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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昨晚在酒后的愤怒中2点才躺下，早上7点多就起来了。头脑清醒——后来诸位好友说还得感谢昨晚的酒好。洗完澡，整理好公号流水账，去餐厅喝了碗粥，一杯红茶。 新周刊的早安鸡汤还是相当不错，今天的那条，我也摘录了下来： “我该在我快乐过的每个地方，都埋下点珍贵的东西，然后等我老丑痛苦时，我回来把它们挖出来，慢慢回味。——《故园风雨后》” 我现在就在回挖回味的路上。 继续读书。 “惠暴宽贼”。今天读到一个词，言简意赅。语出《荀子·正论篇》。 上午读完瞿同祖先生的名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书是丝途路上过成都，石男送的，他很意外我没读过这本，强烈建议我读一下。 果然大长见识。过去自以为对传统文化了解不少了，及读此书，方知自己实在是井底之蛙。除了本书主述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以及法律由法家转被儒家掌握，中国古代法律如何演变成儒家主导法家辅之的，更向我展示了礼教之下，中国传统社会的残酷性，虽然以前也知道很多，但如此集中呈现，真是不寒而栗。 中国古代的礼教社会，实是以礼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表面细致无遗的繁文缛节，实为严防身份地位阶级，也是权力之分。即使国家主权收会后，也还是如此。在此差序格局下，若违礼教，万民皆猪狗。 鲁迅说，每一页都藏着吃人两字，这本书里，从法律的角度，将吃人及何以吃人，讲得清清楚楚。 倡导复兴传统文化的，一定要认真读这本书。不了解传统，你连复兴的是什么传统都不知道。 【儒体法用】“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住德教?用周政乎！” 传统向说中国古代内圣外王儒表法里，但瞿同祖此书，似并不认可儒表法里。瞿氏认为，秦汉之前，封建时代，儒法各有，法绝不认儒之礼，而儒其实在礼为根基情况下，也认同法的作用。秦汉法家韩非子商鞅皆出自儒门。汉初诸天子，皆不喜儒家，待到汉武，儒家才翻身。汉武以后，中国的法典，皆出自儒家之手。尤其北魏时，鲜卑贵族使用未曾南迁归附的儒家释法，儒家用礼释法，偷梁换柱，及此定型。所以，四库全书提要说唐律一准乎礼。这显然不是儒表法里，而是儒为体，法为用，儒体法用。 中午退房，集体去用午餐，去吃永安菜，永安是竹乡，菜式据说也很有名，老饕有福。 餐前先喝茶。据说，在福州，每个餐馆房间，都有一张茶桌。在成都武汉，据说每个房间，都有一张麻桌；而在我们大江苏，每个房间，都有一张牌桌，饭前掼蛋。 中午吃永安菜，喝还魂酒福矛。喝了3两。菜如永安老豆腐，活络肉，茶油香菇，土鸭炖红鲟，笋干，永安粿条，水煮鸭胗，芋饺，老酒炖溪滑等等，都相当不错。 午饭之后，与福州的朋友道别，感谢深情厚谊，连吃带拿的。去往机场路上，我像往常一样，很快就进入睡眠状态，这是一种本事，是自我恢复的本事。 办完登机，经过漫长的通道，已经登机了。登机，起飞前照例先睡，起飞后开始读书。今天开始读《纳粹嗑药史》。 “对所谓‘管制药物’的监管是一种有效的权力手段。执政者通过这种方式来调控，哪些用于刺激大脑的药物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这种调控并不是以科学认知为依据，而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诺曼·奥勒《纳粹磕药史》中文版序） “在一个只有元首一人拥有诱惑权的体制里，任何‘诱惑品’都是没有存在空间的。” 说得很对。 飞机准点落地北京，不过滑行之路所费时间破了我坐飞机的历史，下飞机后又步行了很长的通道。孟雷告知朋友事，问候，并自警也当自我珍惜了。 在机场与诸兄弟道别，本想坐地铁回家，想想手上还拎了东西，于是叫了辆神州，正好还抢了个200的大包，很意外，叫到了辆豪华奔驰，接短信说升格为金卡会员。好吧，最近坐坐飞机都是叫的神州。回家路上，启动拉黑功能，也不知拉黑了多少，都是一路货。被自己同行骂了，还栽赃我头上。一忽悠就冲动，智商堪忧。 网友@老刘在德克萨斯说得好，动不动就捅到马蜂窝的地方，人群的行为方式大致也跟马蜂差不多。第三世界现代文明化失败的人群容易集体歇斯底里。离这种creatures远点，寒冬降临，马蜂变成了蛹，就能消停一个季节。 嗯，这也是对我的训诫。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今天的新闻有三条，一条是关于电影的。 复旦邓建国老师说得对，“没有一部不受操纵的著作、电影或广播电视作品。因此，问题不在于媒介是否受到操纵，而在于媒介受到谁的操纵。故而革命性的想法不应该是废除操纵者，而是相反 —— 要让人人都能够操纵媒介。” 另一条是关于俞敏洪的。 俞敏洪老师说，中国女性的堕落导致整个国家的堕落。 鲁迅曾写道：“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亡吴，杨贵妃乱唐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是不会有这么大的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由男的负。但向来男性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另一条，是关于苏州马拉松的，这样的地方，组织成这样，实不应该组织马拉松了。 回家，再度抄笔。日课。坚持，则有万水千山。 写完字，发了两条关于俞敏洪的评论： “俞敏洪先生的错，可能是口误表达不清，没有歧视之意。但这种习惯性表达不清的背后，实际上是中国式逻辑所致，习惯了个案推及整体，习惯了中国式的代表与被代表，而已。 而其后面追加的自我辩解，虽然变成了正面说辞，其实依然是原来的逻辑，错上加错。” “一个数千年男权社会，男性立场主宰了一切，你们好意思今天还抱着红颜祸水的牌子不撒手。” 真是。 午夜读到经济观察报关于帕特里夏·奥夫德海德的纪录片的几段文字，我觉得也可以找这本书来读读，这里摘录几段，作为提醒： 纪录片讲述关于真实生活的故事，并宣称自身的真实性。怎样才能以真心诚意来完成这一目标，讨论永无止境，答案也五花八门。随着时间的流逝，纪录片不仅仅被制作人，也被观众一再重新定义。观众无疑塑造着一切纪录片的意义，因为我们会将自己对于世界的知识和兴趣与影片制作人向我们展示的一切相联系。观众对影片的期待也以先前的观影经验为基础，我们不希望被玩弄和欺骗。我们希望看到关于真实世界的一切，也希望看到真实的一切。 我们的的确确希望一部纪录片公正、诚实地再现某人对于现实的经验。这就是迈克尔 · 雷比格老师在他的经典教材里曾提到过的、制作人与观众的契约：“纪录片这一年轻的艺术形式中没有规则，只有一系列的决定：决定你的底线在哪里，决定怎样遵守你将与观众订立的契约。” 在短短的历史中，纪录片常常由那些位于主流媒体边缘的人制作。很多纪录片踩在主流媒体的边缘，采取一种稍稍不同的解读现实的方式，努力想要真实地展现关于权力的话题——也与权力对话。它们常将自己视作公众演员，不仅仅对着观众说话，也对着公众群体中的其他成员说话。 关于老朱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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