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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的互文性

 智能人做超人 2021-01-12

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评价甚高,具体论述具见于《中国小说史略》第23篇《清之讽刺小说》;此外在杂文中又曾多次提到,如在《真假堂吉诃德》一文(后收入《南腔北调集》)中写道:“《儒林外史》上的几位公子,慕游侠剑仙之为人,结果是被这种假吉诃德骗去了几百两银子,换来了一颗血淋淋的猪头——那猪算是侠客的‘君父之仇’了。”

这个故事见于《儒林外史》第十二回《名士大宴莺脰湖 侠客虚设人头会》,说的是已故娄中堂之子娄琫(三公子)、娄瓒(四公子)回到故乡湖州以后,阔极无聊,遂仰慕古代礼贤下士豢养门客的阔公子,努力接纳一些名士高人,于是先后求得名士杨执中、权勿用,后来又结识了据说是十八般武艺齐全的侠客张铁臂,稍后来了一件突发事件——

……两公子秉了一枝烛,对坐商议。到了二更半后,忽听得房上瓦一片声的响,一个人从屋檐上掉下来,满身血污,手里提了一个革囊,两公子烛下一看,就是张铁臂。两公子大惊道:“张兄,你怎么半夜里走进我的内室?这革囊里是甚么物件?”张铁臂道:“我平生一个恩人,一个仇人。这仇人已衔恨十年,无从下手,今日得便,已被我取了他首级在此。这革囊里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但我那恩人已在十里之外,须五百两银子去报了他大恩。自今以后,我的心事已了,便可舍身为知己者用了。我想可以措办此事,只有二位老爷,外此,那能有这等胸襟?所以冒昧黑夜来求,如不蒙相救,即从此远遁,不能再相见矣。”遂提了革囊要走。两公子此时已吓得心胆皆碎,忙拦住道:“张兄且休慌。五百金小事,何足介意!但此物作何处置?”张铁臂笑道:“这有何难?我略施剑术,即灭其迹。但仓卒不能施行,候将五百金付去之后,我不过两个时辰,即便回来,取出囊中之物,加上我的药末,顷刻化为水,毛发不存矣。二位老爷可备了筵席,广招宾客,看我施为此事。” 两公子听了,大是骇然。弟兄忙到内里取出五百两银子付与张铁臂。张铁臂将革囊放在阶下,银子束在身,叫一声多谢,腾身而起,上了房檐,行步如飞,只听得一片瓦响,无影无踪去了。

到天亮,两公子备下酒席,广招宾客,也不讲是什么缘由,打算出众人不意地开一个别开生面的“人头会”,来共赏侠客表演奇迹。谁知怎么也等不来,一直等到晚上,革囊里散出臭气来,家里太太很不放心,打发人来叫公子们进去看看,他们进到里面去不得已打开一看,却是一颗血淋淋的猪头,约有六七斤重。“两公子面面相觑,不则一声,立刻叫把猪头拿到厨下赏给家人们去吃。”“两公子悄悄相商,这事情不必使一人知道,仍旧出来陪客饮酒。”这一对相门之子的难兄难弟从此闭门谢客,再也不结交什么高人侠客了。

这个新奇的故事其实是有所本的。中唐著名诗人张祜有任侠之风,著有《侠客传》,他也曾碰到这么一件不尴不尬之事:

一夕,有非常人装饰甚武,腰剑,手囊贮一物,流血于外,入门谓曰:“此非张侠士居也?”曰:“然。”张揖客甚谨,既坐,客曰:“有一仇人,十年不得,今夜获之,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 问张曰:“有酒否?”张命酒饮之。客曰:“此去三数里,有一义士,余欲报之,则平生恩仇毕矣。闻公义气,可假余十万緡,立欲酬之,是余愿矣。此后赴汤蹈火,为鸡为狗,无所惮。”张且不吝,深喜其说,乃倾囊烛下,筹其缣素中品之物,量而与之。客曰:“快哉!无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及其期不至,五鼓绝声,东曦既驾,杳无踪迹。张虑以囊首彰露,且非己为,客既不来,计将安出,遣家人将欲埋之。开囊出之,乃豕首也。因方悟之而叹曰:“虚其名无其实,而见欺之若是,可不戒欤。”豪侠之气自此而丧矣。(《桂苑丛谈·崔张自称侠》)

张祜被骗的情节与娄三公子、娄四公子几乎如出一辙。钱锺书先生早就指出:“吾国旧小说巨构中,《儒林外史》蹈袭依傍处最多”;又说,“近世比较文学大盛,‘渊源学’(chronology)更卓尔自成门类。虽每失之琐屑,而有裨于作者与评者不浅。作者玩古人之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会心不远,往往悟入,未始非他山之助,评者观古人依傍沿袭之多少,可以论定其才力之大小,意匠之为因为创。近人论吴敬梓,颇多过情之誉;余故发凡引绪,以资谈艺术者之参考。”(《小说识小续》)钱先生举过几个例子,也包括张铁臂的故事,只是点到即止,这里稍作引证以为说明。这两位公子礼遇杨执中、权勿用两位名士的故事,也都有些出处,与《史记》《三国志》《三国志演义》有着复杂微妙的联系,钱先生没有提到,而商伟先生研究《儒林外史》的专著《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一书则有很好的分析。从这些例证中都可见出吴敬梓知识的广博与匠心的巧妙。

这种点铁成金,脱胎换骨,西方文论后来的术语谓之“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法]缔费纳·萨莫瓦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后出的文本乃是先前种种文本的转换和衍生,在先的文本与据此改造过的文本互相生发,它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分析某一本不能离开它所利用改造的文本(所谓“底文”),也不能不管后来受它影响的文本,最好要加起来一道研究。这种办法看来特别适用于《儒林外史》的分析与研究。(顾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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