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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特赦后的宋希濂与易吟先结婚，随后夫妇搬到了北京东城区前厂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居住。 前厂胡同位于东四和灯市东口之间，和周围一些又宽又直的胡同相比，它很不起眼，路面狭窄，汽车无法通行，从东口走进胡同，要拐两个弯路面才打直。 宋希濂的新家5号院是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一进院门，有个细长的小过院，也叫外院，三间南房。由外院过一道中门进入主院，主院里有北房(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正房、厢房都有前廊，一道“抄手游廊”把中门与这三座房屋的前廊连接起来。 房子是青砖灰瓦，绿窗红柱，屋里的地面铺着蓝花小磁砖。院子里种了两棵枣树，正房西北角有个小角门通向后院，后院里有几间“后照房”。 与宋希濂同住在5号院的还有三户人家，他们也都是出身黄埔的名将。住在主院正房的是原国民党起义将领唐生明，因为他是起义将领，待遇最优，也是最先搬到这里居住的。杜聿明住在西厢房，宋希濂一家住在东厢房，郑庭笈一家住在外院的三间南房里。 他们四人中有的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有的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开会、学习、撰写史料，成了他们后半生的主要事情。四个人在同一个单位上班，由同一个单位发工资，都在前厂胡同5号安了家，成为朝夕相处的邻居。工作之余，他们在院子里栽栽花，浇浇树，体味着昔日动荡生涯中不曾得到过的清静和悠闲。 可清静的日子并没能持续多久，几年后，文革爆发了。 1966年的一天，5个戴着军帽、穿着军装、佩着红袖章，看上去不过十五六岁的红卫兵冲到了5号院里，把宋希濂等人统统叫了出来，命令他们站好队形，大声训话。宋希濂等人早就得到消息，一定要老老实实，不得顶撞。 见他们都还算老实，红卫兵们也没有动手，免了一顿皮肉之苦。第二天上午，5号院门口就贴出了一张《通令》： 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们: 你们听着 1.勒令你们自动减低工资，过与劳动人民同等的生活 2.勒令你们不许雇用保姆，禁止再过寄生虫生活。 3.勒令你们从明天起，分工负责清扫前厂胡同，不得有误。 当晚，看了《通令》的四人共商对策，决定立即答复。于是由宋希濂执笔，匆匆成文: 诚恳接受红卫兵小将的监督、改造! 1.每月工资已从本月起由政协机关扣除，减低工资，与劳动人民过同等生活是应该的。 2.我们没有雇用保姆。今后也不会雇。过寄生虫生活是可耻的。 3.从明天起，保证把分配给我们的胡同地段打扫得干干净净。另还有什么活，只要我们能做的，还可以多干一些。 身为起义将领的唐生明单独另写一张，以示与特赦人员的区别。 答复贴出的当天下午，一队红卫兵开进了前厂胡同5号，命令四人在贴着大字报的墙根下站着。他们个个低着头，大气不敢出，静静地听其中一名小将训话。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红卫兵们喊完口号就走了。宋希濂回到了家，躲在屋子里的易吟先急忙上去询:“怎么样，挨打了吗?”易吟先问这个话是有原因的，就在不久前，他们的好几个老同事都被拉上街游行，饱受皮肉之苦。 宋希濂苦笑着说“看来只能老老实实服从命令听指挥了，希望能躲过这场暴风雨吧!”夫妻二人相对无言，一夜未眠。 第二天清晨，宋希濂就拿着扫把，同杜聿明等人一起分段打扫胡同，以后天天如此。红卫兵总部还曾派人来看过多次，可能是对这些顺从的“战犯”表示满意，也可能是因为批斗早已经盖棺定论的战犯没有什么轰动性的成绩，他们也没有再发布什么命令，久而久之，也不来过问了。 就这样一直到了1966年国庆节前，正在家中浇花的宋希濂突然接到天安门观礼请柬，并安排有小汽车接送。前几年，他们也接到国庆节观礼的请柬，但今年却意义不同了，这意味着他们的前途还不至于太危险。 观礼过后的10月2日清晨，他们四个人依然扛着扫帚到胡同扫地，居委会主任却通知他们，以后再也用不着扫地了。 显然，居委会主任的做法是来自上级的精神，不得斗这些前国民党高级将领。这个“上面”不是别人，就是他们十分敬仰与信任的周总理。当时的周恩来总理，顶着巨大的压力保护了他们这些“特赦战犯”。 虽然风暴过去，小院又恢复了平静，但宋希濂一直惶惶不安，夹着尾巴做人，鲜与外界交往，处处谨言慎行。当时也不需要去政协上班了，他干脆留在家中整天看报、下棋，连工资都是由沈醉代领，倒也自得其乐。 易吟先的确是个贤惠能干的人，她平常的心思都放在怎样操持家务，好好过日子，做可口的饭菜，侍候好丈夫女儿上面。她烧得一手好菜，顿顿不重样。由于宋希濂的身份，还能享受一些特殊待遇，饭桌上断不了肉、蛋、鱼，也少不了湖南人最爱吃的辣椒和苦瓜。 1976年10月，担心终于结束了，这个小院虽然表面看来和以前没什么两样，但也能发现一些新的变化:宋希濂的心情开朗了，脸上也有了轻松的笑容。 （照片左一宋希濂，左二侯镜如，左三杜聿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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