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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氏收藏之书法，始于翁心存（1791-1862），中经“同”、“曾”、“孙”、“之”四辈，到“庆”字辈的翁万戈（又名翁兴庆），已是六代。其中大部分为翁同龢（1830-1904）任职北京时收购。1920年，翁万戈先生继承了这批珍品。1948年，为避免损失于战乱，翁万戈将之运至美国。这批收藏，不仅量大，而且质精，且传递六代，在中国近代收藏史上，可谓绝无仅有。今择其中七件介绍如下。 灵飞经墨迹
《灵飞经》是唐代小楷名作，全名《灵飞六甲经》，是道家经书之一。该帖书于开元二十六年（738），无名款。旧传为唐玉真公主奉敕所作，故清人吴骞(1733～1813)有跋曰：“好参朱风见元都（元都为玉真公主之赐号）”。而元代人袁桷（1266－1327）认为是钟绍京所书：“《灵飞六甲经》一卷，唐开元间书。当时名能书者，莫若李泰和、徐季海，然皆变习行体，独钟绍京守钟王旧法。余尝见爱州刺史碑、黄庭经，无毫发违越。至开元间，从贬所入朝，一时字画，皆出其手。此卷沉着遒正，知非经生辈可到，审定为绍京无疑” （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47·题跋》），袁说影响颇大，明清书家多从此，而当今学界则倾向于为唐经生所作。
此帖之流传，钱泳在《履园丛话》中介绍甚祥，今简述之。董其昌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获得该帖（万历21年，董即看过此经，并在帖尾题有观款）。三年后，即万历三十八年（1610），董其昌将其连同《法华经》一起抵押给海宁陈瓛（字元瑞，号增城），16年后赎回。陈家私自扣留了其中43行。其后，董氏所藏部分不知所踪（或云部分曾藏于嘉兴郭姓手中），而陈家43行则辗转为翁心存于1839年所得（价500两白银）。此经现有正文5开，43行。经后附有有董其昌向陈增城索书信札（3页），及陈家、翁家等题跋若干。
《灵飞经》是唐人小楷的最高峰。起收笔灵动轻盈，而转折和部分竖笔，万毫齐力，厚重异常！此帖即有写经书法常见之精练，又处处显现二王书风“明月入怀”之雅致。潘良桢先生曾在《中国书法江湖网站》指出：“（灵飞经可见）智永真书千文之法乳，永师书千文八百本分施各处之说不虚！”将此帖与《兰亭序》及《智永千字文》相较，用笔、结构相似处颇多。可见王书在唐代影响之深、之广。
宋拓大观帖卷三 宋大观年间（1107-1110），宋徽宗（1082-1135）因为《淳化阁帖》（刻于992年）年久版裂，且标题及摹刻多有失误，故出内府所藏真迹，令龙大渊编次，蔡京书写标题及题记，于大观三年（1109）刻石而成十卷本之《大观帖》。因石置于太清楼，故又称《太清楼帖》。第一卷为历代帝王书，二、三、四卷为历代名臣法帖，第五卷为诸家古法帖，六、七、八卷王羲之书，九、十卷则为王献之书法。
较之《淳化阁帖》，很多学者认为《大观帖》摹刻更为精良。而且编次的错误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见王靖宪《大观帖叙略》）。此帖摹刻后不久，金人于1127年攻破汴京，俘宋徽宗及其子北上，帖石不知所踪。其后数十年，方有拓本在宋、金边境之淮北榷场（为南北贸易之所，在今江苏省盱眙县境内）出现。
由于上述历史原因，《大观帖》的拓片流传极少。宋拓本更是廖若星风。明、清书家有幸得之，珍若拱璧。数年前，文物出版社汇集国内各博物馆、图书馆所藏，出版一套《大观太清楼帖－宋拓真本》，仅得第二、四、五、六、七、八、十卷，而第一、三和九卷阙如。
本期刊行的翁氏所藏《宋拓大观帖卷三》应该是海内外之孤本。其中共收录了从东晋到南朝的31帖。此帖是榷场本，即由榷场流入南方之拓本。它具有榷场本之典型特点：为了避金帝完颜亮（1122-1161）讳，“瘐亮书”中标题和首字之“亮”都被磨去 （见沈津编《翁方刚题跋手札集录》）。完颜亮于1149-1161年在位，故此拓本当在此之后。 
宋拓修内司本淳化阁帖（十卷） 宋淳化三年（992年），太宗赵炅令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勒上石，即《淳化阁帖》。自此帖问世以来，被翻刻无数。仅宋淳祐五年（1248）曹士冕之《法帖谱系》就记载了三十三种翻刻本。而今存世之宋翻宋拓本甚少，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懋勤殿本、上海博物馆潘祖純本和安思远本、上海图书馆藏泉州本、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泉州本、美国弗利尔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藏潘允谅藏本、以及香港中文大学藏《宋拓王右军书》等数种（参见何碧琪之《<淳化阁帖>传世版本系统研究》和李润恒之《<淳化阁帖>传世宋本辨》）。其中，上博的潘祖纯本后有跋认为潘本即是刻于南宋淳熙十二年的《修内司本》（张彦生亦持此说，见《善本碑帖录》）。然而，潘本却不具备《修内司本》的重要特征：每卷末的楷书题款“淳熙十二年乙巳岁二月十五日修内司恭奉圣旨摹勒上石”。对此，仲威和沈传风在《古墨新砚――<淳化阁帖>纵横谈》评论道：“究竟是明人潘祖纯误传，还是‘修内司本’本来就有篆书淳化、楷书淳熙两种尾题字样，后者楷书淳熙题字为碑贾拆移冒充‘阁帖’祖本，今已不得而知。”
真正的《修内司本》藏于翁万戈先生处，每卷末的楷书题记清楚可见。此帖曾陆续为明邵僧弥、清铁保、翁同龢等人所藏，后有贾似道、文从简等人的题跋或印章。翁方刚曾对本期刊出的这本《修内司本淳化阁帖》有详细描述（见沈津《翁方刚题跋手札集录》），今引用如下：
“此十卷，是邵僧弥藏本，有无锡华云跋，长洲文从简跋，有贾似道长字印，王芝子庆印，纸墨亦出宋拓，无可疑者。然此本实与明肃藩所刻相同，唯第九卷出入较多，则以肃刻第九卷之别是一本耳。祥校此十卷，然后知《淳化阁》原本，黄长睿以为疏拙者，实亦非《大观》之重加订正者比矣。而此内间或有一二处，足与《大观》真本相资核证者，盖其所自出之本，即是肃刻所自之本，而此刻丰腴古厚，十倍胜之，则南宋刻工与明朝刻工悬绝可知也。且又因以见肃刻本之可信，然而肃刻虽远逊此，抑又尚有一二笔胜此者，善鉴者其可忽诸。” 
宋拓信行禅师碑 薛稷（649-713），字嗣通，浦州汾阴人，贞观名相魏征之外孙，与虞世南（558-638）、欧阳询（557－641）和褚遂良（596-659）并称初唐四大家。曾任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后被赐死狱中。薛氏书法，流传颇少，除阁帖中寥寥数行之外，只有《信行禅师碑》了。该碑全称《隋大善知识信行禅师之碑》，记述隋代名僧信行禅师弘扬佛法之事迹，神龙二年（706）刻，立于长安。原石久佚。学界长久以来一直以为该碑只有宋拓孤本传世（见张彦生《善本碑帖录》、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等），曾为何绍基（1799-1873）收藏，现藏于日本京都大谷大学。本期刊出的翁氏所藏《宋拓信行禅师碑》，为大陆首次披露，此本无疑对唐代书法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薛稷书法受褚遂良的影响极大，所谓“买褚得薛，不失其节”。然而，与褚遂良相比，薛稷还是有其特点。宋赵孟坚云：“薛少保发越褚体，飘扬透彻，一尚不回，几致迂疏”。董逌认为：“至于用笔纤细，结字疏通，又自别为一家”。总的来说，较之褚书，薛书益加刚硬古质，实笔更多。关于该碑的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异体、通体的大量使用（见洪文雄的《唐人楷书的文化意涵》），如本期所刊之图中“考”字，即非正体。洪文雄曾将此碑用字和早此43年的欧阳通（？－691）之《道因法师碑》（刻于663年）相较，发现两者的书写规范呈强烈之对比。对此，洪认为：“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渐渐回归篆隶的字形和笔法，是王羲之行书笔法楷书化反省性的反映；薛稷的《信行禅师碑》继承褚遂良书风，是对王羲之行书笔法楷书化顺承性的反应”。
翁同龢是于咸丰癸丑年（1853）购得此帖，本与何绍基本存字相当。可惜后被李文田（1834-1895）和张之洞（1837-1909）借观，失去首页四十六字。 
石斋手书十二札
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号石斋。漳浦（今福建省漳浦县）人。天启二年（1622）进土与并称明末四大书家。与其他三人相比，黄道周是以直声震天下的圣人大儒的形象而深入人心。据赖晓云考证（见《从黄道周书<孝经>论其书法艺术》），石斋书名大噪是崇祯十三年（1640）被投入刑部大狱之后，狱中，他书写《孝经》一百二十本以传圣人之道。其弟子洪思是这样描述其书写过程得：“十指困于拷掠，指节尚摇摇未续时便写之。至今血犹渗洒纸墨间”（见洪思《黄石斋先生文集序》）。黄道周书法的主要思想是“书以载道”。作为以“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的典型儒家学者，黄道周对书法的态度很微妙，他一方面说“作书是学问中第七、八乘事”（见傅红展选《黄道周书论选注》），但又因为书法是文人基础技艺，不得不深入其中。而儒学的不以外表妍美为要务的精神也成了他选择钟繇作为学习的范本之原因。
翁万戈先生收藏的这件《石斋手书十二札》为我们了解黄道周这个大儒书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批信札写于崇祯十五年，收信人是其友人宝应乔拓田。当时黄道周刚获释不久，乞病返回家乡漳浦。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老友之间的通信，“绝无世谛寒暄”（宋荦跋语），尽是“悲天悯人之意”（汪琬跋语）。以本期刊出的一封信札为例，入目皆为“江南苦旱”、“苍生”、“边事”等忧国忧民之语。在这样的一件作品面前，我们只会肃然起敬，任何书法的形式分析都显得那么苍白！
八大山人杂书册
八大山人（1626-1705），原名朱耷，出生于弋阳王族。八大本是明宗室，自幼就开始习书。明亡后，更是专注于书画之中。八大山人的书画艺术，研究较多，此处恕不赘言了。
明末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白谦慎先生在其《傅山的世界》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这个令人振奋或战栗的时代，并非完全由伟大的成就及高尚的动机所造就，它还和普遍的政治腐败和道德沦丧携手并行。”这时候艺术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一方面好“奇”尚“古”，一方面却游戏古人。大仲马说：'历史是一颗钉子，是用来挂我的小说的钉子。'当时对经典之态度大抵如此。李零谈到复古艺术时云：“人们与其追问，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复原古代，倒不如追问，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我们的想象”（见，李零著《铄古铸今》）。有趣的是，晚明之人并不愿意控制自己的想象，于是，周星驰似的“解构”经典随处可见。
反映到书法创作上，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本期刊行的八大山人杂书册。此件册页，16开，书于1702年。从作品之落款来看，应为八大山人临摹钟繇（151-230）、和虞世南等人的作品。虽然从用笔和结构上我们丝毫看不到钟、虞的影子，但是还是可以一相情愿的将之归为“意临”。然而，遍查钟、虞传世即著录之法帖，却无法找到相应作品。细检之，原来这两段文字出自唐代张怀瓘的《书断》（白谦慎《从八大山人临<兰亭序>论明末清初中的临书观念》）。张怀瓘活动于开元（713-714）间，远远晚于钟繇、虞世南。无疑，八大山人借古人之名，开了个大玩笑。置于其动机，《红楼梦》李纨的话或许可以解释一二：“只怕从这敬爱上穿凿出来”
翁同龢日记
翁万戈先生的另一件重要的藏品是《翁同龢日记》。这套日记共四十册，从咸丰八年（1858）直至光绪三十年（1904）病卒前数天。翁同龢为同治、光绪两位皇帝的老师，历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诸多重要职位。他还经历了众多重大事件，如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等。因此，他的日记不仅记录了他大半生的荣辱沉浮、喜怒哀乐，更为珍贵的是保留了清末政坛的大量原始资料。因此，和《越缦堂日记》（李慈铭）与《湘绮楼日记》（王闿运）一起被称为晚清三大日记。本期刊出的两页日记记于戊戌年（1898）农历四月二十七日（阳历6月15日）。这天是光绪皇帝宣布戊戌变法的第四天，翁同龢突然被宣布开缺回籍。
中国书法的一个重要的审美特点是重视“妙手偶得”的天然之美甚过精雕细凿的刻意美。因此，大量的私人信札和便条被当做书法范本，并被大量的复制和学习，典型者如淳化阁帖。《翁同龢日记》就是这种类型的书法杰作，大朴不雕，所谓“无意于佳乃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套日记跨度达48年，它为研究翁同龢书法风格变化的全过程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除了以上介绍的作品外，翁万戈先生的藏品中尚有不少书法珍品。如有元柯九思题跋，项元汴收藏过的《宋拓晋唐小楷》、《宋拓十七帖》、《董其昌小楷千字文》和《文徵明家书》等。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介绍了。
（作者感谢翁万戈先生无私提供图片。本文写作和资料收集过程中得到了白谦慎、许贻群和高金明等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一并感谢）
2007年5月于哈佛 刊于2007年《中国书法》，原题《翰墨流传自有神——常熟翁氏所藏书法》，2015年首发于“书法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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