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邮箱：3125136050@qq.com
拉丁化新文字是汉语书法之拉丁化，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大创造，为汉语拼音文字之先导。汉语拼音字母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和完善的。新文字于1931年问世，1934年介绍到全国，尔后逐步形成学习和推广新文字的群众运动(以下简称新运)。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大无畏奋进精神的华县人，是陕西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倡导者、组织者和推广者，其代表人物首推杜松寿、蔺克义和时春茂。
新文字介绍到全国之初，时任西安《新秦日报》副刊编辑的杜松寿，当即勤奋学习，并发表了多篇宣传新文字的文章，于是，西安等地的知识青年开始有人学习新文字。1935年，杜松寿到上海，参加“中国新文字研究会”的工作，由于他和其他人的联系，蔡元培、孙科、鲁迅、郭沫若、茅盾、陶行知等六百八十六位知名人士，于1936年5月，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推广新文字的意见》，新运便在全国兴起。杜松寿带着“中国新文字研究会”的任务回陕，在华县、蒲城两县进行教学新文字试点，边教边写教材，写出了供不识汉字的农民、妇女用的新文字《农民课本》、《妇女课本》，还编写了供知识分子用的《新文字发音写法检字》。这些教材，对于陕西人学习新文字适用性强。之后，他将这些教材稿带回上海，在“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出版，同时，又与协助自己编辑新文字《我们的世界》报的陕西人李绵(前陕西师范大学校长)自费印刷了一大批，并运到西安发行。但是，部分教材在《大公报》西安分馆销售时，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书籍被没收，店员遭逮捕。杜松寿接受这一教训，请华县民主人士李遂生等集资，在华县开设了利华书店，由王仲儒(又名王立人，家住南王堡，1927年参加中共)、时春茂主持店务，一面出售一般书刊，一面秘密发行新文字书报，利华书店遂成为在陕西发行新文字书报的基地。杜松寿在华县进行新文字教学试点时，接见了西安高中学生张堃生、西安二中学生杨兆春，与他们通霄达旦地密谈，启示他俩在西安组织新文字团体。不久，以二中学生为主体的“西安新文字研究会”成立了。接着，张、杨先后弃学回到家乡澄城县农村推广新文字。杨兆春在澄城创办了“启智派报社”，杜松寿从上海为其代购了一批又一批新文字教材，源源不断地寄到澄城，供“启智派报社”教学使用。到1936年12月，由新文字学习班学员组织起来的抗日救国会和其他抗日救亡团体已有200多个，参加群众万人以上，西安事变爆发后三天，就成立了200多人的青年组织——抗日救国牺牲团。杜松寿于西安事变爆发后到西安新文字促进会活动，他一面在西安乐育中学教英语，一面指导新文字工作，为陕西新运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蔺克义于1935年在西安师范学校内外秘密推广新文字，西安事变爆发后，新文字可以公开推广。1936年12月中旬，他与西安文化界几位曾在上海从事过新运的青年联系，共同发起成立了西安新文字促进会筹备会，并在《解放日报》登载征求会员启事，报名者踊跃。同月，西安新文字促进会正式成立，蔺克义等人分别当选领导。1937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学委，在西安新文字促进会与民先队西安队部合设了党团，蔺克义任党团书记，进一步加强党对新运的领导，由蔺克义和党团委员薛会文(即史悦)负责经常工作。二人同为西安师范学生，遂改为以从事新运工作为主，上学为副，决心为发展新运进行抗日救亡而奋斗，故将各自姓氏的新文字声、韵母，按照华县语音习惯，拼组成新的姓名，“蔺”(lin)便成了“黎(li)印(in)”,“薛”(sye)便成了“史(s)悦(ye)”。后来二人到延安，都一直以“黎印”、“史悦”为名。在他们的努力下，西安各中等学校基本上成立了分会，会员达到2000多人，成为党在西安领导的主要青年救亡团体之一，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时春茂于1936年参加主持华县利华书店工作，秘密发行新文字书报，后被国民党特务发现，逃离华县。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到西安新文字促进会驻会工作。1937年8月和9月，薛会文、蔺克义先后调到中共陕西省委和甘肃省工委工作，由时春茂负责西安新文字促进会全面工作。时春茂驻会期间，协助蔺克义、杜松寿印刷了大批新文字教材，并负责发行。1937年5月，铅印出版了新文字《中华》半月刊(以上经费是陕西教育界知名人士杨明轩与西安西北银行行长韩威西交涉，从该行提取的三百元)，从抗战爆发后的第三天开始，新文字促进会每天书写新文字与汉字对照的《抗日消息》大字报，张贴在钟楼下面人行道旁的墙上，观者之多，犹如闹市。时春茂和蔺克义还合编印刷了新文字《救亡课本》，时春茂用该课本在西安大华纱厂工人中进行教学试验，为在工人中大量推广新文字积累经验，创造条件。时春茂积极组织会员和非会员群众认真学好新文字。有分会的各中等学校，由分会组织会员学习；无分会的西安临时大学、西安高中等校，与各校救国会联系，请救国会把要求学习新文字的学生集中起来，由杜松寿前去教学，这些学生都有英语基础，很快就学会了新文字。当时，西安有个陕西教师训练班，学员来自全省各县，学习结业即回各县。经与该班班主任杨明轩联系，决定将新文字作为学员必修课，也由杜松寿上课，使他们都学会了新文字。新运在陕西全省迅速传播和推广起来，掌握新文字的人在全省约有万人之多。西安新文字促进会等抗日救亡团体的蓬勃开展，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1938年2月和5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两次“明令”解散西安新文字促进会等十三个救亡团体，逮捕“爱国五青年”。9月，特务捣毁西安新文字促进会办公室、卸走牌子，西安新文字促进会被迫停止了活动。但在抗日根据地，新运仍然得到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支持。1940年冬，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新文字在公私文件上，与汉字有同等效力。1941年5月5日，毛泽东主席为陕甘宁边区《新文字报》题词：“切实推行，愈广愈好”。杜松寿、蔺克义、时春茂，是陕西新运知名倡导者，协助他们工作的华县人，除了前面提到的王仲儒、薛会文，还有雷立峰、刘庆和(现名陈平，老家在高塘塬，西安师范学生、王克盛(即王岗，老家在王里渡王巷村，西安二中学生)，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又都是西安新文字促进会主要成员，安群、雷立峰还分别担任西安师范、西安二中的分会会长。雷立峰贡献最大，他于1936年把华县利华书店的《新文字发音写法检字》一书带到西安发行，并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参加民先队赴西府宣传队，在队员中教学新文字，为西安新运培养了一批骨干。
时移境迁，以上诸君，有的早已牺牲，有的不幸遇难，有的年高作古，健在者已为数不多。每当凝视故人遗容，每当听到清脆的童音高声朗读“a、o、e”时，我们不禁格外怀念华县人中这几位新文字运动的先驱，他们都是我们党的忠诚战士，也是我们华县人民的光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