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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不因赞而显，名不因谀而彰
——剖析人品与作品的关系
王文元
文章憎命达。从“天”（历史）的角度看，文章不关照“达”，总是把大师、文豪桂冠赏赐给那些命途乖张的人。被赐者不一定能够在有生之年领取奖赏，但会赢得后世的口碑。面对这一吊诡，文学家很难抗拒，一般只能等待命运安排，只有极少数人主动出击，宁愿穷困潦倒留下佳文，不愿荣华富贵化为粪土。
文学评论一向有两把尺度，一把以时评为标准，溢美之辞愈多，作品价值愈高；另一把以“时间”为标准，愈经得起时间考验价值愈高。前者要求作品赢得时代好感，后者要求作品经得起时间磨砺。不能说绝对没有既能“短烁”又可“长存”之作，但多数情况下一部作品很难既讨好时代又讨好历史。顶尖的经典之作很难同时又是时代的宠儿。
“时代”具有一种近于顽固的“本位主义”。任何时代，“被权威肯定”都是定位文学作品的首要标准；同时，时代又让本来多样化的审美标准言人人同。在许多情况下，永恒审美价值不得不让位于时尚审美价值。好作品被时代权威否定的事情屡见不鲜。幸好我们这个世界具有趋美避丑的本能，美的法则可以无远不往，无幽不至。执是之故，时代的喧嚣最终要折服于历史。出炉未几便被大力炒作的作品多名不副实，被肉麻谄谀的作家多不是顶尖作家，狂炒而红极一时的作品充其量只能像流星一闪，而不能像太阳永炽；具有永恒价值的作品虽然不一定被时代认同，却有可能流芳百世。
古人云：古诗刺世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抱朴子》）艺术与功利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短烁”与“长存”难以两利，无数事实可以证明这个铁律。
魏晋文学家左思以《三都赋》闻名遐迩。《三都赋》问世后，文人墨客纷纷捧场，皇甫谧为之序，张载、刘逵为之注，富豪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士大夫入则研读，出则巷议，溢美之辞弥漫。一时间《三都赋》标高难越，令人仰止，三教九流，莫不沾濡。固然，左思一反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载以还的“虚写”旧套，大胆采用“实写”（主张写赋要“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与写虚派各张一帜，有其胆识与新意，颇有成就。然而就艺术质量而言，左思终究难望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载之项背。纸贵一时不足以支持文贵永久，喧闹过后纸又复归原价。在后人眼中《三都赋》不失佳作，却难企翘秀，未被《古文观止》选用自有其理；现代人不知左思，无论三都，不足为怪。
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基本处于同一时代，前者名气远大于后者。就是司马迁本人也自叹不如与自己同姓的这位才子，处处敬其三分。《史记》引用最多的就是司马相如的赋，屈原、宋玉、庄子、孔子等人都望尘莫及。当时，朝野给予司马相如的溢美之词极多，一方面因为司马相如思如飞兔、绪如流星，文载宇宙，才冠鸿笔，富于想象力而且文字功力深厚，另一方面司马相如手眼通天，许多篇幅是“应制“之作。据说汉武帝酷爱弄文，以读司马相如赋为精神消遣。“两司马”乃后世之语，作为文章高手，当时有不知道司马迁的，绝没有不知道司马相如的。同是天才巨匠，前者得到时代吹捧与皇帝厚爱，蜚声寰内；后者受到历史垂青，享誉寰宇。
有人把司马迁最终位居司马相如之上归结于“实写优于虚写”，大谬也。毛嫱有毛嫱之美，西施有西施之丽，“实写”与“虚写”各擅其长，只是风格不同而已。司马迁的文学成就超过司马相如，是因为司马迁在疾愤中写作，司马相如在得意中写作。二司马之别并不在于“写作风格”，而在于“写作处境”。司马相如运自然妙有，浸天地灵气——写作如同玩耍；司马迁无风尘之慕，有井渫之洁——写作如同沥血。前者为帝王写为红袖写，后者为历史写为父亲写（子承父志）。司马相如每发一文皆惊动天下，士大夫无不翘首等待其新篇问世，然而衬景逝去不得不独留吊影。司马迁写作时无人为其填香研墨，忍尤攘诟坐冷板凳，然而流岁弥远，《史记》价值弥高。正是司马迁，把文场上的空泛之风扫地无遗，确立了文史合一之传统与中国治史之范式。司马迁将生命融于写作之中，历劫不磨，直节劲气，《史记》完成，旋即作《报任安书》，机陷在前，触发而不顾，一痛决绝。多年心血，喷薄而出。非心怀大志者谁能若是？
谢灵运把天下文才定为十斗，分曹子健八斗，自己一斗，其余一斗由天下文人共之。实际上，如果“天下文人”包括“古今”的话，曹子健连一斗也占不上（其前有无数顶尖级文学家，如庄子、屈原、宋玉、司马相如），而谢灵运自己连半斗也占不上。谢灵运的估计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然而，当时附和谢灵运的却不在少数。在中国文学史中，谢灵运充其量只能算是众多才子中的一位。曹子健倒是风流倜傥，其作品随事立意，怪巧瑰奇，我一向私心爱之，然而曹子健恃才傲物，锋芒毕露，为客观计，评价他又不能不打些折扣，终究攀登文学象牙塔尖，不惟凭才能，更要凭人品以及对艺术规律的洞察与把握。就艺术成就而言，只能说曹植并未触到文学象牙塔塔尖。这与他写了不少应景之作有关。应景文章不仅未增辉其人，反而有损其形象。
与“应景文章”对应的是千古文章，说文章憎命达，就是因为命达必落“应景文章”俗套。
遭际坎坷，命并不达的江淹才华早露，文途宽畅，写出过“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等佳句，然而晚年才思渐竭，不能复振。一般来说，命愈不达，文章愈“达”，江淹却成例外。对此，钟嵘做过如下解释：
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郎才尽”。
（《诗品》）
按照钟嵘所说，江淹才尽乃宿命也，不可抗拒。显然这个理由不能让人折服。钟嵘为何做此杜撰呢？就是为了通过“寓言”表达这样一种意思：无论多么有成就的写家，被溢美得过度，十常八九无法摆脱江淹覆辙——笔被收回，从此“不复成语”。由于功利心作祟，多数写家还是希望有人溢美，以求萤火之亮。被溢美的作品或可美于一时，却不可能芳于永久。与其说钟嵘的附会之说是写给江淹的，不如说那是一个谶语，时刻警示着后人。
人心叵测，天心不颇。
凡饱尝苦难的文人学子，往往会得到留名青史的补偿。世间之事，圆行方止，艺术与功利形同圆方，不能共融。写作乃高雅之事，与功名殊，与富贵舛，与世俗乖，它遵从的是属于自己的规律。一方面得到艺术酬劳，另一方面受到功利抛弃——这样的事情在所难免。
自古哀怨起骚人，中国士大夫普遍有两种生存本能：一种是“穷则独善以垂文”，另一种是“达则奉时以骋绩”。穷则为文，达则为官；圆则圆之、方则方之（当然绝大多数人以“为官”为首选，不得已时则“为文”）。“穷”适于为文，“达”适于为官。志起于穷，思源于厄，文成于愤。“达”则不然，人一旦“达”，便不再是其人，装腔作势，不由得言不由衷起来。一作官难免要趋承检点，看人脸色，把尊严与人格置于脑后，不复以血铸文。
不穷难以立志，不愤难有佳作。愤从何来？多由君王见弃或同行嫉妒而来。忠骨碍眼，真情讨嫌——凡以写作之“愤”事君王的一般都难讨君王欢，不是被流放就是被贬谪；标高风吹，才高见嫉——凡才能高于同僚的必遭嫉恨，不是被诬就是被谗。忧伤忿恚于焉而生，于是造就出一位位文学巨匠。
典例极多。
战国屈原品质高洁，如圭如璋，才华独步当时，诗文垂乎后世。然而，阳春之曲，和者必寡，先遭小人子兰、靳尚毁谤，后又屡遭楚王贬谪，国破家亡，不得不沉江自裁。
屈原作歌，惟以告哀；哀而歌之，佳篇迭出。这位“告哀”诗人，在文学史上却多次遭到不虞之议。屈原在世及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虽也得到赞誉，赞誉总嫌过于吝啬，相反不时掀起诋毁逆流。直到屈原沉江300多年之后，仍遭到历史学家班固的诋毁：
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转引自《文学八论》）
在班固看来屈原之过有二，一曰露才，二曰离经。殊不知此两条正是屈原的闪光点。后来文学家扬雄主持公道，对班固的批评予以反驳，恢复了屈原的名誉。然而扬雄之后，批评屈原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直至现代，屈原仍是媚俗者的眼中钉，肉中刺。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崇高地位系于实力，他从来没有自吹自擂，也从来没有被他人抬过轿子。“愤”伴随屈原整个创作过程，屈原之生命因此而不幸，屈原之诗作因此而万幸。诗祖之位，当之无愧。
梁代刘勰，乃中国文学史上罕见之奇才。《文心雕龙》作为文论举事徵义，婉而成篇，将文体及艺术创作规律娓娓道来，有如鸿渐。这部不朽之作气息深厚，文辞典正，无美不附，无深不至，其价值位于文学极峰，不可限量。刘勰是中国文化之干城，《文心雕龙》是世界文化之瑰宝，西方很多国家至今仍在潜心研究。说《文心雕龙》是空前绝后的文论专著绝非溢美之词。即使于今天，绕开《文心雕龙》谈创作，犹弃舟渡水，几近不能。然而如此奇文成册之后并不为时流所重，刘勰为会见文学家沈约装扮成小贩，中途拦截。这一情景，史书有载：
（《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
（《梁书·刘勰传》）
大才难觅知音。可以想象，刘勰遇到沈约，有了知音是何等兴奋。以历史眼光看，沈约当在刘勰之下（不是一个级别），然而当时人们知沈约而不知刘勰。沈约以其伯乐慧眼发现刘勰，史书对此津津乐道，其实，真正的佳作无须伯乐，自会闪光。事实上，刘勰主要还是靠自己精通佛理，写了许多名僧碑志，致使名声远播。然而时过境迁，后人仰慕刘勰皆因《文心雕龙》，许多人从未读过他写的大量碑志。能流传后世的作品往往是不被时人认可的。刘勰在世无法享受回报，这是天大遗憾，然而，《文心雕龙》向世人证明：才子不匮，永锡夏裔。——这又是对刘勰的最大安慰。
李白是中国历史上留下名篇最多的诗人，无须溢美，其美自显。李白不是文学理论家，也未研究过诗论，但他深谙诗道，以行代知，诗苑之果被他摘半。除了诗仙，李白还应该荣膺“诗论巨擘”。
可用一字概括李白的作诗之道——狂。世人皆说李白狂傲，我独不以为然，李白是狂而不傲。凡文人必狂，正如梁简文帝所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诚当阳公大心书》）。屈原之狂与李白之狂迥异；司马迁之狂又与刘勰之狂（看似平稳的刘勰也有狂的一面）有别。李白之狂是建立在对艺术规律认知基础之上的，他深知，不与众俗立异，万难出上佳作品。李白放弃阳关道，踏上独木桥。天宝初年，李白供奉翰林，由于不善巴结，加之与同僚处不好关系，常遭打击。这完全是“诗人人格”所致。诗人人格与官僚人格本就水火不容，李白的喜诗厌官的潜意识时刻在支配其行为。换言之，李白天生就是诗人的料，不是政治家的料。他的许多举动都属于飞蛾扑火，然而“自寻倒霉”之举在客观上却成全了他辉煌的艺术。
李白身在官场心在诗，去官还乡，他仍保持着对艺术的高度敏感，自觉地靠近艺术，向巅峰攀登。他跋履山川，逾越险阻，一而不党，命由天放，心比天高，思比海阔，写出的文字如掣电流虹，与天浑然，壮而且美。
有一个事实很容易被忽视，那就是李白的成就不完全是天才使然（评家多把李白当作典型的天才）。李白天资聪慧，少已露才，然而诗坛不乏比李白更聪明者，却没能取得李白那样的成就。个中原因，乃在于李白按照艺术规律行事,他不喜欢溢美之辞，待己苛刻。李白作品极多，大部分由于不满意而自毁，留于后世的不过十分之一。就连脍炙人口的《蜀道难》，他都几欲扯毁，在好友贺知章劝说下才勉强保留下来。《蜀道难》且悲且壮，读之意夺神骇，心折骨惊。谁能想到这篇佳作几被作者割爱？在李白心中，艺术之难，难于蜀道。
唐朝韩愈不仅文美，而且具有极强的审美能力。评价韩愈须从两方面分而论之，方不至于偏颇。就“道统”而论，韩愈汶汶；就“文统”而论，韩愈察察——基本如此。韩愈是古文运动提倡者，位列八家之首，名副其实。韩愈在世时，其文章并未得到多少溢美之辞，反之经常遭受物议。对此，韩愈自己也很苦恼，愤愤不平地说：
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
（韩愈《答李翊书》）
韩愈对待批评的态度一反俗流：俗人嘲笑，心安理得——证明自己的作品高雅脱俗；俗人溢美，忧心忡忡——说明自己的文字媚俗。
妙哉！文不因赞而显，名不因谀而彰。凡得到俗人一片溢美的，必是糟粕，难于留世。可惜，韩退之的高论每每被今人忽视，今日写家十有八九见溢美之辞则乐，听谄谀之音则喜。
苏轼是其人倒霉其作流芳的典型代表。“乌台诗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文字狱，受害人就是苏轼。其后霉气不散，祸事接踵，度日如年，两度欲自裁，未遂。苏轼用自嘲诗总结了自己一生：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生平功业
黄州惠州澹州
谁知苏轼心酸？谁识苏子才学？谁解文人牢骚？井鱼不可与语大，夏虫不可与语寒，苏轼寻找不到倾诉对象，他很清楚：只有自救，只有造物构象，用文学搭建居所，让精神栖居其中。
兵置之死地而后生，文置之窘境而登仙（苏轼《前赤壁赋》有“羽化而登仙”语）！仕途不畅，文场宽阔；文字狱下，才子云集。中国的文字狱造就了含蓄内敛的独特文学。被打击的文人墨客受到锤炼越发精藻。艰难困苦磨练了苏轼其人，也磨练了苏轼其文，其流放中的作品炉火纯青，历久弥芳，成为华夏文苑中的瑰宝。这便是中国文坛所独有的“苏轼现象”。
“苏轼现象”昭示出这样一个规律：文章恨溢美，疾谄谀，亲不幸，近清高。要名必诈伪，无欲品自高。“仕”与“文”难以兼得。愈不得志愈有可能写出惊世之作，愈春风得意文思愈容易枯竭。苏轼就是仕途失败文场得意之典型。凡仕途与文场兼得者，皆非文坛顶尖人物。
明末清初的文学家蒲松龄生前得不到任何褒奖，仕途之路险恶，屡屡落第，71岁始成贡生。一生在家乡担任塾师（一度在宝应作幕客）。如果以仕途为标准，其人生平淡无趣。他为搜集素材，开设茶坊，茶客饮后不必买单，留下一段狐怪故事即可。就这样，蒲松龄不气不馁，坚持数十年创作《聊斋志异》。他把狐怪写得颇有人味，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一个不得志文人的人文情怀。就稗官野史而论，无超过蒲松龄者。
文学家曹雪芹不喜欢溢美，也未指望靠作品飞黄腾达，他有这样一番自白：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红楼梦》第一回）
曹雪芹不相信有人能够理解其作品，这种“不相信”是一种坚定信念。有此信念，他能够以一颗平常心“十年树书”（许多名著都是十年磨一剑磨出来的，如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司马迁的《史记》等），大凡肯在十多年时间中专注于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很可能是了不起的。曹雪芹知道自己在做“了不起的事情”，也知道别人不会持与自己相同的看法，但他心不外驰，笔耕不辍。这是曹雪芹最伟大之处，也是《红楼梦》能够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事态发展果不出曹雪芹所料，等身大作并未给作者带来功名利禄，曹雪芹默默如前，贫困依旧，他的作品分文不值，甚至无法靠自己的精神产品换取衣食，最终不得不在饥寒交迫中遗憾离世。曹雪芹辞世数十年之后才有人慧眼识珠，发现《红楼梦》中的“假语村言”原来是字字珠玑。作品价值越来越大，以至形成“红学”，研究热潮持续百余年不退。将一部作品演绎成学，当否另论，说《红楼梦》是小说中佼佼者大致没有问题。
其实，比《红楼梦》内容更值得研究的是作品命运在作者生前、死后形成的巨大反差。难道《红楼梦》真的高深奥妙到非“伯乐”不识的地步，以至于没有高人点拨，就无法让它露出真颜？对此，我思考久矣。原因在于《红楼梦》初为人们所知时，人们还难以摆脱驰骛之俗，总以浇薄之论论之，没有摆脱以“时评”定价值的窠臼，自然不会给予名不见经传的曹雪芹以太高评价。他们哪里知道，佳篇常出于无名，苍天总青睐小辈，高才往往多戚戚之穷，盛位反倒无赫赫之光。穷酸正是文学创作的动力，如若曹雪芹身披轻暖，口厌百味，也就写不出佳作了。曹雪芹死前贫困潦倒，他以一人之穷造就了成千上万人的富贵（靠“红学”发迹），使得中国章回小说达到巅峰。
佳作多磨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规律。像《周易》、《论语》、《左传》、《史记》《文心雕龙》、《聊斋志异》、《红楼梦》等文学巨著，或是作者在艰难沮衄中完成，或是完成之后不被时流认可，很少能在作者生前给予作者以价值对等的回报，然而百年、千年之后声价十倍，而且赞由心出，绝非溢美。人在其名默，人亡其名显，殊可叹息，然而天佑其魂，宝玉大弓，终归原主，又让人在遗憾之余感到一丝宽慰。
文学如酒，日久方知其香。一流写家不求屈当代人，只求服后人心。评判文学作品必须注意这样一个原则：当代人不能评价当代文学作品，因为凡“伟大作品”必然包含当代人所不能理解的因素（而被当代人溢美的往往不是美学最高诉求）。孔子、左丘明、司马迁、苏轼、曹雪芹都为后人写，他们并不在意当代人的反映，所以他们成功了。相反，那些过于在意“现报”的写家虽可得到铺天盖地的溢美之辞，却难以让自己的作品进入文学象牙塔，他们死后得不到预期的配享。“现报”与“后报”各有优劣，为当代人写耶？为历史写耶？成为写家必须面对与回答的问题。如果写作完全“为稻粱谋”，自然应该为“当代人”写，如果把写作当作祈祷（卡夫卡语），自然应该为“历史”写。
不可否认，比起“后报”来，“现报”更具有诱惑力。然而生命的价值与现实诱惑并没有相关性。文学与生命是一致的，惟一应该遵循的法则是顺从生命的本意，而非顺从人们对生命的理解。按照人们对于文学的理解，而不是按照写作的本意写作，断然写不出传世之作。
窃以为，如果苍天赋予某位文学家才华，他就应该尽力攀登高峰，让生命最大限度地释放出能量，使逝去的生命化为文学苍穹中耀眼恒星。溺于俗流，岂不可惜。俗流不过给人以浮名虚誉，唇舌流芳，又有几何。
信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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