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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嘲笑中国人没见识过经济周期;而中国人则嘲笑美国人没见过王朝兴替。 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现在不关心自己国内已经过百万的新冠确诊人数，却总在吐槽说中国一定让他要在11月的大选中失败。对此，中国官方表态这事儿我们压根就没兴趣。 因为，从历史观察的角度来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但凡商人治国的国家，后来的命运都不怎么样。 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确实曾经出现过几个商人出身的政坛顶级大佬。 这些商人出身的政坛大佬，如流星一般闪耀过中国历史社会的天空，且多让人津津乐道，然而但真正的政治家却很少。 有史可查的中国第一位商人出身的政坛大佬，是2700多年前的齐国宰相管仲。他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而自身也因为历史功绩被称为春秋第一相。 吕氏春秋中记载，管仲年轻时贫困，与好友鲍叔牙一起到南阳做生意，两人分利润时，鲍叔牙让管仲来分，管仲就给自己多分了点钱。 对此，鲍叔牙知道了，却一点也不生气。鲍叔牙知道管仲家贫所以不以为贪。 可见当年齐国两位政治家都做过生意。 后来鲍舒雅不仅认为，管仲做生意自己多拿钱，不是贪。而且，他还认为管仲有非凡的才能，反而将其推荐给自己的最高领导齐桓公，自己甘居其下。 管仲做生意一般，但治国理政却是一等一的高手。有管仲主持齐国大政，“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明确把管仲的生意伙伴兼政治搭档鲍叔牙的人品还至于管种之上，这是很有道理的。 管仲管种自己也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后来的齐国，并不是亡于强秦，姜姓齐国最终亡于田氏代齐，而这田氏，就起家于齐桓公时期。 春秋末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于公元前473年消灭吴国，在历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 越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以及卧薪尝胆侍奉吴王，进献美女，麻痹仇家等策略，无一不是计中计，谋中谋。而提出这些策略的谋主范蠡，名气很响。虽然是越国复仇战的中心谋臣，范蠡身上商人烙印更深刻。 范蠡三徙三荣就是最好的验证。 范蠡的第一次人生颠覆在于辅佐越王勾践，且对人心人性有深刻认知。功成名就之后，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提醒有人文种之后，范蠡悄然离去，和儿子躬耕于齐国海滨。 齐人知其贤，举为相。 范蠡叹息道，坐在家里就能积累万贯家产，做官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是平民百姓所能达到的最高地位了，长久享有这么尊贵的，不吉祥。于是归还了相印，把家财散尽，秘密离去，再次迁徙到陶地。（其实，是越王勾践为了参与中原争霸，将越国势力一直扩张到琅琊，并打算北迁都城至琅琊，范蠡为了躲避风头正健的勾践而被迫再次逃离。） 到了陶地（山西定陶），范蠡利用这里是天下的中心，交通便利，做生意发了大财，世称“陶朱公”，到现在这名号依然指善于经营揽财之人。 越国在勾践之后，越国发生过“越人三弑其君”，其后代越王朱勾弑君上位，其后，越国分崩离析，内部互相攻伐不断，起因就在于，各部势力都跟着范蠡学会了做生意，都有不愿甘居人后的经济实力。 战国后期的大商人，吕不韦，是真正懂得奇货可居的人。 不仅生意做得好，赚得盆满钵满，还一步一步打造出了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他的故事国人皆知。他以超凡脱俗的政治眼光，进行商业运作，进而掌控了一个强大帝国的政治。 虽是商人，却被皇帝公开称为仲父，绝对是后无来者，也因此，世间再无吕不韦。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清楚，秦二世而亡。 时间来到西汉时代。 西汉时期，传统众友重农轻商，道家儒家排斥商业，并定下士农工商四民国策影响千年。 然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实现伟大抱负，启用用商人群体为国理财。商人家庭出身的理财高手桑弘羊，被推选出来打理国家财政。汉武帝重用桑弘羊，在汉帝国先后推行算缗，告缗，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等经济政策，同时组织屯田戍边，防御北边的匈奴。 就当时的国情而言，这些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大幅度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为汉武帝继续推行文治武功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且不论桑弘羊制定的财税政策有何弊端，并且他最终也因为参与复杂的政治斗争而死，但是读汉代史，不能够忽略商家子弟为有汉一代财政体系所做的贡献。 独汉以强亡，汉武帝身后不到100年，西汉寿终正寝。 总体来说，中国古代政坛大佬多数出自世家，其次为行伍起步，抑或科举出身，当然也有几个农夫，而商人出身者较少。历史客观原因，传统观念士农工商，商人地位最低。 正统的官场体系对于商人群体鄙视排斥，就是所谓的轻商。 汉代早期就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即生意人的孩子不能出仕。 唐宋元明清，很长一段时间不允许商人子弟参加科举考试。 除了整体政治环境歧视商人，另一个原因，成功豁达的富商大贾，“素封”之家，过惯了锦衣玉食、安逸的生活，对案牍辛劳，杂务冗烦，和波谲云诡的官场，有意识地保持距离，所以，历史上商人而为政坛大佬，如空中流星偶尔一闪，即湮灭无闻。 以天下为己任这种宏大命题，天生不适合蝇营狗苟的商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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