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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12日，79岁的琼瑶公开了写给儿子儿媳的遗书，她在信中说：
她叮嘱儿子，表示无论生什么重病，她都不动大手术、不送加护病房、绝不能插鼻胃管，各种急救措施也不需要，只要让她没有痛苦地死去。 琼瑶已步入夕阳晚景，面对死亡，她从容安排自己失能、失智后的生活，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过完人间最后的岁月，实在是勇气可嘉。  琼瑶 大多数人很难接受琼瑶对自己的安排，在人们认知中，“死”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俗语讲“好死不如赖活”，在还有一丝希望时便放弃生命，这是对亲人和生命的不尊重，但谁想过遭受折磨的人的感受呢？如何善终，似乎也成了人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在阿图·葛文德的《最后的告别》一书中，他讲述了美国的临终医疗、护理、养老问题，或许这本书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 阿图·葛文德是印裔美籍外科医生，同时也是一名作家，他写了《医生的修炼》、《医生的精进》、《最好的告别》等多部著作，这些著作一经上市，便十分受读者欢迎。以中国人的视角看《最好的告别》，我不禁艳羡美国的医疗和养老状况，但阿图·葛文德写这本书并不是赞扬这些成就，而是以医生的角度对此提出严厉、深刻的批评：人们的养老和临终依然存在很多问题。  阿图葛文德医生 一、活到100岁的代价，是我们不得不接受“变老”无数例子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拒绝变老，但几乎所有的老年人都不想承认自己变老了。 爱丽丝77岁，身材娇小，满头银发，她衣着打扮得体时髦，穿很高很高的高跟鞋，独立生活在艾灵顿，在家里做任何自己喜欢的事情。 葛文德医生的祖父生活在孟买的一个村庄，在家族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年轻人回家要向他鞠躬祈祷，但是他几乎不能独立生活，做一些复杂的事情时，需要有人帮助他，好在他有不少财产，子女们也愿意帮助他生活。 两位老人所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养老方式，一种是依靠亲人的居家养老，这种方式在亚洲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一种是独立生活的自助养老方式，这种方式几乎存在于欧美发达国家。 事实上，相对于居家养老，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生活其实是社会的进步，对老年人来说是好事情，因为老人和下一代的权力角逐关系被化解，它赋予两代人更多的自由。  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要知道的常识 但这也意味着老年人的家庭地位有所下降，然而，就像作者所说：“与其说老年人丧失了传统的地位和控制权，不如说他们分享了新的地位和控制权。” 虽然独自生活使老年人拥有了更多的自由，但随着岁月的侵蚀，他们的各项身体机能下降，独立自主生活就变成了奢侈的事情。 爱丽丝84岁时，她变得步履蹒跚，记忆衰退，失能、失智的情形越来越严重，医生说她不能再继续独立生活了，然而所有的老年人都坚持认为他们不会老，爱丽丝依然强烈要求自己独立生活。 但她将汽车的油门当成刹车，汽车冲进别人的院子里，她受到骗子的敲诈，被骗7000多美元......这些事情她一直不愿告诉女儿和女婿，都是家人从邻居口中知道的。 一系列失智行为后，爱丽丝终于意识到自己老了，然而她对进养老院的事情很排斥，因为那意味着她要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家”，失去更多自由，自己的生活充满了别人的安排，她感到很痛苦。  护理 二、老年人的生活要求，绝不仅仅是安全女儿和女婿最终还是为爱丽丝选了最符合她心意的养老院。看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艳羡美国的疗养院，当中国大多数老人还在依靠儿女养老时，美国民间已经开始了养老院的组建，大约经过百年，养老院成为规模更大、服务更佳的疗养院。 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爱丽丝，被刻板的疗养院生活深深限制，她丧失了所有的隐私和控制力，而且疗养院的护理观念与她原有的生活之间没有任何相似性，她觉得自己一点儿作用都没有，她通过拒绝规定的活动和吃药来反抗。她这类人在员工眼中就是顽固分子，一场争夺控制权的战斗便在疗养院展开了。 至始至终，疗养院都未曾想过给老年人一个“家”、一个真正生活的地方，我想这不单是疗养院该思考的问题，更多的是社会该思考的问题：养老不是找个地方将老人安置起来，而是让老人能够“生活”下去。  疗养院 疗养院之后，美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养老方式——辅助生活机构，这是介于独立生活和疗养院之间的中转站，他们和疗养院提供的服务一样，但护理者有“家”的概念，他们会尊重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习惯，这种“辅助生活”改变了老人被机构化的感觉，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护理者和老人的善意保护和自立尊严的矛盾。 其实，老年人排斥疗养院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得到尊重，存在没有价值。后来克伦·威尔逊彻底取消了疗养院，辅助生活机构流行流行起来。最近又新起了一种新型退休社区，它是按照标准的持续护理框架修建的——包括独立生活区、辅助生活区和疗养区。就像一个真正的小区一样，他们拥有自主性。 相较而言，中国的社会养老还处在美国疗养院的水平，社会还没有考虑到一个老人的生活该包含什么，他们对老人的存在价值还没有付出必要的“尊重”。在这个方面，我想我们需要向美国学习。  三、大限将至，我们需要告别的勇气与衰老相比，死亡来得似乎更突然些。 34岁的萨拉肺癌晚期，怀孕39周，一般来讲，这种程度的肺癌已经是不治之症，即便是化疗，平均存活期也只有一年。看着刚出生的孩子，她想乐观些，于是她吃具有长期反应作用的厄洛替尼，积极应对治疗，尝试医院提出的各种治疗方案，但在10月时，她的肿瘤还是增大了。她努力接受一次次打击和各种副作用，但是她的病情一点点加重，越来越精疲力尽，呼吸越来越困难，几个月时间里，她好像老了几十岁。 感恩节之前，她又做了一次CT扫描，肺癌几乎扩散到她全身，她大限将至。 很多身患癌症的家庭都会经历萨拉的故事，这时，我们希望萨拉和她的医生该怎么办？大把的金钱付诸东流，病人不但承担身体上的疼痛，心理上也遭受巨大的折磨，家人的压力也丝毫不亚于患者，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其实我们都清楚，现代医学是毫无办法的，没有哪个医生能打包票说我可以治好晚期癌症。 一切就到此为止了吗？ 葛文德医生提出，医生和家人能够做的，不是一再改变治疗的方案，让病人在希望和失望之间反复，而是应该做好病人的善终护理。
标准医疗的目标是延长患者寿命，而不是提高患者生命的质量，对于绝症患者来说，接受治疗的目的应该是解除疼痛和不舒服，或者是让患者头脑清醒，或者偶尔能与家人外出，而不再考虑寿命的长。 很多绝症患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点，他们相信医生的治疗方案能让他们活得更长，所以他们将剩下的日子交给手术、化疗、重症监护室。  能够理解一个家庭要做出善终服务的决定并不容易，但是在医院度日的方法并不高明，医生尽全力救治也许不是最正确的做法，它可能会导致紧张的医患关系。 葛文德医生在书的最后提到：
善终不是好死，而是好好活到终点，在面临身患绝症的病人时，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她存活的价值，按照她的意愿写属于她的临终故事？ 当然，更希望人间没有病痛，没有死亡！ 图片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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