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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乘地铁，无座。眼前坐着一穿校服、背书包的胖嘟嘟姑娘，一直在打手机： “阿娘，你说我该怎么办？我们化学老师，连自习课也要占。而他们选生物的，老师就不占课，所以他们在自习课，就把数学作业给做完了。可我现在，数学作业连碰都还没碰。而他们晚上就可以用来复习其他功课。那我岂不是拉下他们了？阿娘，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自然听不到电话中她阿娘（宁波话称奶奶为“阿娘”）是如何答复的，但有一点，阿娘肯定是没能解开眼前这个姑娘的心结，所以她不肯放下手机，反反复复地同她阿娘谈论这儿问题—— “当初选课的时候，谁能想到化学老师会这样做？他为什么要占用自习课？而人家生物老师就不占用！阿娘，你说我该怎么办？” 总之，有好几站路，她就在反反复复问她阿娘“我该怎么办”。根据其外貌与所读课程，应该读高二了，年龄在十八岁左右，而在学校里，十八岁就举办成年礼了。一个已经或接近成年的人，因为自己当初之选择所遭遇的困境，不求自己去面对、解决，反而在电话里向自己的阿娘（宁波话称奶奶）求助，且得不到答案誓不罢休的样子，我真是无话可说了。 不由想到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所做分析，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将明确的‘自我’疆界铲除的，而这个定义就是‘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二中国人的“良知系统”》），由此造成了个体的不发达，这与西方文化中的“‘个体’就包括一个‘灵魂’（亦即是‘自我’），以及由这一个‘自我’原则统辖的理智、情感以及身体。这个‘自我’原则促成超越世俗的意向，因为它要求人人的‘个性’不同于别人。在这种情形下，‘灵’与‘肉’都是由‘自我’这个完整形态自己调配的因素，因此‘个体’也是自己的‘身’之主人……至于中国人‘安身’与‘安心’的倾向，却是要求别人来‘定义’自己，因此也就必须由别人的‘心’去组织自己的‘身’”。这种对待自我的不同态度，势必造成了对待个人责任的不同态度——“一个人如果以‘自我’作为基础，通过内省去处理外在的社会关系，就应对任何事情都做出自我选择，作了选择以后，则必须由自己去负责”（《四、中国人的“个体”》）。 根据此一原则，则上面那个姑娘，既然选化学课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那你就应该对此选择之后果负责。当面对化学老师侵占自习课的情况，就不应该去请教家中的阿娘，而是要么独自勇敢面对，要么默认化学老师的不合理做法，或联合其他同学与化学老师论理，请他不要侵占自习课，或干脆向学校反映，请校方出面解决此一问题。总之，要敢作敢当，而非向局外人阿娘寻求帮助。 当然，此胖姑娘是个例外。但此类现象并不少见。2004年，上海大学就一次性劝退81名成绩不合格的学生。从新闻报道中可看出，这些学生，大都是高考的佼佼者，可进了大学后，一下子失去人生目标，生活没了动力，许多人整日沉浸在网吧中，无心向学。其实，这类学生，绝非上海大学所独有。 究其实，孩子们从出生起，其人生道路，基本上就被父母包办，择校、升学、毕业找工作，谈朋友、成家立业，凡此等等，父母们往往成竹在胸，而孩子们则心中无数。从幼儿园、小学起，他们的目标便是考上好大学。可一旦上了大学，实现了此一目标，就像无头的苍蝇，不知该往哪儿飞了。被退学者是极少数，但这不并等于说那些顺利毕业拿了大学文凭者，就真正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一旦离开校园，进入社会，一些有权有钱的家长，就会为自己的子女安排好工作甚至婚姻，记得安妮宝贝当初就是被她其父安排至银行，她实在是不喜欢，才跳槽出来专事写作的。而父母无权无势者，其中有些人怯于面对残酷之竞争，索性待在家中，变成啃老一族。无论是受惠于父母的权势，抑或啃老一族，其人生都不能不说留有很大遗憾——在至可宝贵的短短几十年光阴中，竟然允许别人包办代替自己的人生，龟缩在父母搭就的温室内，而不肯独自走出去闯荡、面对，人生的风霜雨雪、电闪雷鸣、万米高空、百米峡谷，你统统无法体验，这样的一种人生，岂不太也可惜了啊！ 不止此也，一个人无法自立，放而大之，便是一群人无法独立；而一个个自我压缩之人格的汇总，是断然成就不了一个个自我扩张之人格集合体的。 总之，缺乏一个个独立自主的个人，敢于做出选择并承担后果的个人，是断然不会形成一个成熟之公*民社会的。而缺乏这样社会形态的民族，要想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地球村立足，恐怕很难。 二O一七年十月十八日上午 郁土微信相关文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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