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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的统一，是孝公以来兼并扩张的结果，前后经历了一百多年时间。因此，秦始皇继承先辈大业，对统一有充分的准备，并在实践中获得了极大成功，但如何巩固和建设这样一个空前广阔的国家，他却缺乏思想和政策上的准备。他没有如同《吕氏春秋》那样对未来国家的制度设施作出全盘的设想，而且他刚到五十岁就离开了人间，过早地失去了总结经验教训的机会。这样就使他在秦王朝的巩固和建设方面造成了许多失误，最后导致这个国家的覆亡。 秦始皇决策失误之一，是指导思想没有及时进行调整。商鞅变法确立了法家思想在秦国的指导地位。法家主张一断于法，有利于打击世卿贵族；法家讲究君主的权势和权术，有利于防止豪臣弄权，加强中央集权；法家提倡法后王，反对因循守旧，有利于因时变革，使国家充满创新的活力，法家要求信赏必罚，有利于国家令行禁止，充分发挥国家的机制；法家奖励耕战，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鼓励将士在战场上获取功名。无疑，法家思想的指导，对秦国夺得天下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但是，法家思想“严而少恩”，行事过于苛严残酷，又疏于人际关系，因而用以治国的弊病比较多。司马谈说法家“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法家思想可以指导秦国打天下，而不能长用治天下，这也是被历史实践证明了的。 秦始皇建立秦王朝后，为统一的成功所陶醉，没有及时认识到打江山和守江山的区别，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对治国的指导思想进行必要的调整，却进而将法家思想神圣化，一味地“以吏为师”，对国家政治生活实行高压政策，对人民则进行无穷的压榨。严刑酷法的结果是天下寒心。国家统一后只有几年，时局混乱，以致不可收拾。在内部关系的处理方面，恣意强化皇帝专制，用极端手段压制不同意见，斥逐长子扶苏，焚烧百家著述，坑杀学士，内部矛盾尖锐对立。 正是由于秦取天下后，指导思想没有及时进行调整，对于已经变化了的现实没有作出理论上的新的解释，用以指导治国的法家思想越来越脱离社会的实际，导致了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军事决策的失误。难怪汉代有人惊呼，秦王饵的迅速崩溃，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失误之二：统治政策的重心没有及时转移。秦始皇统一全国，从根本上来说，是几百年来经济运动规律的必然结果。经济的发展促成了统一，国家的统一为经济的新发展开辟了道路。全国的统一，也是劳动群众长期为之奋斗的结果。劳动群众进入统一时代之后，迫切的愿望是在和平安定的环境里从事生产和生活。因此，统一战争胜利之后，秦始皇本应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及时地实行统治决策的转移，将统治政策的重心由战争转入到和平建设，调整生产关系，以稳定在新征服六国的统治，以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经济。只有这样，才能使秦的统一巩固下来。 种种迹象表明，秦始皇对这一点并非全无觉察。他废分封，就是考虑到天下战争不休，也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堕坏城郭，决通川防，义去险阻”，以巩固统一的局面。应该说，秦始皇在统一后还是觉察到社会需要“宁息”的。但是，他看重个人的权势，更甚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因而他不可能找到社会“宁息”的正确途径，自觉地实行统治政策重心的转移。 相反，他为了满足个人对权势和财富的贪欲，统一战争刚刚完成，就马上进行南北拓边，使人民继续疲于奔命。 同时，又大修宫殿，筑坟墓，还有多次的大巡游，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无止境地加重了人民的劳役和赋税，再加上刑罚的严酷，让大批农民丧失了个体经济的地位，而成为国家的刑徒和奴婢。社会始终不得安宁，农民无法正常生产，经济的残破，更加速了社会的动荡。 历史实践证明，秦始皇没有，也不可能把统治政策的重心转移到稳定统一局面，恢复和发展经济上去。而这种政策重心的转移，又是当时形势所需，人心所向，关系到秦帝国统治的成败，秦始皇无视这一基本因素，结果丧失了恢复、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严重削弱了秦帝国的基础。 失误之三：没有安抚六国人心。秦的统一虽然有着深广的历史基础，但是，这种统一基本上是在十年之内用军事手段来取得的。由于时间短迫，极带强制性，统一的基础并不牢固。能否巩固和发展这种统一局面，既要取决于对六国旧贵族势力的控制，更要赢得六国人民对新的统一帝国的拥护。 东方六国政权林立，扎根甚深，延续数百年之久，贵族人数众多，且势力深厚。秦的统一战争给六国的打击是致命的，各诸侯国的国王无一漏网地被俘获，其余的绝大多数贵族均成为阶下之囚。秦对这些贵族基本采取三个措施，一是杀掉才智杰出的人，二是迁徙流放，如灭赵后，赵国的贵族被迁到葭萌，仅始皇十六年，一次就迁徙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三是将其降为奴仆。至于那些漏网的六国旧贵族，有的隐匿民间，如楚怀王孙心在民间为人牧羊，有的则亡命天涯，如张良、张耳、陈余等。从后来反秦斗争的形势看，六国旧贵族投入反秦行列者虽有一定数量，但真正的显要人物却极少，可见，秦始皇对六国旧贵族的控制虽有疏漏之的地方，但从总体看这种控制还是严格的、有效的。 六国人民是秦帝国的基本居民，耕耘着帝国的大部分土地。一般来说，六国人民对秦统一王朝的建立是支持并寄予希望的，但他们毕竟不同于关中秦国的百姓。他们是“新附”之民，既可以拥护新的统治者，也可以萌生复国的愿望，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即反映了这种情绪。 在如此情势之下，秦始皇理应采取措施安抚六国人民，以争取和赢得他们对秦王朝的拥护，但事实却与此相反。在现存的历史文献中，我们未能发现秦始皇给东方六国人民优惠政策的蛛丝马迹，倒有种种迹象表明，他对六国的统治政策，比对秦国故地更为苛严，压榨更为残酷。从始皇陵园及墓葬中发现的不少砖瓦，上有印文，记载有修造陵园的刑徒工匠的籍贯，大量的陶文表明，这些刑徒工匠都是从关东各地输送来的。六国人民被赶到边境服役的 “僵尸满野，流血千里”。这说明，秦始皇没有安抚六国人民，迫使他们萌发了叛秦复国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残余的六国旧贵族乘机面起，秦始皇无法赢得六国人民的拥护，秦的统一大业自然也就无法维持下去。 失误之四：北伐匈奴。在具体措施上，秦始皇的失误很多，如焚书、坑杀学士，大兴土木，寻仙求不死之药、重用赵高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北伐匈奴。北伐匈奴的失误，主要是在准备不足，主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过早地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 匈奴是在游牧生活环境中聚集起来的部落，迁徙频繁，难以控制，又善于骑射。在浩瀚的沙漠和草原上，昼夜之间他们能奔袭千里，而秦始皇没有武装并训练出强大的骑兵，面以步战，车战为长的中原之兵去对付匈奴很难奏效。再者，秦始皇在没有实行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没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情况下，又进行大规模的北伐战争，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实难支撑，因而不得不将战争的负担转嫁给百姓，其后果可想而知。 就其后果而言，北伐匈奴虽暂时延缓了匈奴的侵扰，但使秦帝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秦从匈奴手里收回了河南地，但三十万大军只好“宿兵于无用之地”，进退两难。不仅如此，还得在漫长的北部边境上修筑长城，以此作为抗拒匈奴的屏障。蒙恬所部大概三十万人，筑长城大概四十万人，再加上后勤运输等数十万，北伐匈奴实际动用了一百几十万的壮丁。这些人被征用，不仅在广大范围内影响了社会生产，同时大批兵卒、筑城者、运输夫的死亡，严重摧毁了社会生产力。至于北伐匈奴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更不知有多少。总之，由于北伐匈奴，迅速激化了秦朝的社会矛盾和其他矛盾，最终掀起了反秦大起义的狂澜。 贾谊在总结秦亡的教训时指出：一要总结历史经验，并根据当时的情况制定政策和策略，并运用于社会实践之中；二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变换统治方法，有步骤有节制地进行社会改革。秦始皇的统治之所以连连失误，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不能审时度势，从客观实际出发来决定统治的方略和具体的社会政策，而是高踞于封建专制之巅，以自己的意愿为中心，结果脱离了他所依赖的社会意愿，脱离了历史发展的需要，招致了二世而亡的惨重结局。 结语秦始皇不愧为一代枭雄。在秦的昌盛道路上，他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在秦的衰亡过程中。也给后人留下了失败的教训。胜也罢，败也罢，这已经是远离我们的历史了。但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我们在今天追求美好的未来时，也可以从秦始皇那里得到某些经验和教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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