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类是徭役。由成年男丁负担，每个法定年龄段的成年男子，每年都要为国家无偿提供若干天的劳役，这是按人头计算的，属于人头税； 另一类是田赋。它是按田亩征收的，属于土地税。 早期的徭役都需要本人亲自去服役，这在农忙时节非常影响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田赋最初征收的都是土地上所出产的用于吃穿用度的粮食、麻布等实物，属于实物税的范畴。这些食物需要储存、运输，特别是在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给农民增加了很多的负担。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贸易的繁荣以及社会的进步，传统的赋税制度在唐朝和北宋时期，分别进行了两次比较大的调整。 先说说唐朝的调整 唐朝的调整发生在安史之乱以后。因为战乱的破坏以及豪强地主的兼并，政府手里已经没有可以分给百姓的土地，均田制遭到了破坏，与之配套的“租庸调”制自然也就成了无源之水。 这里需要对“租庸调”制作一简单的介绍，唐朝实行的是北魏以来的均田制，政府将土地按一定标准分给成年男子，领有土地的人需要承担三项义务：一是“租”，指田租，缴纳的是粟或米；二是“调”，原来是指常额之外征调的物品，按户征收，又称户调。这里指每户应交纳一定的绢、麻或布；三是“庸”，成年男子每年要服徭役20天，如不服役，可以输绢或布代役，称为庸。 安史之乱以后，面对“租庸调”制已经很难维持下去的局面，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唐德宗于建中元年（780）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对税制进行了改革。因为新的税制规定每年分春秋两季征收，所以被称为“两税法”。主要内容是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基础，按照“量出制入”的原则来确定总的税额，地税征粮，户税征钱，原来的租庸调也都折成铜钱并入了户税。 两税法属于并税制改革，既简化了税制，又减少了实物的征收。因为加大了货币税的分量，而方便了运输，加强了货币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我国赋税制度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两税法因为既纳钱又纳粮，合称为“钱粮”，从此钱粮就成了我国古代赋税的代名词。 再说说北宋的调整 北宋的调整是指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中所推行的“募役法”。王安石根据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雇工现象比较普遍的实际情况，废除了百姓原来必须按每户的等级，轮流充当官府差役的办法，而改为统一由官府在社会上招募专人来承担差役，百姓只需按规定缴纳役钱就行了，不用再亲自去服劳役了。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官僚、豪强地主以及寺院等享受特权的阶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募役法还将民户按财产的多少分为十等，规定城市中六等以下、乡村中四等以下的贫困户享受减免的优待。这样不但减轻了乡下穷人的负担，还使他们可以专心去从事农业生产。 无论是杨炎的“两税法”，还是王安石的“募役法”，它们共同的一点都是增加了货币在税收中的比重。大家也不要小看这一点，它标志着我国古代的赋税开始由实物税为主向货币税为主的方向在转变，说明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多地开始重视并发挥货币的功能。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一变化正是唐宋变革的经济基础。 赋税征钱在进一步促进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上对货币流通量的需求。因此，以唐朝中期推行两税法为转折点，我国古代货币流通中出现了通货日趋紧缩的趋势。所谓“通货紧缩”，是现代经济学上的名词，通俗地说就是因为流通中的货币不能满足社会经济总量的需求，而在市面上表现出钱少不够用的现象。随着这种货币不足矛盾的日益突出，最终发展成为了贯穿整个唐朝中后期的“钱荒”难题，这对底层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当时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在他的《赠友诗》中针对“钱荒”现象，对于赋税征钱的做法，曾经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发出了“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的质问。但是，客观地讲，用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代替以“丁夫为本”的租庸调制，是我国古代赋税制度发展进程中的一大进步。因此，两税法的施行，虽然表面上带来了“钱荒”现象，但是，它却促使了由实物赋税向货币赋税的转变，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大表现。 “钱荒”的出现，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则是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加，社会上对流通领域货币数量的需求越来越高，而贱金属铜已经不能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需求而造成的。因此，贵金属白银取代铜钱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或者是使用金属货币的价值符号纸币来作为流通的手段，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选择。 接下来，我们具体看看面对“钱荒”的难题，唐、宋以及金、元这四个朝代都是如何应对的。 唐朝针对钱荒的现象，先后推行了多种解决的办法，如开放铜山，奖励采铜，增加铸钱数量；严禁销毁铜钱，禁止百姓铸造铜器、储藏钱币以及携带出境；实行省陌制度（就是不足一百枚也可以当一百枚使用）；鼓励大额交易使用绢帛，实行货币多元化的政策。甚至于会昌五年（845）采取了毁佛铸钱的极端手段，“飞钱”也是为了应对“钱荒”而出现的，它只是一种汇兑的凭证，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但是却是纸币的滥觞，为北宋交子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进入宋朝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内以及海外的贸易日益繁盛，特别是“募役法”的实行，社会各界对于货币的需求更加广泛，钱荒的矛盾也就变的更趋严重。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宋朝政府从三个方面采取了措施：首先是增加铸钱的数量，熙宁、元丰年间甚至达到了我国古代铸钱数量的最高峰。除了传统的铜钱之外，另外还铸造了大量的铁钱；其次是创造性地发明了使用纸币，最初是“交子”，后来是“钱引”“会子”“关子”等。使用范围也由仅限于四川一地流通，到整个铁钱区、再到全境流通，纸币的使用越来越普遍；最后是积极推广贵金属白银作为货币的使用，无论是在官府，还是民间，白银的使用在数量上、范围上，都有显著地增加，白银的货币化功能开始逐渐增强。 金朝和元朝是两个凭借武力入主中原后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虽然它们的经济和文化都要比中原地区落后。但是，面对日趋严重的钱荒难题，却能够顺应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规律，比唐、宋采取了更富有创意的解决办法。 金朝采用了先印纸钞、再铸铜币的办法，后来因为铸造铜钱成本过高，索性停止铸造铜钱，主要使用纸币。金代发行的纸币，在流通使用上与铜钱没有任何区别，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流通纸币。还废止了宋代要定期换发新钞的规定，而可以永久使用，不限年月，这在纸币发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标志着纸币作为金属货币的符号，在商品交换中取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除了大量流通使用纸币之外，还铸造了最早的银币“承安宝货”。金人以纸币与白银为主要的货币，而将铜钱视作辅币，仅仅用于小额的支付，这已经有舍弃铜钱而用纸币、白银的趋势。 元朝则在金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实行纯纸币制度，贵金属金银以及铜钱都不许流通，替代金属货币流通的是国家强力推行的纸币，它的使用不限年月，不分地域，是一种有无限法偿能力的不兑换纸币，并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办法与之配套，这已经基本上具备了近代纸币的雏形。 元代是我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都是以铜钱的货币单位“文”为价值尺度，给商品标价。到了元朝就改为“两”“分”，这是纸币和白银的货币单位。这说明我国的货币即将结束以贱金属铜为主要币材的历史，马上就要进入以贵金属白银或纸币为主币的新的历史时期。 （待续） 《三千年来谁铸币》 王永生 著 中信出版集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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