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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选自她们的青春，占有兵/摄影) 1， 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你当时做中国周刊，要写小人物的命运？ 问题的由来，有两个原因。 一是当年我们所做的杂志的名头，大名中国周刊（其实被迫做的是月刊）。 很多人的感觉里，这个名字应该做代表中国的大人物大事件大企业， 归根到底，就是大话题。 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来自与营销部门同事的交流。 当时杂志在机场等地方卖得不错。今年初一位第一次见面想劝说我出来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她当年就是每期都在机场买，也因此从那时起成了我的“铁粉”。当时营销部门的同事认为，既然杂志在机场等高端消费场所卖的不错，说明读者定位相对比较高。 同事说，那些精英人群，会关注小人物底层人物的命运么？ 我记得当年在跟采编部门同事交流时，谈到从个体命运的跌宕起伏表征中国变迁的思路时，我说，我们要写的，不仅是大人物大企业大事件，他们固然代表着中国的一部分，写他们，即如登高声自远一般，容易产生影响，但他们只是中国的一部分，是宝塔尖上的人物。 我们还要写更具典型意义的城市中产阶级，普通人，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命运。他们同样代表着这个国家的喜怒哀乐。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写小人物、底层人物的命运。他们是宝塔的基石，是沉在水面下的冰山。即如我的父母。如果我不能为我父母他们的权利说话，我就不配为人之子。这是最朴素的情感和思考的出发点。 一个国家的代表，固然可以是光耀人前的明星大人物，但决定一个国家社会进步水准的，其实是底层人民。他们的命运，同样也代表着中国。 当年斯诺编的现代中国小说集《活的中国》，就是这个意思。 2， 当然，一本杂志也只是一本杂志而已，它不是政府，不是慈善救援机构，它只能从媒体的特征出发，来思考这些问题。 如何让底层人民的生活进入跟他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视野，需要在技术上探讨。 当年我跟同事们讨论这一点的时候，我总是建议同事们去挖掘那些带有典型意义或非典型意义的个案。 典型意义的个案具有广泛代表性，其传播价值大，容易引起共鸣。 非典型意义的个案，要么具有传奇性，要么极端化，超越我们常人的想象。 但无论是传奇性还是极端化，指向的，都具有社会价值。 比如，我常常举一个例子，是中国周刊创刊初期朱顺忠写的一篇报道《偷牛贼罗娃之死》http://focus.news.163.com/09/0618/17/5C40H6HG00011SM9.html。 罗娃是四川一个农民，多病，其惯常的行为是偷牛，偷了还留下印记，好让牛的主人和派出所能找到他。 为何？ 因为他希望被抓进看守所，进了监狱，他的病就可以医治了。 这样一个近乎传奇极端的故事，指向的是农民的社会保障，同样也反映了底层人民的善良，无论是作为偷牛贼的罗娃，还是警察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抑或是乡镇工作人员。 人心都是肉长的。 用好的文本来还原这个故事，能不打动人么？ 后来李佳蔚同学的《新星号船员之死》 http://www./bencandy.php?fid=45&aid=4074&page=1 “我忘了有一只小鸟在慢慢地长大。这小子和老子小时候一样不爱吃菜,你把菜剁细碎,他没办法分辩(辨)就吃了。” 当我读到文章里这句话时，我的心被刺痛了。我后来在谈到跟自己女儿的关系是，常常用新星号船员留给世人最后的短信来形容： “我忘了有一只小鸟在慢慢地长大。” 如果放在今天来重写这篇稿子，佳蔚一定会比过去写得更好。 后来杨洋又写了篇《入狱养老记》，这种奇葩故事，将来会不会落到我们中某一个人头上？谁也不敢保证。 我一直认为，我的前同事，南风窗前记者石破兄，写小人物的命运是写的不错的。 为什么能写的不错？ 因为自己有情怀，自己能够了解并理解别人的生活，能够把人性美好善恶猥琐丑陋的东西想法呈现出来。 3， 当年中国周刊2011年六月号里，影像版《他们的青春》中，用了一张图，是打工妹在墙上对爱人的留言。 我在审稿时，仔细阅读了墙上每一处文字和涂鸦，心里酸得很。 我跟晨明说，仔细看完，心里真的很难受，被刺痛的感觉。 杂志出来后，我拿着杂志，又仔细地把那幅照片里墙上的文字和涂鸦看了遍，心里依然很酸涩。 打工妹也有自己的青春，也有自己的爱啊。 谁没有？ 在情感和人性方面，无论善恶美好与丑陋，都一样拥有。 这与阶层无关，无论他处在金字塔尖，还是被牺牲压抑在塔底。 所以，这样的呈现，无关地位高下，身份悬殊，而只与人性情怀相关。 在一个体制重压面前，庙堂转瞬奔江湖，首富即时阶下囚，每个人都是小人物，都有自己的难言之痛。 谁也无法逃脱。 在这个意义上，命运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小人物，都是被侮辱与损害者。 只是有些人运气好，攀上了王谢之堂，有些人运气不好，不幸跌落在粪溷之中。 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不同程度表征着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命运。关切他人命运，就是关心自己的命运。 关于老朱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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