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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生于一九二五年农历九月十二，一九九七年十月八日逝世，享年七十三岁。
先父谢梦秋大人 华县解放前几天，我们村来了个号称半仙的算卦人。叫人随便从家中取个东西，他就给算一卦，保准灵验。爸爸从不信算卦那一套，就想戏弄半仙一番。他从家里随便拿了一炷香让半仙给算一卦。半仙看后慢条斯理地说：“你这娃不远就要当乡长。”爸爸听后大笑不止，说：“像我这个穷到家的无依无靠无背景的穷汉家的娃，还能当乡长？你是拿我开涮里吧！”半仙仍然是慢条斯理地说“命里你该当乡长，信不信由你。”说完，半仙就收拾行头走了。当然谁也没有把半仙的话当回事。倒是爸爸的伙伴们在一块开玩笑时叫他“谢乡长”，这分明有讽刺嘲笑他的意思。
岂料半仙走后没有几天时间，到了公元 1949 年 5 月 23 日，华县解放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任命爸爸为华县东岗乡乡长，还配发了一把匣子枪。戏言成真，爸爸真正当了人民的乡长。后来大家猜测那个算卦的半仙，可能就是表姐叫来向爸爸透露马上要解放了的消息的。但他一介书生，岂会玩枪，干了几个月自知不是干乡长的料，就干脆辞掉了乡长，入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 年麦收季节，部队在西安城南长安县帮助驻地农民收割小麦。割了一天麦子的战士们疲惫得很快入睡，他却连夜赶写了一篇反映部队帮助老百姓抢收抢种的通讯报道，送给了部队首长。因稿件及时真实生动感人，受到部队首长的称赞。说，没想到我们部队还有这样的人才，遂研究决定推荐保送到西北军政大学学习，后转入西北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从此开始了他的戏剧生涯。在校期间,他创作了《画皮》、《李广从军》、《唇亡齿寒》、《霍去病救国》等剧本。与人合作的中型剧本《新事新办》、《一架弹花机》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根据同名叙事诗创作并主演的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连续下乡巡回演出 100 余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事情。这一段的经历是这样的：1953 年艺术学院毕业后,父亲分配到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任编辑和记者,任务是编采戏曲节目。在省电台工作的 10 年间,他先后为田德年、李正敏、任哲中、马蓝鱼、李应真、李瑞芳、李爱云、张新荣、何振中、王玉琴、张建民、苏育民、王志杰、赵玉兰、曹子道、张凤云、张银花、刘毓中等一批表演艺术家的精彩唱段录了音并灌制了唱片。为了挖掘稀有剧种,他深入到全省各地市,寻找民间老艺人,录制了碗碗腔、华州竹马、二华迷胡、同州梆子、弦板腔、富平阿宫腔、合阳提线木偶、长安道情等多种剧目的精彩节目,为陕西人民广播电台保留下来大量珍贵戏曲资料。他还根据艺术家本人唱腔特点为之专门设计唱段，为艺术家们的表演艺术撰写评论文章,被《陕西日报》、《西安日报》、《陕西文艺》、《陕西戏剧》等报刊杂志聘为特约撰稿人。为满足播出节目的需要,他除了给陕西省广播文工团刘兰芳、赵明兰、阎振俗编写了大量的小演唱、曲艺、快板节目外,还先后创作改编了大、中型剧本《二度梅》、《潇湘夜雨》、《荆钗记》、《庵堂认母》、《野火春风斗古城》、《挂红灯》、《母女俩》(又名娘儿俩)、《娘儿俩赶集》等作品。其中大部分作品由尚友社排演，《庵堂认母》被西北五省(区)剧团移植上演,至今常演不衰。1963 年 10 月,他调至渭南地区戏剧管理委员会任专职编剧,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创作了大型秦腔现代戏《年青一代》、《银光重放》,执笔创作并亲自执导了大型碗碗腔现代戏《渭滨春暖》。其中《年青一代》由渭南地区秦腔一团排演,陕西广播电台全剧录音,多年播放; 《银光重放》参加了陕西省第二届戏剧观摩汇演;《渭滨春暖》由渭南地区碗碗腔剧团排演。1979 年，渭南地区艺术创作研究室(后更名为艺术研究所)成立，父亲被调去担任专业编剧。他创作了大型现代戏《梨园春秋》,新编历史剧《长虹剑》、《斩鸿恩》、《素娘刺宫》、《隋室晚钟》等剧本。其中《隋室晚钟》最有影响力，由华州剧团排演，参加了渭南地区第三届艺术节获得成功，被收入了《渭南戏曲志》，剧本也被收入了《渭南精品剧本集》。为富平县皮影剧团所写的皮影小戏《当柜子》参加了第四届渭南地区艺术节获奖。在耀县创作排练《斩鸿恩》时，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连续七天将自己关在房子，埋头创作。剧本完成后,他呼呼大睡。第二天起来，满头黑发竟全部脱落在枕巾上，一向大背头的他几乎成了光头。人们都说这叫鬼剃头不吉利。可他哈哈一笑，依然如故地做自己的事，写自己的戏，排自己的戏。说来也怪，没做任何治疗，三年后，他竟重新长出了满头黑发（直到去世时都是满头黑发），大家高兴地说他这是返老还童了。40 多年的创作生涯，爸爸先后创作大、中、小剧本 30 余个，多次在省市调演中获奖，十余个剧本正式出版发行。他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着力塑造不同类型的人物，又不单纯追求离奇的情节。对传统剧目的改编立足于继承，着眼于出新,既防虚无主义，又忌抱残守缺，在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的作品富于意境，讲究唱词的韵脚工整，音节分明，显示了戏曲语言的诗化和内在的旋律美。如脍炙人口的秦腔《庵堂认母》流传至今久唱不衰，迷胡《娘儿两赶集》进京参加了全国戏曲调演并获奖，深得人民喜爱。父亲一生都在为陕西地方戏的发展奔走呼号，极力扶植，使得有些剧目名扬海内外。华州是我的故乡，这里人杰地灵，地方剧种和民间艺人颇多。为了传承民间艺术，上世纪 50 年代父亲在省电台工作时，为华州田村竹马老艺人杨宝等人录制了《大上吊》、《走南阳》、《吃面》等本、折戏曲。那时不比现在的《秦之声》谁要亮相就得掏钱，电视台为此而赚的盆满钵溢。50 年代录制节目是要为录制人付报酬的，他把所有录制稿酬全部帮田村农民业余剧团购买了戏剧服装。有年夏天，华州剧团在距县城 20 多里的辛庄村演戏，为了录制该团的迷胡剧《四女夸社》等折子戏，又为电台节约成本，他和请来做搬运工的堂兄谢梦林一块将非常笨重的电子管录音机由华县火车站硬是用独轮车运到辛庄村老戏楼下。他深知，要使戏曲发扬光大，必须培养大量后继人才。在渭南艺术研究所工作期间，他通过传帮带，为渭南地区培养了史育民、曾长安、赵静铭、王世奎等大一批有前途的编剧、导演、群众业余艺术工作者，并上下呼号想方设法为其中的不少人解决了工作转正问题。后来这些人许多成了有影响力的剧作家和导演，不少人还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华州剧团副团长兼导演的我的“挑担”王世奎，在谈起跟爸爸学习导演时的体会时回忆到，爸爸要求他首先学好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轮》，用“两论”来指导戏剧排练。要他对曹禺的《雷雨》、《杨门女将》中矛盾冲突最复杂激烈的第二场《寿堂惊变》，写出导演构思，并亲自帮助予以修改，然后才执导排练。他感慨地说，一辈子都忘不了谢叔的培养，没有谢叔的严格要求就没有我王世奎的今天。去年，他硬是顶着被某些所谓的戏剧 “专家”、“权威”批的一文不值一无是处的新编历史剧《大将郭子仪》的巨大压力，进行了艰苦排练，演出获得了很大成功，2019年七月赴北京参加演出又轰动京城。80 年代退休后，他继续从事民间艺术的挖掘与传承。1995 年，原华县文化局局长李福州邀请他做一台皮影剧目，他欣然答应。在华县招待所中，他和皮影艺人潘京乐等同吃同住，为了充分展示华州皮影的特点，表演技法和绝活，他认真研究皮影传统剧目，从中提炼改编排演了《雪艳渡江》、《珊瑚塔大审》、《借水》、《游河南》四个经典小戏，并创作排演了新编历史小戏《虎狼峪》。这五个小戏，表演上各有侧重,融进了华州皮影的马线、换头、武打、撑船等所有技法，精彩绝伦，把华州皮影的艺术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华县文化局带着这台经典皮影剧目，先后赴德国、法国、日本等国演出，受到国际友人的热烈欢迎与称赞，华州皮影因此而闻名世界，华州的皮影雕刻艺术也成功申报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我的外公家是华县西北乡有名的财东。但外公本人却出身贫寒，家中子女多人都是地下党。妈妈到了婚嫁的年龄，外公张罗着为她找个门当户对的婆家，把她许给了华县周家滩一个周姓大户人家的儿子为妻。妈妈知道后死活也不答应。外公说，你不愿意人家，到底愿意谁吗？妈妈说：“我就看上了学校里教书的谢先生。”外公问：“他家里孤儿寡母的很穷，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你看上了他的啥？”妈妈说：“看上了他有文化，受苦受难，我心甘情愿。再说大你就忍心看着女儿嫁过去受苦？”外公说：“那好办，我这就把周家的亲事退了，明天叫人到谢家堡提亲去。”就这样妈妈嫁给了爸爸。外公也没有食言，不时给我家一些接济。这些接济如同雪中送炭，使奶奶和爸爸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母亲善良贤惠，到了谢家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累，对奶奶百般孝顺，对邻里和睦友善，对子女严加管教。她是父亲每一出新戏的第一个观众，第一个评论家，父亲的剧本里无不有她的功劳和心血。她拼死拼活，养育了我们兄妹5人，使我们都成人成才。他还培养了我们兄妹 5 人的 8 个儿女，每一个孙子们的身上都能看到她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母亲对我学人做人成人的教诲，远比《三娘教子》中的三娘要强千百倍。我谨以此文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 “百善孝尤先铸传世好家风，万般惟书高育历代精英杰”。是我谢家永远不变的传家之宝，我们将把它接过来，传下去，不断发扬光大，永远与时俱进，永葆不褪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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