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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洛阳纸贵”看古人读书到底有多难

2021-01-12  风舞猿   |  转藏
   

成语“洛阳纸贵”,出自《晋书·文苑·左思传》:“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洛阳纸贵”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西晋泰康年间,洛阳才子左思,用了整整十年,写了一部文学巨著《三都赋》。人们争相传抄,因为抄写的人太多,京城洛阳的纸张供不应求,导致全城纸价大幅度上涨。

左思像

人们为什么要抄阅著作?纸张价格又为什么会上涨?这一切,都得从古人看书那些事说起。

没有印刷术,没有新华书店和网上书店的时代,读书人学习所用的书籍,并不那么容易获得。想看书,甚至有钱都买不到。

接触不到的书籍

在我国的夏、商、周时期,书籍被当作国宝对待。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成王分封诸侯,分给鲁公的器物中,有“典策”,即周王室所藏书籍。

周成王将书籍和其他三种宝物“夏后之璜” “繁弱” “彝器”并列,可见书籍的珍贵。

正是因为看重书籍,春秋以前,书籍由少数统治阶级所有,主要掌握在“史”手里,“史”是掌管著作、档案和图书的官员。书籍的流通被严格限制,形成官书垄断,普通百姓根本无法接触到书籍。

春秋以后,随着“士”阶层的出现,他们要求打破知识垄断,于是书籍就扩大到了这一群体。

私学的兴起,也让民间的书籍逐渐多起来。战国时期,庄子曾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战国策》也记载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后来,苏秦发迹了,与家里几十箧藏书不无关系。

到了秦代,秦始皇想要通过“挟书律”和焚书坑儒,来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的目的。禁书法令规定,私人不能收藏、生产书籍,这就导致书籍只能由政府机构编撰和管理,文化资源被牢牢掌控在统治者手中。

那时的书籍,一般由手工书写在简策和缣帛上。竹简书沉重且不便携带,帛书成本又高昂,于是出现了“口耳相传”的流通方式,即前人将书的内容背诵下来,再传授给后人。

出土汉简

汉惠帝四年(前191),取消了禁书令,允许民间私人藏书,书籍可以自由流通了。出版机构除官修外,还出现了私修。官修和私修书籍,统称“写本”。

但书籍还是被掌握在少数特权阶层手中,仍然无法直达普通百姓。两汉时期,出现了不少藏书家,如西汉河间献王刘德的藏书就“与汉朝等”。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命天下计书”,设立了专门的国家藏书机构,和专门抄写书籍的官员,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来收集书籍。

经过广泛征集,政府藏书日渐增多。到汉成帝年间,征书的同时,并令大臣刘向主持整理收集来的书籍。刘向的《七略》分图书为六大类,三十八种,是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法。

西汉杨雄在《法言·吾子》中说:“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最早提出了“书肆”这一名词,说明汉代的书店已现雏形。

随着儒家经典书籍需求量的激增,加上考试等选官制度对书籍的需求,逐渐出现了读书人相互交易手抄书复本的大型图书市场。

据《艺文类聚》记载:“汉平帝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为博士舍三十区,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物及经书,相与买卖,雍雍揖让,议论树下,侃侃阉阎。”

长安太学设有交易市场,刚开始只是太学生在此交换经书,以后有人专抄书出售,书籍成为了一种商品。

《后汉书·王充传》又写道:“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囊中羞涩的士子,只能蹭书看,然后背下来。王充逛书肆的故事,说明书籍可以在洛阳店内售卖,而且种类繁多。

东汉历代皇帝“笃好文雅”,书肆不仅在文化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中、小城市也有。

“东汉市上专有书肆,如刘梁在宁阳县(山东宁阳县)市上卖书为业。”在小县城宁阳,也有人专售书籍。但是拥有一本书,依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消费不起的书籍

虽然东汉末年,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可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项高科技根本消费不起。

所以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对唐以前的书价总结了一个“贵”字,说:“唐以前,凡书籍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

想读书,可以先买一本,藉由传抄,使书中的知识得到传播。这种需求自然催生了专职的抄书职业:佣书。

东汉名士王溥,“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筒插笔于洛阳市肆佣书”,在长期的缮字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然而,抄写量越大,参与人数越多,出错概率越大。东汉蔡邕就发现:“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贻误后学。”于是他于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此后“后儒晚学,咸取正焉”。朝廷请人校勘经籍,选定版本,刻在石头上,供人观摩学习,称为“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

学子们带来纸墨,请好拓工制作拓片,带回去慢慢研习。这种复制方法,即拓印。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之风大盛,佛教也传入中国,出现了儒家之外其他方面的书籍。

虽然这个时期,官府和民间都有藏书,但书籍制作主要依靠佣书人来抄写,成本很高,普通人想要获得非常困难。

在隋代,一批以贩书为业的书商陆续活跃起来。科举制度的兴起,推动了书籍在民间的流通。

隋代两帝,都喜好在民间书肆搜集各类书籍异本,《旧唐志》称“炀帝好学,喜聚异书”,并创制了许多藏书设备。

到唐代初年,欧阳询主编了《艺文类聚》,该书保存了中国唐代以前丰富的文献资料,这是唐代的第一部类书。

此时市场上开始出现经营书画买卖的书侩,据李绰《尚书故实》记载:“京师书侩孙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鉴书画,精于品目。”

唐太宗时,派人“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三管所少书,有进纳者,全给千钱”,每一卷的价格一千文,这也是第一次由官方规定统一价格。

唐代的书肆分布更加广泛,其中以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和益州成都最为兴盛。如敦煌藏经洞的《上都东市大刁家太郎》雕印历日,就是在长安东市印售的。

另据《柳氏家训》记载,成都书肆中的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

书肆不仅存在于繁华都市,边远的襄阳也有,皮日休就曾写道:“乃将耒与耜,并换椠与铅。阅彼图籍肆,致之千百篇。”可见在他所处的襄阳,也有一定规模的书肆。

唐代中后期,随着造纸术的普及,书价开始下降。

唐开成三年(838),日本慈觉大师圆仁在扬州书肆购买了一部刻本《关中疏》,凡四卷,450文,每卷约合一百文,价格跌至唐初的十分之一。书价虽已便宜不少,穷人还是买不起。

视若珍宝的书籍

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技术被普遍应用,使得书籍“多且易致”,从而实现了书价平民化,堪称“书价革命”。它开辟了书籍生产与消费的大众化历史,给书籍市场带来了可观的利润。

雕版印刷

书籍出版也有了官刻、家刻和坊刻三大系统,统称为“版本”。书坊、书肆、书林、书堂、书籍铺、经籍铺等书籍发行售卖场所,遍布全国各地。

据说,北宋司马光藏书万卷,每天都要阅读,但是他的书使用了很多年,还是跟新的一样。只因他视书为神,看书时不仅要净手、沐浴,还要把书桌擦干净,再铺上一块布,然后端坐着看。书读完后,马上放回原处。

关于书的价格,北宋时,册均价为100文,到南宋时,由于物价飞涨,大约300文到600文可以买到一册。不同作者的文章价格也分出等级,像欧阳修、苏轼这类著名作家,其书稿的价格就处于最高档,市面上也难以获得。

南宋陆游也是一位藏书家,他从蜀地离任时,竟然变卖了全部家产用来购买书籍。

陆游还喜欢读书写诗,《冬夜读书》诗:“挑灯夜读书,油涸意未已;亦知夜既分,未忍舍之起。人生各有好,吾癖正如此。”《寒夜读书》诗:“韦编屡绝铁砚穿,口诵手钞那计年。不是爱书即欲死,任从人笑作书癫。”可见其读书成癖。

明代初期,“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之后明成祖也认为“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书籍生产规模不断增大,以卖书为业的坊肆遍布全国,在南京等地还形成了书籍的集散中心。

早期的藏书家,为了收集白居易的诗,将他的作品一点一点地抄回来,结成集子。大家很羡慕,都想去看一看,可是藏书家们并不愿意公开,因为怕人家借了不肯还。苏轼的作品,在明成化年以前,同样难以获得。

明代的刻工工价十分低廉,嘉靖年间,每页约500字的刻酬,在白银1钱5分。所以明代书价平均每册2.5两白银,相当便宜。

例外的是宋本,由于年代久远,流传稀少,宋版书的价格暴涨。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江苏的王世贞竟然以一座庄园,换取了宋版的《汉书》和《后汉书》。

明末清初的大藏书家毛晋,为了求宋版书,开始按页以黄金作价收购,开创了按页论价的先河。

明代藏书家中,还有很多嗜书如命的例子:学者胡应麟,会典掉妻子的首饰、自己的衣服去换书;浙江的王文禄,书楼失火,他只呼:“请只救书,其他不管!”胡震亨家中藏书万卷,为了守着这些爱书,拒绝了朝廷的任命。

只有江苏的杨循吉,晚年将10万余卷藏书,分散给爱书的好友,他认为:“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胜付不肖子,持去将鬻钱。”

身价不菲的书中王者

清代书业比之明代有了更大发展。工艺水平提高,刻书机构繁多。

孔尚任在《桃花扇·逮社》中写道:“这金陵书铺之多,无过俺三山街,这三山街书客之大,无过俺蔡益所。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

清初顺治年间,京城实行“满汉分城居住”。在外城西部的琉璃厂,形成了“京都雅游之所”,逐渐发展成为京城最大的书市。

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每于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可见当年盛况。

当时每册书的价钱,可折米约 17 斤。宋版书价与明末相近,均册2.5两银。而据《汲古阁秘本珍藏书目》载,康熙时最贵的书价是《六书故》,1部30两。

在嘉庆年间,册均价下降为0.24 两。20、30两可以买一部元版书。

由于嗜宋风气愈浓,宋版书价每册已高达6.5两银。如嘉庆九年(1804),黄丕烈购宋版《鉴戒录》时题跋云:“索白镪30金,易蕃银33元,书叶57页,以叶论钱,每页4钱6分”,书价以页论,宋版书价格成为书中王者。

到了清代后期,社会上广为流行的图书,由官书局出版。册均价继续下降,为185文,每册书价可折米6斤。

宋版书价则继续大涨,光绪时震钧记载:“宋刊本,记页求值,每页三五钱。”每册约合银15两以上,身价猛增。

清代藏书家还看上了旧抄本。如光绪五年(1879),陆兴元以番银五枚购旧抄本《空山子诗》一卷。

那些经由名人抄写的书籍,身价更是翻倍。明吴文定手抄《尊前集》,到康熙二十年(1681),炒到了3000金。黄丕烈购苏东坡书《法华经》7卷时,也用了500两银。

纵观各朝各代,整体上看,书价呈下降趋势。但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书价总是偏高的。到清代末期,随着西方近代印刷技术的传入,书籍才真正实现量产,成本大幅降低。自此,书籍不再是奢侈品,而成为普通消费品,人人都能拥有了。

古人不惜重金购书获取知识的执着精神,也一直激励着后世读书人。

雕版印刷书籍(图源网络)

参考资料:

1.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岳麓书社,1997年版

2. 李瑞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 

3. 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 王允雷,金开诚:《中国文化知识读本:中国书籍发展简史》,吉林文史出版社,吉林出版集5. 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

6. 辛德勇:《中国印刷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7. 方厚枢:《中国出版简史》,《出版工作》,1981年08期

8. 袁逸:《唐宋元书籍价格考》,《编辑之友》,1993年02期

9. 谢彦卯:《中国古代书价研究》,《图书与情报》,2003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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