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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疾病的关键在于辨证施治 我们知道，中医治疗疾病的关键之一在于辨证施治，要根据人体疾病的不同的表现，人体疾病发作的不同时间，人体的不同体质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样才能起到良好的疗效。在治疗时，除了用药合适以外，还需要根据疾病的具体情况给予相应的药量。药量的多少也对治疗的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何中药的量和种类的应用都得在疾病这个基本前提下才能进行应用。 用药如用兵，药量但为辩证施 如在伤寒论中，有些药物的量的多少甚至可以决定一个方剂的名称，这就是说如果方中的某一种药的量增多或者减少的话，这个方剂的治疗作用就会有所不同了。 如在《伤寒论》中，以治疗表虚症为主的“桂枝汤”，如果将其中的芍药量加倍，再加一味饴糖之后，就变成补虚止痛的“小建中汤”了。其主治也由“桂枝汤”的“头痛，发汗，汗出，恶风”变成了“小建中汤”的“虚劳里急，悸，衄，梦失精，四肢酸痛手足烦热……”。  ◎药量的变化决定药方的主治 可见量的变化，可以决定药方的主治情况。在这里的药量的变化应用，是根据疾病的不同的症状来辨证决定的。有什么样的证候才能用什么样的药量，药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需要随疾病的不同表现变化。 用量加大，一个大虚的人就得用足够量的药来补虚，一个大热的人也得用寒凉的药恰当才能祛除实热，一个虚实寒热错杂的人还得根据其药物性能的基本原则来应用。 ◎药量亦凭医生胆略，应用还需顺势而为 药量的应用也取决于每一个医生的胆略。不能用一种简单的机械模式来治病，也不能单靠书本上说的药的量来衡量一个病人该用的量，因为每一个患者的具体情况是不同的。应该凭病人的体质及疾病情况，需要多少量就用多少。如果该用多时用得少，那么将会杯水车薪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从而延误病情；该用轻量时反而滥用药物以示自己“医术奇特”，这样甚至会适得其反。因为药物是有副作用，而使病人的身体承受到不应有负作用或者毒性。因此古代医家说用药如用兵，要根据疾病的情势来应用，很多药物，不能机械地依据某一种固定量，这也是中医学辨证施治的一个具体体现。 ◎药量多少决于方义，配伍精巧为圣度 用药量多少的关键，在于如何掌握用药的组方含义。如果对药物的配伍和用量上的精巧之处不掌握，那根本谈不上懂得方义。如完带汤是名医傅青主治疗妇女白带过多的一则经典方。在该方中，用量就特别讲究，白术、山药各用一两，白芍五钱，人参、车前子、苍术各三钱，甘草一钱，陈皮、荆芥、柴胡则份量更轻，仅仅用到半钱左右。这种药量的上差别是极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方义主要是想通过健脾利湿等以收到止带之功效。而其方义中，以补为主，但是重补中有轻散，寄消于升。有动有静，相反相成。此处的用量悬殊，正是达到这种作用的关键因素。 医林大家方药轶事 自古及今，医林中有不少用药独特的实例，其药量之大，之奇，远远超出常规。但这些奇特的用法仍然是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辨证后才使用的。 ◎范文甫先生，用药峻猛 如：宁波名医范文甫先生以擅长使用猛药峻剂著称，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医之运用古方，如将之使用重兵，用药得当其效立见。” 他辨证准确，用药果断，如用越婢汤治风水，麻黄常用到18克，治小儿麻疹闭证竟一次用到了24克； 用急救回阳汤时附子常用45克之多，让人听到都会感觉吃惊。 热性药物的这种用量在寒冷的北方尚且让人感觉药量不轻，而范先生行医的地方是江南热带地区，如此大剂应用麻黄、附子等热性药更属非常少见之举。 ◎张锡纯先生，“石膏”达人 张锡纯先生是民国时期的中西医结合大家，他以善用石膏著称，有“张石膏”之美誉。他认为石膏系阳明实热之“圣药”，遇实热炽盛者，常常重用至四五两或七八两。顽症亦往往因他用药而豁然而愈。张锡纯善用石膏是从小剂量开始的。他初次重用石膏是从7岁儿子开始的： 第一次用30g热稍退，加至60g热又再退，再加至90g病遂全愈，一昼夜间共用石膏180g。 ◎陆仲安先生，重量“黄芪”愈胡适 民国年间的名医陆仲安先生则因为擅用黄芪著称，并且用量很大，每至8～10两，有“陆黄芪”之称，曾为孙中山及汪精卫治过病。1920年11月，胡适患肾炎，在北京协和医院久治不愈，判为“无法挽救，速备后事。”胡适在当时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并且主张反对中医。病重无奈，胡适才请来陆仲安诊治。陆诊断完毕以后说：“此事易耳，饮我此药如不愈，惟我是问。”处方中：黄芪用至300g，党参用至180g，普通药壶装不下，只好用砂锅来煎，由于剂量之大，“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胡适语）。但胡适的病竟由此治愈，协和医院的专家会诊确认无疑。 ◎南阳张翰先生，峻猛“黄芪”药到病除 有医家善用黄芪则较陆氏有过之而无不及。河南南阳张翰，字骏声，光绪甲午举人，精通医术，袁世凯的兄长袁清泉有病，听到张的声名急迎来诊。开药不过四五味，而有黄芪2斤。袁世凯之子袁寒云怀疑是写错了，持方询问张氏。张举笔改为32两（老式计量单位是一斤等于十六两），仍然是二斤，袁寒云私改为半斤。次日复诊，张指出他们不信任自已而私改药量，起身就要离开，寒云道歉之后请他重新开方。张说：“不用换方了，就按前方服三贴痊愈矣。”服药完毕后，疾病果然也痊愈了。 ◎郭彭年先生，大剂“柴胡”愈鼻衄 晚清福建寿宁名医郭彭年，在一次用药中使用大量柴胡出人意料。光绪年间悬壶台江，有一举子温冠春，因日夜苦读而成鼻衄，有时出血能流一碗的量，时间很长才能停止，多方求医治疗能显效。请郭先生诊病后，先生给开一处方：柴胡250g，水煎当茶频饮。有的医生看了该方后吃惊地说：“柴胡性升发而动肝阴，怎能一下用半斤呢？”病人想反正别的方法都已经试过了，权服一剂再说。但是意想不到的效果产生了，服了这个药方后鼻衄立刻止住了。 ◎吴佩衡先生，重量“附子”起死回生 吴佩衡，原云南中医学院院长，著名经方大家，擅用附子，有“吴附子”之称。其用大剂附子治疗垂危重症多例，令人惊心动魄，他在治疗一例小儿危症时，根据病情，使用附子的量竟然达到400g，且昼夜连进2剂，加起来一昼夜的量居然到了800克之巨！但效果出人意料，使患者起到死回生。 当然，用药独特不是用来炫耀神奇，也不是一味蛮干，必须胆识兼备。分析上述医案，用药者都是学验俱丰的医学名家，他们在辨证准确的前提下，方能胸有成竹，有胆有识。范文甫先生说过：“临证处方胆欲其大，而辨证审因，务须细心。” 吴佩衡先生擅用大剂附子总结了辨识阴证的16字诀：身重恶寒，目瞑嗜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善用石膏的张锡纯先生说：“世之不敢重用石膏者，何妨若愚之试验加多，以尽石膏之能力乎。” 善用峻药亦从亲身尝试得来，首先“验之于己，而后施之于人。”张翰先生善用黄芪，也是因为：“虚弱老病，非黄芪不能补，理甚易明，惟分量须有把握耳。” 所以认证准确，胸有定见，才能放胆投用峻药，这就是在用药过程中所说的“艺高才能胆大”。中医用药的所谓“不传之秘”，并不是药物本身决定的，而是由于如何根据疾病的特点及药物的特性合理地辨证施治，药量无论大小，都是以此为前提的。 土生四象：先天心肾和后天脾土的精辟讲解宇宙自然界是一个整体，先有天地，然后方有水火与金木，此为土生四象之论据。中土如轴，四象如轮，轴轮旋转不息，即成为宇宙间之圆运动。天是一个大宇宙，人是一个小宇宙，所以有天人相应之说。因此，学习祖国医学，应先明确宇宙自然界之运动，阴阳六气之变化，五行生克之运行，再结合人身阴阳、五行、六气之相应，分析生理、病理、药物及治疗。如此，则易升歧黄之堂奥矣。 其次学习祖国医学，如果不将先后天之关系彻底了解，则在辨证诊治上，不但疗效不高，抑且容易误治而变证百出，因为先天心肾，是人身中最宝贵之主要生命线，而后天脾肾，也是人身中最宝贵之次要生命线，先后天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决不可只强调任何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现在分析如下： 一、理论根据 黄元御所著《四圣心源》<少阴君火论>云：“热者少阴君火之所化也，在天为热（日），在地为火，在人为心。少阴以君火主令，手少阴心火也，足少阴肾火也，功大异气，而以君火统之。 缘火位于上而生于下，坎中之阳，火之根也。坎阳升，则上交离位而化火，火生于水，是以癸水发气于丁火，水化而为火，则寒从热化。故少阴之气，水火并统，而独以君火名也。 君火虽降于手少阴（心），而实升于足少阴（肾）。阳盛则手少阴主令于上，而癸水亦成温泉；阴盛则足少阴司气于下，而丁火遂为寒灰。 以丁火虽司气化，而制胜之权终在癸水，所恃者，（火）生土以镇之，但土虽克水，而百病之作，率由土湿，湿则不能克水而反被水侮。 土能克水者，惟伤寒阳明承气一证，其余则寒水侮土者，十九不止。 土溃则火败，故少阴一病，必寒水泛滥而火土俱负，其热然也。 至于上热者，此相火之逆也。火中有液，癸水之根，相火上逆，灾及宫城，心液消亡，是以热作。凡少阴病热，乃受累于相火，实非心家之过，而方其上热，必有下寒，以水火分离不交也。 见心家之热，当顾及肾家之寒，盖水火本交，彼此相交，则为一家，不交则离析分崩，逆为冰炭，究之火不胜水，则上热不敌下寒之剧，不问可知也。 血根于心而藏于肝，气根于肾而藏于肺。心火上热，则清心家之血；肾火下寒，则暖肾家之气。 故补肝之血则宜温，补心之血则宜清，补肺之气则宜凉，补肾之气则宜暖，此定法也”。 黄元御《四圣心源》解<太阴土论>云：“湿者，太阴土气之所化也。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人为脾。太阴以湿土主令，辛金（肺）从土而化湿；阳明以燥金主令（大肠为燥金），戊土从金而化燥（戊土即胃土也），己土之湿为本气（脾），戊土之燥为子气，故胃家之燥，不敌脾家之湿（子不敢逆母命），病则土燥者少，而土湿者多也。 太阴主升，己土升，则癸水与乙木皆升，土之所以升者，脾阳之发生也。阳虚则土实而不升，己土不升，则水木陷矣。火金在上，水木在下，火金降于戊土，水木升于己土，戊土不降，则火金上逆，己土不升，则水木下陷，其源总由于湿盛也。 阴易盛而阳易衰，故湿气恒长，而燥气恒消，阴盛则病，阳绝则死，理之至浅，未尝难知，后世庸愚，补阴助湿，泻火伐阳，病家无不夭枉于滋润，此古今之大祸也”。 黄元御《四圣心源》解<阳明燥金（燥土）论>云：“燥者，阳明金气之所化也。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人为大肠。阳明以燥金主令，胃土从令而化燥，太阴以湿土主令，肺金从令而化湿。胃土之燥，子气而非本气，子气不敌本气之旺，故阴盛之家，胃土恒湿。肺金之湿，母气而非本气，母气不敌本气之旺，故阳盛之家，肺金恒燥。 太阴性湿，阳明性燥，燥湿调停，在乎中气。中气旺则辛金化气于湿土，而肺不伤燥，戊土化气于燥金，而胃不伤湿；中气衰则阴阳不交，而燥湿偏见：湿胜其燥，则饮少而食减，溺涩而变黄；燥胜其湿，则疾饥而善渴，水利而便坚。 阴易进而阳易退，湿胜者常多，燥胜者常少，辛金化湿者十之八九，戊土化燥者百不二三。阳明虽燥，病则太阴每胜，而阳明每负。土燥而水亏者，伤寒阳明承气证外，绝无而仅有，是以仲景垂法，以少阴负趺阳者为顺，缘火盛则土燥，水胜则土湿，燥则克水，湿则反为水侮，水负则生，土负则死，故少阴宜负，而趺阳宜胜。以土能胜水，则中气不败，未有中气不败而人死者。 医家识燥湿之消长，则仲景堂奥，可阶而升矣”。 黄元御《四圣心源》<中气论>又云：“脾为己土，以太阴而主升；胃为戊土，以阳明而主降。升降之权，则在阴阳之交，是谓中气。胃主受盛，脾主消化，中气旺则胃降而善纳，脾升而善磨，水谷腐熟，精气滋生，所以无病。脾升则肾肝亦升，故水木不郁；胃降则心肺亦降，故金火不滞。火降则水不下寒，水升则火不上热。平人下温而上清者，以中气之善运也。 中气衰则升降窒，肾水下寒则精病，心火上火而神病，肝木左郁而血病，肺金右滞而气病。神病则惊怯而不宁，精病则遗泄而不秘，血病则凝瘀而不流，四维之病，悉因于中气。中气者，和济水火之机，升降金木之轴，医书不解，滋阴泻火，伐削中气，故病不皆死，而药不一生。盖足太阴脾以湿土主令，足阳明胃从澡金化气，是以阳明之澡，不敌太阴之湿，及其病也，胃阳衰而脾阴旺，十人之中，湿居八九不止也。 胃主降浊，脾主升清，湿则中气不运，升降反作，清阳下陷，浊阴上逆，人之衰老病死，莫不出此。以故医家之药，首在中气，中气在二土之交，土生于火，而火死于水，火盛则土燥，水盛则土湿，泻水补火，扶阳抑阴，使中气轮转，清浊复位，却病延年之法，莫妙于此矣”。 二、个人体会 依照以上论据，我认为先天心肾为母，后天脾胃为子，君火生脾土，相火生胃土，君火为主，相火为辅，相火必须听令君火，君火煊耀，则相火潜伏而肾脏温，坎水上升而心脏凉。 凡阳盛健康之人，其手少阴丁火主令于上，则足少阴癸水不寒而温；阴盛衰弱之人，则足少阴盛水司气于下，而手少阴丁火亦将熄灭。 君主健强，则水火既济，内脏安谧；君主衰弱，则水火不济，内脏失调。 《素问·灵兰秘典论》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 《阴阳应象大论》云：“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 李念莪注曰：“火都阳气也，天非此火（即日光），不能发育万物，人非此火（君火和相火），不能生养命根，是以物生必本于阳，但阳和之火则生物，亢烈之火则害物，故火太过则气反衰，火和平则气乃壮，壮火散气，故曰食气，少火生气，故云食火。” 又曰：“阳气者，身中温暖之气也。此气绝，则身冷而毙矣。运行三焦，熟腐水谷，畴非真火之功，是以内经谆谆反复，欲人善养此火，但少则壮，壮则衰，特须善为调剂。世之善用苦寒，好行疏伐者，讵非歧黄之罪人哉？” 张介宾亦持少火为生理之火，壮火为病理之火的观点，并且还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和发挥，如《类经·阴阳类》云：“火，天地之阳气也。天非此火，不能生万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故万物之主，皆由阳气。但阳和之火则生物，亢烈之火反害物，故火太过则气反衰，火和平则气乃壮。壮火散气，故云食气，犹言火食此气也。……此虽承气味而言，然造化之道，少则壮，壮则衰，自是如此，不特专言气味者。”张氏从药食气味之火，推演到生理之火和病理之火，同时又结合万物造化之道来解释，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壮火食气……少火生气”，此句是对前句“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的进一步说明，即壮火之气衰的原因是壮火能销蚀、消散人体之气，少火之气壮的原因是气能从少火得到滋养，亦即少火能滋生人体之气。前一个“食”字，是销蚀的意思；后一个“食”字，是进食以得养之义。 由此可见，壮火乃邪火，而非真火也（如温病，暑病，瘟疫病，伤寒阳明白虎、承气证，湿热，阳燥症等之邪火）。少火乃心脏之君火，肾脏之命门火，乃少阳相火等，即真阳之火而非邪热壮火也。邪热之壮火，必须消灭，真阳之少火，则决不可损也。 凡心肾健旺之人，则消化力强，因少火生气，子食母乳，娘壮儿肥；心肾衰弱之人，则消化力弱，脾胃病较多，因少火弱，生气少，娘衰儿瘦，乳哺不足也。 因此，有实则泻其子，虚则补其母之义。 世之患脾胃病，消化不良，或上吐下泻，以及痞满肿胀等证，虽属于后天脾胃之疾，而先天心肾之衰弱，实为主要原因。如只重视后天之调理，忘却先天心肾之关系，徒治其末，忽略其本，病轻或有效，病重则无益而有损。 但是，如只重视先天心肾，而忘却后天脾胃，亦属片面看法。因中气如轴，四象如轮，可见其关系之密切。若只知后天，犹如有轴无轮，若只知先天，又如有轮无轴，均不可能成其为整个圆运动之作用矣。在先后天之统一体中，若无水火之升降，焉有四象如轮之旋转。 因此，君火旺，则相火从令而潜藏，蒸水化气而生津；君火弱，则相火违令而僭露，寒水泛滥而成灾。水底寒，则龙雷升，阴霾弥漫；水底温，则龙雷潜，天朗气清。易曰：“阳生阴长，阴长阳消。”“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即天地交泰，坎离相交，水火既济，万物皆春矣。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早衰之节也。”李念莪注曰：“二者阴阳也，七损者阳消也，八益者阴长也，生从乎阳，阳惧其消也，杀从乎阴，阴惧其长也，能知七损八益，察其消长之机，用其扶抑之术，则阳常盛而阴不乘。二者可以调和，常体春夏之令，永获少壮康强，是真把握阴阳者矣。不知用此，则未央而衰。” 《中藏经》云：“阳者生之本，阴者死之基，阴宜常损，阳宜常益，顺阳者生，顺阴者灭。”此数语亦可作七损八益之注。 陈修圆云：“金元四家，各执己见。刘河间书，虽偏苦寒，尚有见到之处；朱丹溪虽未究源头，却无支离之处；张子和则瑕瑜参半；最下是李东垣，树论以脾胃为本，立方以补中为先，燥烈劫阴，毫无法度。”此乃陈批评李东垣，只重视后天脾胃之中气，而忽视先天之元气，此种看法，颇有卓见。 兹引数方说明先后天之关系： 桂附理中汤：如久泻不愈，完谷不化，或久痢红白，并因此影响面足浮肿，或腹中鼓胀，食思精神缺乏者，服之颇效。缘此方是脾肾两补，先后天并固。方中理中汤温固脾胃之中气，肉桂强心，壮君火主令于上；附子固肾，温癸水补命门，扶少火而生气。故其效卓著。如独用理中汤，或四君子、六君子、归脾汤等，专补后天脾胃之中气，是否能制寒水补少火而使病痊洤愈，尚属疑问。 又如四逆汤与通脉四逆汤，均为姜附草三味药物，亦是先后天脾胃兼顾之方，能治几百种寒湿或虚寒大病，因病加减，应用无穷，不但奇效，且有起死回生，却病延年之功。此方以附子强心而暖肾水，回阳生津，而固肾气。干姜温胃土之降，甘草补脾土之升，升降自如，水火既济，故成为整个圆运动之动力。运动既圆，则邪去正复，回春而延年矣。 如将此方分成三个方剂，1.干姜附子汤，2.附子甘草汤，3.甘草干姜汤。各方亦是先后天并重，其变化治法，又有分别不同之义也。类此者太多，仅举一二方以为例。 以上三方之作用，均为扶阳抑阴，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补少火而生气，故为先后天并重之方。 至于大承气汤之作用，则为扶阴抑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即泻壮火以免食气，亦为先后天并重之方也。证诸瘟疫病之阳明腑证，《伤寒论》阳明宜下证与三焦下证以及少阴三急下证等，均属于邪火内盛，亢阳灼阴，真阴涸竭，即为壮火食气之例子，苟不急欲扑灭此邪火，至将真阴灼尽，只有火而无水，孤阳不能独立，顷刻亡阴而死矣。在治疗上速用此汤急下，犹如釜底抽薪，承接真阴而制亢阳，其效昭著，而有起死回生之功。如以六味地黄汤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则犹杯水车薪，或用犀角地黄汤，犀角黄连汤清火解热，而不能下燥结，则难制阳光而泻壮火。 据余经验，以上各方，决不如大承气汤仅硝、黄、枳、朴四味之效高而准确。因方中大黄性味苦寒，清手少阴之火，下阳明之燥结而救真阴；芒硝性味咸寒，软坚润下，补足少阴之水，而润燥结；枳朴之苦降行滞，协助加强硝、黄急下之力。 因病加减，又可变出许多方剂，其下法自有不同也。此方如去芒硝，名小承气汤；去枳、朴加甘草，名调胃承气汤；去枳、朴加甘遂，名大陷胸汤。 又如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及厚朴大黄汤，三方均有枳实、厚朴、大黄三味药品，但因份量轻重不同，则下法又有差异。 小承气汤是下结粪，即荡实微和胃气而下小结，故以大君，气药为臣（大黄四两、厚朴二两，枳实三枚大者炮）。 厚朴三物汤是下气，意在行气，故以厚朴为君，泻药为臣（厚朴八两，大黄四两，枳实五枚）。 厚朴大黄汤是下水，系支饮停胸致胸中满，上焦不通之证，故用本方调上焦之气，使气行而水亦行也（厚朴一尺，大黄六两，枳实十四枚）。 三方药品虽同，而分两与主治不同，学者宜细心研究，前法是大补少火而生气，即虚则补其母之义；后法是大泻壮火以免食气，即实则泻其子之义。证状不同，法治悬殊，略述一二，聊供学习之参考。 小白菜汤开胃愈病浙江余姚县有某富商的儿子患“小伤寒”，久治未愈。病家请来医生会诊，有谓虚证宜补，有谓实证宜清，有谓虚热当用甘温，有谓虚寒当予温运，各执一词，病家无所适从，后邀范文甫赴诊。 范氏视过病情，将前医之方一一掷于一旁，笑曰：病将愈矣，何用服药？遂至田边拔来小白菜一把，嘱其煎汤服之。主人将信将疑，孰知服汤数日，病者寒热悉除。诸医请教，范曰：病已将去，虚热未除，胃气未升耳，故当升其胃气，此《内经》“食养尽之”之意也。 按：范氏不愧大家，一眼能看出本病乃“胃气未升”，仅用小白菜熬汤即愈此复杂之症，可谓深得“食养尽之”之旨。清代李冠仙曾云：“善调理者，不过用药得宜，能助人生生之气耳。”此案可见一斑。 该医话范老前辈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一是诊病辨证准确，准确判断为病讲愈；二是用小白菜善后，真的经济简便。除了上法临床上去除病后余热，经方竹叶石膏汤也是常用的方剂之一 拓展阅读：（清·王孟英《随息居饮食谱》） 菘：（一名白菜，以其茎色白也，亦有带青色者，然本丰茎阔，迥非油菜。） 甘平。养胃，解渴生津。荤素皆宜，蔬中美品，种类不一，冬味最佳。腌食晒干，并如上法，诸病不忌。喻氏尝曰：白饭青蔬，养生妙法。肉食者鄙，何可与言？鲜者滑肠，不可冷食。 清震汤疗治湿困张宗昌为山东督军时，带领杂凑起来的数十万队伍，称霸一方。张氏骄横昏庸，人称“三不将军”—不知有多少兵，不知有多少枪，不知有多少小老婆。某年夏月，因事路过宁波，适值天气酷热，炎暑逼人，常以冷水淋浴为快，以致暑湿之邪内陷，头脑昏重，神疲乏力，时有低热，舌苔浊腻。 延范氏诊视，持脉察舌后，即挥笔书清震汤一方（升麻、苍术、荷叶3味）。张接阅后，嫌范氏案语简短，药味太少，颇为不悦，出言不逊。范闻后毫不畏惧，直言讥笑之：“用药如用兵，将在谋而不在勇，兵贵精而不在多，乌合之众，虽多何用？治病亦然，贵在辨证明，用药精耳！”四座皆惊，先生则旁若无人，谈笑自若，既为自己用药辩解，又对其昏庸鲁莽进行了讽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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