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五脏主治、五脏所欲、五脏所苦和五脏所损详解 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人体是由心、肝、肺、脾、肾五大功能系统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气血阴阳，是提供这五大功能系统正常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所以对于五脏的治疗，一是必须理解五脏的常态和病变；二是必须理解气血阴阳，以及天之五气、地之五味、情之五志和五脏之间的相关联系。 对于上述的相关问题，《内经》“宣明五气篇”已经讲得很明了，再经过《难经》的补充使之完整化，后来历代名医都有所发挥。现代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基础理论》教材，更是把这些基础上的知识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再通过白话文的讲解，形成一本相对独立的教材。 治病要用到中药，学中药必要理解地之五味和五脏的关系，《内经》“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 另外，《内经》针对五脏为病的用药治疗法则也进行了讲解。后来张元素的《珍珠囊补遗药性赋》“五脏补泻主治例”把上述的治疗法则进行了具体化，张元素的学生李东垣又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些补充，使之完善。这些治疗法则，可以说是五脏论治的总纲，如果这个基础法则不掌握，还是机械的去套学什么药治什么病，学中医一辈子，也是一个庸医。 欲是想要、需要、希望的意思。 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补之，以酸泻之。心欲耍，急食咸以耍之，以咸补之，以甘泻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以甘补之，以苦泻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以酸补之，以辛泻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以苦补之，以咸泻之。 肝主疏泄，辛药主行、主发散，所以肝以发散为补。肝为风脏，所以风药是辛味，也就是说一切风药都可以疏肝，因为肝主升发，风药有升发之性，所以可以疏肝，比如麻黄、生姜、柴胡、苏叶等都可以疏肝散邪。肝主疏泄，调节一身之气机，所以理气药是辛味能散能行。肝藏血，所以活血药也是辛味，也能散能行；酸药主收敛，所以对于肝来说，酸反而是泄。但从临床上来说，肝阴血是肝疏泄的物质基础，没有足够的物质基础，肝是不能进行有效的疏泄的，所以真正要养肝，还是在于收敛肝的阴血，而不是辛药的发散。临床上很多医生治病片面的疏肝，疏肝药都有耗伤肝阴血的副作用，肝的阴血耗伤严重，反而起疏病越重的。所以《神农本草经疏》提出了治肝在于敛养，这种理解是正确的。 心欲耍，耍，应理解为软的意思，也就是说心气急、心悸严重，要用用咸寒一类的药来镇心，比如生牡蛎等药。因为心火要下潜于肾，才能达到心肾相交，肾阳才能足，肾阳足了，才能让津液气化上承于心，心才能得养，所以说咸补心。心主血脉，血脉要通畅，得有阴营的一方面，也要有气阳的一方面。但补阴血之药，大多对血脉的畅行不利，而补药多甘，所以会说甘是泄心。但心的阴血不足了，还得以甘药来补养，比如《伤寒论》中的“炙甘草汤”就是重用甘药来补心之阴血。甘入脾，血之生成，脾的运化（对食物的消化吸收功能)至关重要，所以也要用到甘药，为什么对于心体受损的心脏病，治疗得以“四君子汤”为核心来治疗，也就是为了促进脾肾的消化吸收功能，心体才能有足够的物质基础来补养。 脾欲缓，缓是舒缓舒服的意思。脾虚则运化无力而使中焦痞满，脾虚不能散精，升阳不能达于四肢，所以肢体困重无力，人就不舒缓，治脾虚之药必是甘药，所以说食甘以缓之，以甘补之。临床上常见医生治疗消化不良的，都是用一些消导药（比如山楂、神曲等助消化药)，要知道用助消化药来促进消化，这是治疗食积的实证而已，是中医治疗八法中的消法，对正气都是有损的。这种以消导药为主来治疗痞证，对于一时的食积可以，但对于脾虚不运化的情况，只会更加耗伤人的元气，让人越治越损。所以对脾实的情况，还加了“以苦泻之”，临床上用于消化不良的食积上来看，主要是大黄、厚朴等药来苦泄。另外脾主运化一身之水湿，气虚则无力运化水湿，内湿重，也要以苦药来燥湿，所以先贤会说白术是健脾圣药，白术主要作用无非也是取其苦燥去脾湿而已。把脾湿泄了，脾也就健运了。 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以酸补之，以辛泻之。肺主一身之气，对水液的代谢可以起到调节的作用，所以说肺是水之上源。从肺对水液的代谢上来看，主要是肺的宣肃功能正常达到这作用。肺气宣发，则一身的毛孔张开，汗液外排，通过排汗的方式去除体内多余的体液。比如人受寒后，毛孔闭了汗（热)不能出来，内体寒湿重，就会出现《伤寒论》中的麻黄汤症，所以治疗上用麻黄和桂枝的辛来宣发肺气，这辛的泻，主要是针对肺宣的一方面而定，也就是说辛味的风药可以促进肺的宣。用风药治疗感冒，无非也就是通过辛散的风药促进肺气的宣发，毛孔开泻了，汗外出而去病邪。如果说汗出太过，主要也是因为肺的宣发太过的原因，针对这种汗出太过的夏天，所以孙思邈创了“生脉饮”（人参、麦冬、五味子组成)，用人参的甘补气固肺，五味子的酸收敛肺气。中医治疗肺病的宣肃，也就是通过药味的酸收和辛散来进行，肺气宣不足则加用辛药，肺气宣太过，则用酸药来收。酸以收敛，所以说补肺，辛以宣散，所以说泻肺。 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以苦补之，以咸泻之。对于以苦药补肾，很多人觉得难以理解，对坚的意思也总是以某药来论坚，而没有从医理上来说明，特别是朱丹溪说到到黄柏坚肾后，后世的医家就是一直觉得黄柏是一个坚肾药，但黄柏是怎样达到坚肾的目的，大多无言。我们从肾的生理上来说，肾主水，是一身水湿气化的根本，湿重则肾中的元阳不能发挥正常的生理作用。治疗水湿得用苦药来燥湿，湿去而肾的功能得正常的发挥，所以说苦补肾、坚肾。朱丹溪用黄柏来坚肾是针对肾有湿热的情况，用黄柏来燥湿去热而已。我们从张仲景的《金匮要略》“肾着汤”（炙甘草、炮干姜、茯苓、白术组成)和“泽泻汤”（泽泻、白术组成)两方来看，就是两个治疗湿阻的处方。肾着汤是一个温中化湿的药方，主要是针对阳虚湿阻的病情而定，泽泻汤是一个针对湿热的情况而定。这两个方都是用到了白术来苦燥去湿而让肾安，所以临床上不是说黄柏是坚肾的特定药，丹溪只是吃透了《金匮要略》和《内经》的精神，根据临床的需要而选择黄柏来去肾中湿热因为丹溪的名气太大了，世人不善于学习，所以盲目的根风，才会弄出一个黄柏是坚肾的特定药来。说到以咸泻肾，主要是针对肾中内存元阳而说。人一身的阳气得潜于肾才能用，不能潜则阳气上扰而见虚阳上亢的病情出来，咸药入肾，用来镇潜肾中元阳，所以这里的咸指的是咸寒之意。虚阳上浮，用生牡蛎等咸寒的药来镇潜浮阳，虚阳得潜，所以说成是泻了。 苦，是苦困之意。也可理解为疾病、痛苦。 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肺苦气上，急食苦以泄之。 肝苦急，急为急躁之意，比如人的情绪急躁（肝主疏泄，人的情绪是由肝来调节的)，可吃甘寒的食物，比如梨子、百合等，可让人的情绪和缓下来。肝主疏泄，另外还有调节一身气机的作用，脾的运化，就是必要有肝的正常疏泄才能行，如果说肝气急，脾为之运化太过（比如很多糖尿病就是因为肝的疏泄太过造成)，脾为之受损，所以要吃甘药来补脾。脾是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脾健运了，气血才能足，血足肝才能得养，所以要吃甘药来舒缓肝气。 脾主运化一身之水湿，湿重则困脾，去湿则吃苦药来燥湿，所以健脾时必要用到苍术、白术，就是取其苦燥去湿而使脾得健运。 心苦缓，这缓应理解为涣散之意。喜为心之志，过喜则心气涣散。心气涣散则心的阴血随之而耗损。酸味主收敛，所以对于心气涣散的病人得吃酸味以收敛心阴。比如失眠的病人，就是心气涣散太过。《金匮要略》的“酸枣仁汤”(酸枣仁、茯苓、知母、川芎、甘草组成)熬制而成，就是用酸枣仁的酸来收敛心阴，再加用清热行血药，达到养血安神和清热除烦等之功效。 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肾阴为一身之元阴，耗伤肾阴，无非以肝郁化火为最，辛能行能散，所以散解郁结的肝气，必用辛药。肝郁得解，则不再耗伤肾阴，所以反说是润肾之燥。这种用辛药来润肾燥的原理，和“承气汤”的急下存阴一样的，是去病之源，达到治疗的目的。并不是说辛药能润养肾，如果真的肾阴亏虚，还得大补肾阴，见肝郁再在养阴的基础上来疏肝。比如《续名医类案》的“一贯煎”：北沙参、麦冬、地黄、杞子四药来大养肾阴以治本，川楝、当归辛散解郁来治标。高鼓峰则以六味地黄汤加柴胡为治，称为“水中疏木”，也是取柴胡的辛散解郁，让六味地黄汤能更好的达到补肾养阴的效果。 肺苦气上，急食苦以泄之。肺病最常见的就是哮喘和咳嗽，都是气机不能肃降为见症。苦药能燥，但苦寒的则能泻，所以治疗肺气上逆的咳嗽、哮喘，都是以葶苈子、苦杏仁等药来降气泄肺之实邪。 这是《难经》补充《内经》的内容。《难经》第十四难说“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营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此治损之法也。” “虚则补之”是历代医家论治虚损病必宗之法，但补不是机械的针对某药入某脏机械的选择几味药来拼凑治疗，而是必要根据五脏五大系统的相互关系，以及本脏的物质和功两方面的关系进行有机的分析，再来取舍用药。 比如肝损，治疗的大法是“损其肝者，缓其中”。肝主疏泄，体阴而阳用，性喜条达，苦急而喜舒缓。根据《内经》“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和散之”，养肝得以甘寒阴柔的药来舒缓肝急为治本之道，但片面的柔养，肝气则为之不疏，所以有必要进行疏肝，让肝的物质和功能两方面都正常，肝才能为用。比如冶肝阴不足的一贯煎，就以沙参、生地黄、麦冬、枸杞子等甘寒滋养药来柔养肝而缓急．少佐川楝子和当归之辛散，让肝的疏泄生理机能正常发挥。 比如肾损，治疗是“损其肾者，益其精”。肾主封藏，内寓元阴元阳，其生理机能的运动趋势有两方面，一是向上蒸腾气化，以温煦濡养诸脏；二是向下渗利，但向个得有肾阴的物质基础以供肾阳的气化，水湿的下渗又得有肾阳的温煦才能气化开，体现出了阴阳互根的主要性。所以治肾损，除滋补肾中精气外，同时也要恢复肾的蒸腾气化渗利的生理功能。如治《金匮要略》中的“崔氏肾气丸”，地黄、山萸肉、山药以固肾，促进肾的封藏之力，以补肾之损；加用茯苓、泽泻以促下渗之力；附子、肉桂温肾阳，以助肾蒸腾气化，让津液上承以养它脏和渗下；肾虚则行血不畅，行血不畅则易化热而产生伏热，所以用丹皮凉血行血去伏热。恢复肾的基本生理功能，这才是真正的治损。 五味入五脏，五脏要平衡身体才能健康，五味有偏则增气太过也一样会生病，所以平时饮食上五味要平衡。对于五味致病方面，《内经》讲到“五味所禁”，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咸走血，血病无多食咸；苦走骨，骨病无多食苦；甘走肉，肉病无多食甘；酸走筋，筋病无多食酸。是谓五禁，无令多食。 另外，《内经》还讲“阴阳形气俱不足者，调以甘药”。从文中的“调”字可以看出，对于身体大虚之人，和以甘药缓补。甘药能补，所以对虚者要用甘药，更有另一层意思是健运脾胃。因为甘入脾，用甘药是可以理解为调理脾胃的。脾胃是气血化生之源，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所以一切治疗，必要先查胃气，这是五脏治疗的关键，也是一切病治疗的关键。一个中医生，如果连脾胃病都不会治，必是庸医。 中医之五脏1 肝 这里的“精”，最初主要指的是生殖之精。肾的位置与生殖器比较接近；肾脏的形态与男性睾丸的形态比较相似（睾丸有“外肾”之称）；肾脏与腰部相邻，中医有“腰为肾之府”之说，而过度的性生活很容易引起人的腰部酸软无力、疼痛等表现。种种迹象都表明，肾脏与性方面的生理功能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伴随古人对“精气”概念的推崇，肾主藏精的范围也日益扩大，肾也渐渐成了人体的“先天之本”，肾中所藏的元阴、元阳，也成为人体一身阴阳的根本。 五脏五味补泻理论+中药的性能（四气、五味、升降浮沉）+《黄帝内经：五脏、五行、五情、五色、五味、五季养生论》 五脏五味补泻理论 摘要：五脏五味补泻理论最早源于《内经》，是正确阐释中药归经理论的源头之一，对指导临床灵活遣药制方有着深远的意义。金元时期医家张元素探究《内经》，曾对其有所研究。本文试从张元素的学术角度去阐发此理论，望能从中总结临床用药的普遍规律。关键词：张元素；黄帝内经；五脏五味补泻；理论探讨 1历史源流 张元素,字洁古,为金元时期易水学派的开山者，张氏探究《内经》，师法仲景，遣药制方的理论是其学术成就的重要一方面。而这个理论概括来说又有几个主要组成部分，而其中五脏五味补泻理论是张氏对《内经》原文的补充，是其独到的用药经验，对后世临证遣药给予莫大的启示，临床价值很高。故本文以寻求《内经》原意为基础，结合张元素的用药，对五脏五味补泻理论进行阐发。 《素问·脏气法时论》云：“ 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甘草…… 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五味子…… 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白术…… 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泻之诃子…… 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知母； 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川芎，用辛补之细辛，酸泻之芍药…… 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芒硝，用咸补之泽泻，甘泻之人参、黄芪、甘草…… 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甘草，用苦泻之黄连，甘补之人参…… 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白芍，用酸补之五味子，辛泻之桑白皮…… 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黄柏，用苦补之地黄，咸泻之泽泻。” （张元素补充药物）这是内经关于五味与五脏的关系进行的专章论述。张元素在此理论指导下，结合临床实践有所阐发，在其著作《医学启源》中为此理论的欲、补、泻均一一补充了药物，之后又被李时珍收入《本草纲目》的《序例》中，并命之为“五脏五味补泻”。 2分脏辨析 2.1肝的五味补泻 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 [1]张景岳云：“肝为将军之官，其志怒，其气急，急则自伤，反为所苦，故宜食甘以缓之，则急者可平，柔能制刚也。” [2]全元起云：“肝苦急，是其气有余，木性柔软，有余则急，故以甘缓之，且调中，以实脾也。” 总结上两注，可有两点所得： ①肝之急，是由肝本身之生理所决定的。肝主疏泄条达，太过不及皆为病，气有余为过，过则自伤而怒，甚者侵犯它脏出现乘脾或者侮金，这便是“急”。 ②甘以缓之的实质在于调中实脾，即所谓“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之意，通过实土，达到抑木的目的，此亦不治而治之之法，故曰“柔能制刚”。张氏用甘草缓肝急，无独有偶，很自然地令人想起另一个名方——甘麦大枣汤。张仲景用之治疗妇人脏燥，此即甘以缓之之意。且方中三药甘温平和, 均入脾经，与《内经》调中实脾缓肝的治则乃一脉相承的。 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首先，笔者认为须界定此处补泻的内涵。李中梓提到“违其性则苦，遂其性则欲，本脏所恶，即名为泻，本脏所喜，即名为补。”这提醒我们考虑此处“补”与“泻”应立足于本脏的生理特性的基点上。肝如此,它脏也应准此。以肝为例，肝木性喜条达而恶抑郁。散之，则条达，辛能散，故食辛以散之，遂其性则补，反其性则泻,肝木喜辛散而恶酸收,故辛为补而酸为泻。若误以为其中补泻“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意思,则与《内经》的原意相去甚远了。同时，笔者也注意到张元素补肝用的是细辛，补肝即遂肝性，临床上细辛用途主要有二：一是用治阴寒内盛，寒痰蕴肺之证；二是与黄柏、黄连等相配治风火牙痛，口腔溃疡，即宗《内经》郁而发之之旨。在未读此文之前，笔者围绕“郁火”曾有诸多疑问。而体会到细辛补（散）肝治郁火的内涵后，诸如郁火的定位及用药依据问题都得到解释。 2.2心的五味补泻 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 全元起云：“心苦缓，是心气虚。” [2] 高士宗云：“心主夏火，有炎上迅速之机，苦缓而不收，心则苦也。治之之法，当酸味以收之。酸收者，助心气而使之上炎也。”[3] 上两注说明 ① 心主缓，即所谓心神心气的涣散不收。 ② 通过酸性药味的收敛作用，达到凝心神、固心气的作用。四季之中，心主夏，夏又易伤于暑。暑为阳热之邪，性开泄而能耗气伤津，令人脉虚汗泄。因汗为心之液，汗出过多便会引起心气的亏虚。生脉散治暑伤元气，自汗脉虚有奇功，方中五味子酸温收涩，敛阴止汗，此正和“心苦缓，酸以收之”的宗旨。 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 高士宗云：“心病则火炎，故心欲软。治之之法，当食咸味以软之，咸能软坚也。” [3] 张琦云：“火甚则躁，咸为水，化水以济火也。水火交则神足，故曰补。火性急速，甘则反其性而缓之，故曰泻。”[4] 再查张元素为之补充的药物，可见软为芒硝，补为泽泻，泻为甘草、参、芪。此处之“泻”是最发人深思的，用参、芪、草来泻心乍一看来真是不可思议。然这又再次证明此补泻并非为虚实而设，只是言心为火脏的特性。用芒硝、泽泻之咸以化水降火为补，而参、芪、草甘温助火，逆其性则为泻 2.3脾的五味补泻 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 高士宗云：“苦为火味，故能燥也。”[3] 但若单言苦为火味，便以水火相克简单看待苦能燥湿，笔者觉得仍属牵强，我们试以临床实际用药验证之。祛湿药不外乎几类：苦温燥湿、清热燥湿、淡渗利湿、解表化湿、行气化湿。 经过分析，上述大致可分为三类： 1、苦味类：苦温燥湿、清热燥湿； 2、甘淡味类：淡渗利湿； 3、辛味类：解表化湿、行气化湿。而其中辛味类实际是通过辛味的发散，达到解表行气之功，化湿实为附属之作用，即起直接祛湿功效只有两类药。但很可惜，淡、涩在内经时代尚不属五味之列，故也无法言明淡味的功效。另外，原文不言利湿而言燥湿，故当用苦药无疑，诸如苍术、白术之苦温，黄连、苦参之苦寒，俱为后世用药之典范。 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 吴昆云：“脾以温厚冲和为德，故欲缓，病则失其缓矣，宜食甘以缓之。”[6] 再查张元素之缓用炙甘草，补用人参，泻用黄连。缓与补均为补脾之药，因而可知脾气健运即为缓，反之脾虚产生诸如纳呆、精神不振、体削形槁等就谓之不缓，此时若更加以苦寒之药，必会损伤中阳，脾虚更甚。 2.4肺的五味补泻 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 张景岳云：“肺主气，行治节之令，气病则上逆于肺，故宜急食苦以泄之。”[1] 全元起云：“肺气上逆，是其气有余。按肺本下降，今上逆，是本不足而标有余。苦能宣泄以治标。”[2] 此两注将肺之生理解释得甚详，又因经云“酸苦涌泄为阴”、“阴味出下窍”，故苦能降泄，食苦以降上逆之肺气。张元素在此补充的药是诃子，固然有其个人经验方面的原因，但按当今的观点看，诃子毕竟是泻肺不足而敛肺有余。换另外一例解释更为恰当，《金匮》治肺痈喘不得卧，用葶苈大枣泻肺汤，方中葶苈为君，为苦辛大寒之物，即宗“苦以泄之”之旨。 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 张景岳云：“肺应秋，气主收敛，故宜食酸以收之。肺气宜聚不宜散，故酸收为补，辛散为泻。” 此处张氏收肺用的是白芍，再联系前文泻肝同样是用白芍。一物二用，颇考心思。以笔者愚见，是否当“木火刑金”即肝火犯肺证时，使用白芍尤为适宜？另外，张景岳注释所提“肺气宜聚不宜散”的理论给临床用药以莫大启示。因肺为娇脏，不忍峻攻，尤是体质素虚，肺气不足的患者，在治病同时应注重勿伤肺气，固护卫气，以使气顺流通为念。 但笔者注意到，临床上肺气不固者固然有，但肺气闭郁，聚过于散之病更多。譬如外感之闭肺证，出现喘而胸满，面赤怫郁，无汗发热而恶寒等症状，岂不都是皮毛外闭，肺气不得宣散之征吗？太阳伤寒首方——麻黄汤，方中主药麻黄，味辛麻，故能发汗解表，宣肺平喘，李时珍称之为：“肺经专药，治肺病多用之”。 然而同为肺之实证，何故一用苦泄，一用辛泻？苦之如葶苈之流，借其降泄之力，专泄肺中水饮及痰火等实邪，使其从小便而出；辛之如麻黄之属，则是凭其宣散之功，达驱散表邪，开通肺郁的目的，化之为汗而解，这便是两者的区别。 2.5肾的五味补泻 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 。 吴昆云：“肾者水藏，喜润而恶燥，若燥则失润泽之体，而苦之矣”[6] 但辛为发散，何以能润？高士宗解释：“辛能开腠理，致在内之津液而通气于外，在下之津液而通气于上，故能润也。”[3] 此注真令人耳目一新。因为果是水亏肾燥，后世多用甘润育阴之法，皆遵“辛能发散”而将辛药束之高阁，更不闻“辛以润之”之法。历代医家的诸多方论、药解故然也有以“辛以润肾”为论点的，但至今仍难以达成共识。以笔者之愚见，何必大费周章，仲景的肾气丸便是“辛以润肾”的明证。方中附桂二味，虽分量仅占全方的十分之一，但却在方中发挥着不可思议的重要作用。此二味为辛润之物，能引六味直入肾经，调补肾燥；又能驱除阴霾，生化肾气，使小便通利，气化正常。综合全方之力，实能阴阳并调，为补肾第一方。 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 吴昆云：“肾以寒水为象，坚劲为德也。病则失其坚矣，宜食苦以坚之，盖苦物玄寒，以滋肾也。苦能坚之，故为补，咸能软坚，故谓泻。”[6] 再查张元素原文，坚用地黄，补用黄柏。其大意便了解了，所谓“坚”，即泻火存阴，火退阴足，使阴阳平衡，则肾自坚。 但肾为人体元阴元阳之藏所，《内经》只言其水亏火炎的一面，尚有阳虚阴盛的一面，若亦循“苦以坚之”就未免过于生搬硬套了。 3小结 五脏五味理论是正确阐释中药归经理论的源头之一，对指导临床灵活遣药制方有着深远的意义。本文试图将张元素的一家之说加以扩展，转变为临床用药的普遍规律。但同时笔者必须承认，中医药学发展到今天,仅凭五味来准确定位药物作用及用于临床是不符合实际的。纵观古今中药文献，毕竟药味相同的药物，其功效应用并不一定相同，有的甚至差异极大。 而功效一致的药物，又可能标不同的药味，变化莫测。因此，我们学习应以掌握理论的实质为目的，临床仍因坚持辨证论治为第一要务，而不囿于五脏苦欲而施补泻之法。 中药的性能（四气、五味、升降浮沉） 中药的性能，指与中药治疗作用有关的性质和功能。是所有的药物共同具有的一些普遍特性。中药的性能理论，又称为药性理论。它既是中药功效的高度概括，也是认识中药功效和应用中药的理论基础。 祖国医学认为，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都是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而致机体阴阳偏盛偏衰、脏腑经络功能失调的结果。因而，药物防病治病的基本作用，不外乎祛邪去因，扶正固本，协调脏腑经络功能，从而纠正机体阴阳偏盛偏衰，使其恢复阴平阳秘。药物之所以能够针对病情，发挥上述基本作用，是由于各种药物各自具有若干特性和作用，前人也称之为药物的偏性，意思是说以药物的偏性纠正疾病所表现的阴阳偏盛或偏衰。古人未能对药物作用的物质基础进行深入的探究，以药物的偏性来解释药物作用的基本原理，这是对药物作用的高度概括。清代医家徐洄溪总结说：“凡药之用，或取其气，或取其味……或取其所生之时，或取其所生之地，各以其所偏胜而即资之疗疾，故能补偏救弊，调和脏腑，深求其理，可自得之。”则不仅指出了“凡药之用”“各以其所偏胜而即资之疗疾”，而且进一步对药物的各种偏性作了探求。 中药治疗疾病的偏性是多种多样的，将其复杂的性质与功能概括起来，主要有四气、五味、升降浮沉、补泻、归经、有毒无毒等方面。这些性能理论，是我国历代医家在长期医疗实践中，根据药物的治疗作用，在中医的阴阳、脏腑、经络等理论指导下总结出来的。它是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赖以们学习、应用和研究中药必须掌握的基本理论知识。 一、五味 五味的本义是指药物和食物的真实滋味。药食的滋味可以通过口尝而察得。由于药食“入口则知味，入腹则知性”，因此古人将药食的滋味与作用联系起来，并用滋味来解释药食的作用。而在医学中则以之作为概括药物作用的理论，这样就形成了最初的五味理论。 五味理论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以饮食调养的理论出现的，如四时五味的宜忌，过食五味所产生的不良后果等。五味作为药性理论最早见之于《内经》、《本经》之中。《内经》对五味的作用和应用及阴阳五行属性都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本经》不仅明确指出“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还以五味配合四气，共同标明每种药物的药性特征，从而为五味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经后世历代医家的补充，逐步完善了中药的五味理论。 药性的五味，是指药物有酸、苦、甘、辛、咸五种不同的味道，因而具有不同的治疗作用。有些药物还具有淡味或涩味，因而实际上不止五种。但是，五味是最基本的五种滋味，所以仍然称为五味。 药物五味的认定，首先是通过口尝，即用人的感觉器官辨别出来的，它是药物真实味道的反映；但五味更重要的则是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观察，不同味道的药物作用于人体，产生的不同反应和获得不同的疗效，而被归纳总结出来的。也就是说，五味不仅仅是药物味道的真实反映，更重要的是对药物作用的高度概括。自从五味作为归纳药物作用的理论出现后，五味的“味”也就超出了味觉的范围，而是建立在功效的基础之上了。因此，本草书籍的记载中有时出现与实际口尝味道不相符的地方。总之，五味的含义既代表了药物味道的“味”，又包含了药物作用的“味”，而以后者为据构成了五味理论的主要内容。五味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具有阴阳五行的属性，《内经》云：“辛甘淡属阳，酸苦咸属阴。”《洪范》谓：“酸味属木、苦味属火、甘味属土、辛味属金、咸味属水。”《素问?藏气法时论》指出：“指出：“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这是对五味属性和作用的最早概括。后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日臻完善。现据前人的论述，结合临床实践，将五味的作用及主治病证分述如下： 辛，“能散能行”，即具有发散、行气、行血的作用。一般来讲，解表药、行气药、活血药多具辛味。因此辛味药多用治表证及气血阻滞之证。如苏叶发散风寒、木香行气除胀、川芎活血化瘀等。此外，《内经》云：“辛以润之”，就是说辛味药还有润养的作用，如款冬花润肺止咳，菟丝子润补肾等。大多数辛味药以行散为功，故“辛润”之说缺乏代表性。此外，一些具有芳香气味的药物往往也标上“辛”，亦称辛香之气。这样，辛就不只与味觉，而且与嗅觉有关了。随着中外交流的发展，外来香料、香药不断输入。到了宋代，由于香药盛行，应用范围日益扩大，对芳香药物作用的认识也不断丰富。具有芳香气味的辛味药，除有能散、能行的特点之外，还分别具有芳香辟秽，芳香化湿，醒脾开胃，芳香开窍等作用。 甘，“能补能和能缓”，即具有补益、和中、调和药性和缓急止痛的作用。一般来讲，滋养补虚、调和药性及制止疼痛的药物多具有甘味。甘味药多用治正气虚弱、身体诸痛及调和药性、中毒解救等几个方面。如人参大补元气、熟地滋补精血、饴糖缓急止痛、甘草调和药性并解药食中毒等。 酸， “能收能涩”，即具有收敛、固涩的作用。一般固表止汗、敛肺止咳、涩肠止泻、固精缩尿、固崩止带的药物多具有酸味。酸味药多用治体虚多汗、肺虚久咳、久泻肠滑、遗精滑精、遗尿尿频、崩带不止等证。如五味子固表止汗，乌梅敛肺止咳、五倍子涩肠止泻、山茱萸涩精止遗以及赤石脂固崩止带等。 苦，“能泄、能燥、能坚”，即具有清泄火热、泄降气逆、通泄大便、燥湿、坚阴(泻火存阴)等作用。一般来讲，清热泻火、下气平喘、降逆止呕、通利大便、清热燥湿、苦温燥湿、泻火存阴的药物多具有苦味。苦味药多用治热证、火证、喘咳、呕恶、便秘、湿证、阴虚火旺等证。如黄芩、栀子清热泻火，杏仁、葶苈子降气平喘，半夏、陈皮降逆止呕，大黄、枳实泻热通便，龙胆草、黄连清热燥湿，苍术、厚朴苦温燥湿，知母、黄柏泻火存阴等。 咸，“能下、能软”，即具有泻下通便、软坚散结的作用。一般来讲，泻下或润下通便及软化坚积、消散结块的药物多具有咸味。咸味药多用治大便燥结、瘰疬痰核、瘿瘤、癥瘕痞块等症。如芒硝泻热通便，海藻、牡蛎消瘰散瘿，鳖甲、土鳖虫软坚消癥等。此外，《素问?宣明五气篇》还有“咸走血”之说。肾属水，咸入肾，心属火而主血，咸主血即以水胜火之意。如大青叶、玄参、紫草、青黛、白薇都具有咸味，均入血分，同具有清热凉血解毒之功。《素问?至真要大论》又云：“五味入谓，各归所喜攻……咸先入肾。”故不少入肾经的咸味药如紫河车、海狗肾、蛤蚧、龟板、鳖甲等都具有良好的补肾作用。同时为了引药入肾增强补肾作用，不少药物如知母、黄柏、杜仲、巴戟天等药用盐水炮制也是这个意思。 淡，“能渗、能利”，即具有渗湿利水的作用，故不少利水渗湿的药物都具有淡味。淡味药多用治水肿、脚气、小便不利之证。如薏苡仁、通草、灯心草、茯苓、猪苓、泽泻等。由于《本经》未提淡味，后世有些医家主张“淡附于甘”，然淡味与甘味的作用，各具自己的特点，应该分别论述为是。 涩，与酸味药的作用相似，多用治虚汗、泄泻、尿频、遗精、滑精、出血等证（症）。如莲子固精止带，禹余粮涩肠止泻，[sa4]乌曲骨收涩止血等。故本草文献常以酸味代表涩味功效，或与酸味并列，标明药性。 以上是五味药性的基本内容。但就某一具体药物来说，则当具体分析。药物的味往往单味者少，多数药物具有几种味，对这些药物功效的认定，必须全面综合并结合临床疗效来认识概括。此外，上述的五味作用，只是药性的一个方面，对于药物性能的全面认识，必须结合其他特性，才能全面地掌握药物功能。 二、四气 四气，即指药物具有寒、热、温、凉四种不同的药性。它是通过调节机体寒热变化来纠正人体阴阳盛衰的，为说明药物作用性质的重要药性理论。对于四气的认识，起源甚早。《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曰：“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可知药性分寒温，不晚于西汉时代。文中还指出药性之寒热，是“因气感之宜”所形成，所以《本经》首先提出了“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可见最早药性的四气，是以四时气候特征来概括药物性能的。然而宋代寇宗奭为了避免与药物的香臭之气相混淆，主张将“四气”改为“四性”。李时珍亦从其说，谓“寇氏言寒热温凉是性，香臭腥燥是气，其说与《礼记》文合。但自《素问》以来，只以气味言，卒能改易，故从旧尔。”。寇、李之论，虽然亦有其理，然而未能说明四气的原始含义。 四气药性也和五味一样，寓有阴阳属性，即寒凉属阴，温热属阳。寒凉与温热是相对立的两种药性，而寒凉与温热之间则仅是程度上的不同，即“凉次于寒”、“温次于热”。有些本草文献对药物的四性还用“大热”、“大寒”、“微温”、“微凉”加以描述，这是对中药四气程度不同的进一步区分，示以斟酌使用。此外，四性以外还有一类平性药，它是指寒热之性不明显、药性平和、作用较缓和的一类药。一般平性药物的功效主要通过五味和其他药性来反映出来。 药性的寒热温凉是由药物作用于人体所产生的不同反应和所获得的不同疗效而总结出来的，这与所治疗疾病的性质是相对而言的。如病人表现为高热烦渴、面红目赤、咽喉肿痛、脉洪数，这属于阳热证，用石膏、知母、栀子等药物治疗后，上述症状得以缓解或消除，说明它们的药性是寒凉的；反之，如病人表现为四肢厥冷、面色苍白、脘腹冷痛、脉微欲绝，这属于阴寒证，用附子、肉桂、干姜等药物治疗后，上述症状得以缓解或消除，说明它们的药性是温热的。 一般来讲，寒凉药分别具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滋阴除蒸、泻热通便、清热利水、清化热痰、清心开窍、凉肝息风等作用；而温热药则分别具有温里散寒、暖肝散结、补火助阳、温阳利水、温经通络、引火归源、回阳救逆等作用 《素问?至真要大论》“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本经》序例“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指出了如何掌握药物的四气理论以指导临床用药的原则。具体来说，温热药多用治中寒腹痛、寒疝作痛、阳痿不举、宫冷不孕、阴寒水肿、风寒痹证、血寒经闭、虚阳上越、亡阳虚脱等一系列阴寒证；而寒凉药是主要用于实热烦渴、温毒发斑、血热吐衄、火毒疮疡、热结便秘、热淋涩痛、黄疸水肿、痰热喘咳、高热神昏、热极生风等一系列阳热证。总之，寒凉药用治阳盛热证，温热药用治阴盛寒证，这是临床必须遵循的用药原则。反之，如果阴寒证用寒凉药，阳热证用温热药必然导致病情进一步恶化，甚至引起死亡。故李中梓《医宗必读》谓：“寒热温凉，一匕之谬，复水难收。” 由于寒与凉、热之温之间具有程序上的差异，因而在用药时也要注意。如当用热药而用温药、当用寒药而用凉药，则病重药轻达不到治愈疾病的目的；反之，当用温药而用热药则反伤其阴，当用凉药反用寒药则易损其阳。至于寒热错杂的复杂病证，则当寒、热之药并用，使寒热并调。尤其要辨清寒热的真假，如遇真寒假热之证，则当用热药治疗；真热假寒之证，又当选用寒药以治之。切不可真假混淆。 由于每种药物都同时具有性和味，因此必须将两者综合起来。缪希雍谓：“物有味必有气，有气斯有性”，强调了药性是由气和味共同组成的。换言之，必须把四气和五味结合起来，才能准确地辨别药物的作用。一般来讲，气味相同，作用相近，同一类药物大都如此，如辛温的药物多具有发散风寒的作用，甘温的药物多具有补气助阳的作用。有时气味同、又有主次之别，如黄芪甘温，偏于甘以补气，锁阳甘温，偏于温以助阳。气味不同，作用有别，如黄连苦寒，党参甘温，黄连功能清热燥湿，党参则补中益气。而气同味异，味同气异者其所代表药物的作用则各有不同。如麻黄、杏仁、大枣、乌梅、肉苁蓉同属温性，由于其味不同，而作用各异，如麻黄辛温散寒解表，杏仁苦温下气止咳，大枣甘温补脾益气，乌梅酸温敛肺涩肠，肉苁蓉咸温补肾助阳；再如桂枝、薄荷、附子、石膏均为辛味，因四气不同，又有桂枝辛温解表散寒，薄荷辛凉疏散风热，附子辛热补火助阳，石膏辛寒清热降火等不同作用。又有一药兼有数味者，则标志其治疗范围较大。如当归辛甘温，甘以补血、辛以活血行气、温以祛寒，故有补血、活血、行气止痛、温经散寒等作用，可用治血虚、血滞、血寒所引起的多种疾病。 一般临床用药是既用其气，又用其味，但有时在配伍其他药物复方用药时，就可能出现或用其气，或用其味的不同情况。如升麻辛甘微寒，与黄芪同用治中气下陷时，则取其味甘升举阳气的作用；若与葛根同用治麻疹不透时，则取其味辛以解表透疹；若与石膏同用治胃火牙痛，则取其寒性以清热降火。此即王好古《汤液本草》所谓：“药之辛、甘、酸、苦、咸，味也；寒、热、温、凉，气也。味则五，气则四，五味之中，每一味各有四气，有使气者，有使味者，有气味俱使者……所用不一也。”由此可见，药物的气味所表示的药物作用以及气味配合的规律是比较复杂的，因此，既要熟悉四气五味的一般规律，又要掌握每一药物气味的特殊治疗作用以及气味配合的规律，这样才能很好地掌握药性，指导临床用药。三、升降浮沉 升降浮沉是指药物作用于人体的不同趋向，在于说明药物在体内的作用趋向性能。药物的作用趋向是与疾病所表现的趋向相对而言的。《素问?六微旨大论》谓：“升降出入，无[sa5]器不有。”指出气机升降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础，如一旦发生故障便会产生疾病。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以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阐明了应根据升降出入障碍所产生疾病的病势和病位的不同，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为中药升降浮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金元时期升降浮沉学说得到了全面发展，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中旨承《内经》，首倡“气味厚薄升降图说”，用运气演说阐发了药物具有升降浮沉不同作用趋向的道理。其后，李东垣、王好古、李时珍等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使药物升降浮沉学说趋于完善。它作为说明药物作用的理论依据，是对四气五味的补充和发展。 由于疾病在病[sa6]热上常常表现出向上(如呕吐、呃逆、喘息)、向下(如脱肛、遗尿、崩漏)、向外(如自汗、盗汗)、向内(表证未解而入里)；在病位上有在表(如外感表证)、在里(如里实便秘)、在上(如目赤肿痛)、在下(如腹水、尿闭)等的不同，因而，能够针对病情，改善或消除这些病证的药物，相对来说也就分别具有升降浮沉的作用趋向了。 药物的升降浮沉性能，主要是以改善脏腑气机升降紊乱和病势顺逆的功效为依据，但与药物的四气五味、气味厚薄和其质地的轻重及药用部位等也有着密切联系，此外还受炮制和配伍的影响。 就药物的性味及厚薄而言，一般而言，凡味属辛、甘(味之薄者)，气属温、热(气之厚者)的药物，大都属升浮药，如麻黄、升麻、黄芪等药；凡味属苦、酸、咸(味之厚者)，性属寒、凉(气之薄者)的药物，大都属沉降药，如大黄、芒硝、山楂等。 从药物的质地、部位与升降浮沉的关系来看，一般花、叶、皮、枝等质轻的药物大多为升浮药，如苏叶、菊花、蝉衣等；而种子、果实、矿物、贝壳及质重者大多属沉降药，如苏子、枳实、牡蛎、代赭石等。除上述一般规律外，某些药物也有特殊性，旋覆花虽然是花，但能降气消痰、止呕止噫，药性沉降而不升浮；苍耳子虽然是果实，但功能通窍发汗、散风除湿、药性升浮而不沉降，故有“诸花皆升，旋覆独降；诸子皆降，苍耳独升”之说。其实这是受药物气味的因素所决定的。 升与降、浮与沉都是相对立的作用趋向，升是上升、升提，降是下降、降逆，浮是升浮、上行发散，沉是下沉、下行泄利。一般来讲，升浮药性趋向于上行向外，具有升阳举陷、发散表邪、宣毒透疹、涌吐开窍等作用；而沉降药性则趋向于下行向内，具有清热泻下、潜阳息风、降逆止呕、止呃、利水渗湿、重镇安神、降气平喘等作用。一般药物都具有升浮或沉降的性能，但部分药物并不具此性能，而有些药物则具有双向性，如川芎能上行头目、下行血海，白花蛇能内走脏腑、外彻皮肤。由此可见，既要掌握药物的一般共性，又要掌握每味药物的不同个性，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才能确切掌握药物的作用趋向。 药物具有升降浮沉的性能，可以调整脏腑气机的紊乱，使之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或作用于机体的不同部位，因势利导，祛邪外出，从而达到治愈疾病之目的。具体而言，病变部位在上在表者宜升浮不宜沉降，如外感风热则应选用薄荷、菊花等升浮药来疏散风热；病变部位在下在里者宜沉降不宜升浮，如热结肠燥大便秘结者则应选用大黄、芒硝等沉降药来泻热通便；病热上逆者，宜降不宜升，如肝阳上亢头晕目眩则应选用代赭石、石决明等沉降药来平肝潜阳；病热下陷者，宜升不宜降，如气虚下陷久泻脱肛，则应用黄芪、升麻、柴胡等升浮药来升阳举陷。总之，必须针对疾病发生部位有在上在下在表在里的区别，病热上有上逆下陷的区别，根据药物有升降浮沉的不同特性，恰当选用药物，这也是指导临床用药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然而，药物的升降浮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临床上往往受到炮制与配伍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如有些药物酒制则升，姜炒则散，醋炒收敛，盐炒下行。如大黄，属于沉降药，峻下热结、泻热通便，经酒炒后，大黄则可清上焦火热，以治目赤头痛。故李时珍说：“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巅顶。”又药物的升降浮沉通过配伍也可发生转化，如升浮药升麻配当归、肉苁蓉等咸温润下药同用，虽有升降合用之意，实成润下之剂，即少量升浮药配大量沉降药，也就随之下降；又牛膝引血下行为沉降药，与桃仁、红花及桔梗、柴胡、枳壳等升达清阳、开胸行气药同用，也就随之上升，主治胸中瘀血证，这就是少量沉降药与大队升浮药同用，随之上升的例证。一般来讲，升浮药在大队沉降药中能随之下降；反之，沉降药在大队升浮药中能随之上升。故王好古云：“升而使之降，须知抑也。沉而使之浮，须知载也。”由此可见，药物的升降浮沉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可以相互转化。因此，对药物的升降浮沉之性必须从多方面的来分析，才能得到准确的认识。《黄帝内经：五脏、五行、五情、五色、五味、五季养生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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