匝 , 谓为孤危 , 期日必拔 ”；攻城昼夜不息，以致“兜鏖夜烛 , 城为之赤”。在宋军进攻的影响下 , 汉中一带百姓纷纷前来投奔 , 协助宋军总攻兴元城。蒙军主帅也“誓死拒守，督战益急 ”, 城中官兵“昼或荷甲传食 , 夜则画地分守 ”, 顽强抵御 。 周边蒙军为解兴元之危，火速出兵救援。关外凤翔府都元帅塔思率骑兵往援，却因通往关内栈道早被烧毁，无从得途。值塔思一筹莫展时 , 部将程介福意外抓获三个经陈仓道逃归的兴元士兵。塔思免其死罪使为向导 , 率军直出陈仓 , 抵兴元城下 。秦州汉军主将郑鼎则率屯田军修复关外栈道，直入兴元。巩昌便宜都总帅汪德臣（汪世显长子）也率巩昌骑兵，“合诸郡，昼夜星驰”。大量蒙古援军的到来 , 打乱了余玠夺取兴元城 , 收复汉中的计划 。宋军此时优势不再 , 最重要的是缺乏骑 兵，如再一意攻城，有被蒙军围歼的危险 。余玠遂有计划开始撤军 , 先 “佯设虚寨 ”迷惑蒙军；然后焚烧驻地 , 从容回撤。在余玠回师途中 , 蒙哥于同年（1251）六月继任蒙古大汗，他在稳定国内局势后 ,继之“以带答儿统四川等处蒙古军、汉军，仍前征进”。蒙哥汗命安抚泾、豳二州的大将按竺迩还旧镇 , 阻击宋军。按竺迩遂遣“沔州石门 、阶州两水 ” 两地蒙军直捣龙州 , 将王德新反正时挟持的两位镇将“夺之以归”。兴元主帅夹谷龙古带也协同诸路援军追击宋军 ,在松树平获捷 , 迫使宋军“尽弃其俘而去 ”。至此 ,余玠出师兴元府之役失败 , 四川宋军此后再无北上出击蒙军的壮举 。 余玠反攻兴元府的出发点是好的，准备也是比较充分的，而且也不是一无所获，比如此战缴获了一些蒙古军的马匹。余玠曾向朝廷进贡缴获的蒙古战马五百匹。此外就是余玠北上，不少川北关陇居民响应南下，这就补充了四川的人口和兵员，也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此战最大的目的即夺取兴元府屏障四川却没有成功，而最终失败主要有一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宋军野战能力和攻城能力的薄弱及军事素质不及蒙古军。宋军普遍以擅长防守为主，要在野战中战胜以骑兵为主的蒙古军和汪德臣的陇右精骑，难度是非常大的。此外宋军军事素质比之蒙军，更相去甚远 , 战斗力仍然低下一些。余玠入蜀前，“蜀四戎司之兵遇敌辄溃 ”，阳枋也说蜀中军队 “人人常言百战不如一溃之说，边尘稍惊，望风奔散”。虽经余玠积极整顿，亦仅是人心粗定而已。反观蒙军和汪德臣所部，勇敢善战，加上骑兵的优势，兴元之战 ,蒙军以不满五千之众对抗八倍于己的宋军，竟坚持到最后 ,过硬的军事素质可见一斑 。以上因素 ,从内在 层面直接决定了余玠出师兴元府难获大效。 其次是战术上的失误。余玠从重庆率军远道而来攻击兴元府，虽然一路连战连捷，但是到了兴元府一带，未能趁敌军还未醒过来时候迅速的攻城，反而故意虚张声势，结果被李唐看穿，延误了不多的时间。而余玠面对蒙军可能的增援，也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亦未派任何部队阻援 , 坐等蒙军集结在兴元城下 。宋军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军。待到醒悟时候已经晚了，结果蒙古军和汪德臣部从凤翔府、秦州、陇右一带迅速增援的时候，余玠只能被迫撤军，否则一旦蒙古各部合围余玠，这几万人的四川精锐可就难保了。 再次是蒙古将领的能力和兴元城防及对其重视度。余玠反攻兴元府确实是出其不意，开始阶段比较顺利，也给蒙古造成了相当的恐慌。但是蒙古兴元府守将夹谷龙古带和幕僚李唐等绝非等闲之辈。加上夹谷龙古带在兴元府驻防达十五年之久，兴元城防发展和建设已经有了恢复，能够支撑下去。而且增援的汪德臣等部战斗力和个人才能都极其强悍，最起码不亚于余玠。当然更重要的是蒙古对兴元府、沔州、利州这三个蜀口要塞的重视度是相当高的。 最后是南宋高层的原因。余玠反攻兴元府这么重大的行动，南宋京湖战区的李曾伯和两淮战区贾似道方面并没有什么行动，连哪怕是佯攻的动作也没有，这是十分不正常也是不应该的。 反攻兴元府失败后，蒙古边开始准备反击，不过都被余玠挫败了。淳佑十二年（1252）十月，都元帅带答儿率军进攻嘉定。嘉定（今乐山市）地处岷江、大渡河、青衣江诸水会合处，上通成都，下达叙、泸、渝、夔，是南宋四川“镇西之根本”。余玠利用嘉定及其周围城堡进行抵抗。他把播州总管田万率领的5000士兵部署在至关重要的万山、必胜两堡，命他们恃险拒守。余玠亲率守将俞兴及各路援军“潜军夜出”，袭扰蒙军，最后伺机出战，“贾勇获胜”，粉碎了蒙古军的进攻。在蒙古军撤退过程中，余玠组织沿途山城守军不断阻击。汪德臣军由云顶抵左绵，守军乘夜劫营。汪德臣部进至苦竹隘，宋军再次发动夜袭。都元帅火签儿退至剑门关遇阻，汪德臣率军救援，又遭伏兵阻击，蒙古军在山城防御体系中到处挨打。 就在余玠挫败蒙古进攻的同时，他却面临着政治危机。宝祐元年（1253年），宰相谢方叔和参知政事徐清叟等向理宗诬告，攻击余玠独掌大权，却不知事君之礼。理宗听信谗言，召其还朝。余玠知有变故，愤懑成疾。同年七月，余玠在四川暴卒，享年五十六岁。有传闻称他是服毒自尽。余玠死后，理宗为之辍朝，特赠五官。次年六月，侍御史吴燧等奏陈余玠“聚敛罔利”的七罪，理宗下诏查抄余玠家财。之后又称他镇抚四川无方，劳军困民，命其家运钱“犒师振民”。十月，再经监察御史陈大方诬告，理宗遂削去余玠资政殿学士之职，并迫害其家属和亲信。直到宝祐六年（1258）十一月，理宗下诏追复余玠官职。 总体上来看，余玠帅蜀十年，虽然没有实现其手掣全蜀还之朝廷的雄心壮志，反攻兴元府也失利了，但是余玠任内构建山城防御体系，招贤纳士，安定民心还是有大功劳的。四川能在余玠死后仍然坚守四十多年，余玠及其创建的山城防御体系是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的。从这个角度讲，余玠是大功臣，是民族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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