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爸爸有一台老式收音机。 黑色，很笨重。本来是外公的，为它外公还揍过舅舅一顿，后来，爸妈结婚后，被爸爸拎了回来。 平时，它都安安静静地坐在小柜子上，盖着一块红色方巾，像是害羞的新娘。爸爸不碰它，我们当然不会对它有什么兴趣。可是到了春节期间，它就会无比地风光起来。年三十早上，我们还在睡梦中，爸爸就会把它抱出来，放在书案上，又把磁带找出来，捣鼓捣鼓，让它工作了。 放的都是一些老歌。《你潇洒我漂亮》，《舞女泪》，《粉红色的回忆》，《无奈的思绪》，《无言的温柔》等等，还有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和《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我们喝鸡汤时，听着它们；贴对联时，听着它们；整理烧给爷爷的冥纸时也听着它们…于是给我一种错觉，听到这些歌时，总会觉得是过年了。有时下雨天，爸爸在家呆着无聊，会把收音机搬出来，放这些歌，我心里就很雀跃。 如今，那台收音机不知是扔了还是卖了，抑或放在哪个角落——我已很久不见它了。再没有哪些歌像这些歌一样给我过年的感觉。就像小时候爸妈房子里贴的画儿一样，都是一个很性感的外国女人靠着一辆汽车，摆出不同的动作。我对那些东西毫无概念，又经常听妈妈说到上海——一个我完全无法想象的概念，于是很自然的，我把那些画儿和上海联系在了一起，画儿上的女人应该就是上海的女人。有些联想就是这样毫无道理，却能留下深刻的记忆。 那时候过年，是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气氛。腊月二十几我们就天天上街，采购吃的穿的用的。街上真热闹啊！爸爸妈妈害怕我们走散了，往往总要牵着手。爸爸主要关心对联、爆竹、烟酒等物，妈妈呢，当然关注厨房的东西。而我和妹妹，主要是看那些衣服、瓶子里的花儿、玩具灯笼、烟花，还有热闹的人群。 三十早上，我和妹妹是要穿戴一新的。从头到脚，连袜子也要新的，然后到处撒野。遇上天气不好，我们就在家帮爸爸一起贴对联。妈妈通知上菜的时候，爸爸会拎着一稻箩冥纸往外走，我和妹妹在后跟着。爸爸在离家不远的地里停下，把纸分成五六堆：给爷爷太爷爷们分好，剩下一堆给孤魂野鬼。我和妹妹就向着爷爷的那堆纸磕头，希望爷爷能保佑我们考上大学。回家后，妈妈已经摆好了菜，书案上燃两只红红的蜡烛。爸爸在门外放一挂鞭炮后，我们开始吃团圆饭。吃饭时，新衣服是要脱下来的，怕滴了油，吃完再换过来。 傍晚，我们从庄上跑到庄下，打个小灯笼。家家都亮着灯，干涩而寒冷的空气中，飘着的是炮竹燃放后的硝烟味。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就有放烟花的，到处都洋溢着躁动而喜庆的气氛。大人们在家看春晚，小孩偏往黑暗的地方钻，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 初一早上，吃过早饭，女人们全在家留守，男人们带着孩子一一到本家拜访。我和妹妹随爸爸出门时，总要看看衣服口袋够不够大，太小的话就再带个塑料袋——抓糖果用。先到奶奶家，我们带着包扎、麦片、红糖，送给奶奶，在奶奶家坐一会。爸爸就和路过的男人们汇合到一起，我们孩子自然也走到一起，就从庄下起一家家的拜访。拜访到哪家时，如果男人在队伍里，他会自动和家里的女人一起招待大家，就算碰巧不在，也会有留守的女人招呼大人吃烟、小孩吃糖。我们小孩像是土匪一样，趴在桌子上挑拣自己喜爱的糖果，放进自己的口袋或塑料袋里。爸爸们这时都会假意骂一下自己的孩子，“还不快下来！”“这么不懂事！”骂是骂的，口气却一点不严厉，脸上笑意也未褪。等拜访完最后一家，我们会比比自己的“战利品”，比如谁家摆了几个棒棒糖，我抢到了几个…谁袋子里东西多，就会特别开心。 而今，印刷的对联代替了手写的对联，通电的红蜡烛代替了流泪的红蜡烛，麻将代替了春晚，饮料和酒代替了包扎麦片，我们抱怨着，过年再也没有一丝年味儿了。爸爸不再在三十放《舞女泪》了，我和妹妹不再嚷着要新衣了，庄上的小孩都大了，生活也好了，再也没有人拜年会带个塑料袋了。 有一年，我们一家人去姨奶奶家拜年，带着包扎和麦片。早上是坐车去的，下午无法回来。爸爸让人帮他借了一辆小自行车，就是一般女生骑的单车。爸爸在前面绑了一根木棍，就把它变成一辆二八式自行车了。我坐在木棍上，妹妹还小，妈妈抱着她坐在后座上——那么远的路，爸爸硬是用一辆小自行车把我们一家人给载了回来。我曾经觉得我的爸爸真了不起，再困难的事他都可以解决，和他在一起，做什么、去哪里我都不害怕。而如今，爸爸似乎有点老了，我能感觉到一股力量从他身上慢慢消失。他很无奈。我问他：你怕不怕老?他说：哪个人不得老啊？每个人都要走的路，怕又怎么办？ 这个世界，很多东西都在变。曾经在我看来，那样热闹而繁华的干镇，对现在的我来说，真的是小极了。拜年的礼物在变，我们的体型在变，人们的价值观也在变。可是，有一些旋律不会变，有一些感觉不会变，有一些爱，也永远不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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