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代郡云霄 霄霄笔记
摘要：依据《水经注》对漯水水系的记载,结合实地考古调查,发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龙凤坡村东北的黄土城遗址就是战国至汉代代郡下领县之一的桑干城。桑干城在西汉时期曾经作为代郡的郡治,一度是代郡的政治、经济中心。桑干城兴盛于两汉,毁坏消失于北魏时期。
关键词：代郡;桑干城;黄土城;水经注
战国至汉代,张家口境内的行政设置为两郡,一是上谷郡,一是代郡。上谷郡治今怀来、宣化、赤城一带。代郡治今蔚县、阳原、怀安一带。《汉书·地理志》中指出,代郡下领十八县,首桑干、次道人、当城、高柳、马城……代等,上谷郡领十五县,为沮阳、涿鹿、茹、下洛……潘等[1](地理志第八下卷二十八下),两郡在张家口地区各有分布。
由于年代久远,迄今能够确认为两郡旧城的古城址只有零星几座。一是上谷郡郡治沮阳,为今怀来县大古城遗址;一是上谷郡涿鹿县,位于今涿鹿矾山的涿鹿故城,也即远近闻名的黄帝城;另一是代郡的代县或古代国的都城,位于今蔚县代王城镇。其他城址,像上谷郡的下洛城、潘城、代郡的阳原城,业内初步掌握大体方位,但由于后期建设破坏,没有发现具体城址。除此之外,对于两郡其他各县的地望则更无定论。笔者通过查阅史籍,结合实地考古调查,初步考证了代郡下领县之一———桑干城的具体地望,并对其是否曾为郡治、城市发展历程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水经注》的相关记载
《汉书·地理志》虽然记载了代郡属下的一系列县治名称,但并没有记述桑干城等各县城的地理位置,要想搞清桑干城的具体位置,不得不从地理巨著《水经注》中寻找其踪迹。
《水经注·漯水》有:“漯水又东北,迳桑乾县故城西,又屈迳其城北,王莽更名之曰安德也。《魏土地记》曰: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城西渡桑乾水,去城十里有温汤,疗疾有验,《经》言出南,非也,盖误证矣。魏任城王彰以建安二十三年伐乌丸,入涿郡,逐北,遂至桑干,正于此也,漯水又东流,祁夷水注之……祁夷水又北,迳桑乾故城东,而北流注于漯水,《地理志》曰:祁夷水出平舒县北,至桑乾入治,是也。”[2](漯水篇卷十三)
这是水经注关于桑干城的记载。漯水为今张家口阳原、涿鹿境内的桑干河[3](漯水篇卷十三),“祁夷水即今壶流河”[4]。上述记载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桑干城的如下3条信息:
第一,按照《水经注》的记载,桑干河迳桑干县故城西,又屈迳其城北,说明桑干城始终在桑干河之阴,也即河之南。祁夷水迳桑干故城东,说明桑干城在壶流河西。壶流河经过桑干城以后,“北流注于漯水”,也就是与桑干河合流。这里《水经注》的上下文是印证的,“漯水又东流,祁夷水注之”,也说明桑干河在经过桑干城后与壶流河汇合。因此可以确定,桑干城的具体位置应该在桑干河和壶流河交汇的地方,并且位于桑干河南、壶流河西的三角地带。
第二,“桑干河迳桑干县故城西,又屈迳其城北”,说明在桑干城附近,桑干河的流向变化较大。先从其城西经过,又迅速拐至其城北。
第三,《水经注》明言“(桑干城)城西渡桑干水,去城十里有温汤,疗疾有验”。意思是,从桑干城城西向西渡过桑干河,距离桑干城10里的地方有温泉,对于治疗疾病很灵验。这说明,在桑干城的河对岸有一座当时已很有名气的温泉,并且距离桑干城只有10里。
二、实地考古调查
桑干河与壶流河交汇的地方,就在今天阳原县化稍营南,桑干河南与壶流河西的部分,即今阳原朝阳堡一带(属阳原县南辛庄乡)。顺着今天桑干河的流向看,其由山西大同境内进入今张家口市阳原县,从东白家皂到辛堡这一段,比较平缓笔直,没有大的转向。只有流过辛堡,进入朝阳堡地带后,往东开始有大的拐弯。
在西窑头和东窑头有几字形突起,在东沙沟和西沙庄之间又有U形下摆,起伏比较大。郦道元记述“(桑干河)迳桑干县故城西,又屈迳其城北”,表明水势绕城变化很大,流向呈直角改变。而桑干河在朝阳堡东流向上的特征,与《水经注》的描述相吻合。桑干河与壶流河交汇的地方确实有一处温泉,就是阳原县化稍营镇的三马坊温泉,现在仍是个旅游景点,当地有个村庄村名就叫做澡洗塘,顾名思义,是个温泉洗浴之所。
三马坊温泉在桑干河北岸,与《水经注》“西渡桑干水”相吻合。而三马坊温泉也闻名于郦道元生活的北魏时期,“太和二年春,帝幸代之温泉,三年,太皇、太后幸代郡温泉,问民疾苦,鳏寡者以宫女妻之”[5](《高祖本纪》卷七)。代之温泉居然受到皇家的青睐,足见其当时广为人知。郦道元文中所指的温泉确信为今天三马坊温泉,而离三马坊温泉不远的朝阳堡地区就在桑干河南岸,与温泉隔河相望。
那么,朝阳堡一带有汉代古城址吗?答案是肯定的。在壶流河与桑干河两条河流交汇的龙凤坡、西沙庄村附近,有一座当地人称为古城或黄土城的古遗址,在阳原县的文物遗存登记中,叫做龙凤坡遗址(因其距附近的龙凤坡村较近所以称龙凤坡遗址)。“龙凤坡遗址面积3000平方米,文化内涵单一,遗物丰富,文化层厚约2米,灰坑较多。”[6]
为方便行文,古城、黄土城、龙凤坡遗址以下统称为黄土城遗址。黄土城位于壶流河西400米,桑干河在此有大角度的拐弯,先从其城西流过,距城450米,又折向北流,过城西北,从城北流过,距城1500米。这完全符合《水经注》漯水迳其西、过其北,祁夷水迳其东的记载。黄土城遗址北直线距离4公里的地方就是三马坊乡的澡洗塘,汉里1里相当于现在的415.8米[7](P540),10里就是4158米,也就是今天的4公里多,龙凤坡遗址与澡洗塘的直线距离接近4公里。两地距离大体上接近“去城十里有温汤”的记述,可以确信,郦道元先生所指的温汤就是三马坊乡的温泉,而离温泉10里的桑干城就是我们认为的黄土城。
《水经注》还指出,桑干城北距代城90里。前文已述,代城即今蔚县代王城,90里合现制为37422米,即37.4公里,我们无法猜测当时两城之间有何通道,郦道元先生测定的是哪条道路,而结果是两地的直线距离正好是36公里。虽然有些牵强,但反映了桑干城确实应在这直线距离36公里的辐射范围之内。如下图:综上所述可以初步认定,黄土城正是文献记载中的桑干城。
三、黄土城遗址概况
黄土城遗址位于西沙庄村北500米,龙凤坡村东北150米,东距109国道700米。地势东北低西南高,地理位置为东经114°36′43″,北纬40°12′22″,海拔821米。现地表为树林。黄土城地表散见大量陶片和砖块,陶片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陶、夹蚌红陶次之。泥质灰陶纹饰以绳纹为主,其中又以细绳纹居多,粗绳纹次之,其次为素面陶片,可辨器型为鬲、罐、盆、豆、瓮等。地表有土垅状隆起,可能为城墙,土垅外有大沟,土垅残高3～4米,底宽2.5～3米,上宽2～2.5米,土垅残长300米。在黄土城附近也发现了大量汉代墓葬。1999年张家口市文物管理处在距其2500米远的小渡口村南配合109国道工程建设发掘过一批东汉墓葬,“出土了陶井、陶灶、陶楼、陶羊、陶奁、陶樽等东汉庄园主的生产、生活遗物”[8]。
说明此城东汉时一度鼎盛。另外,黄土城东北4公里的打鱼湾村农田中有一巨大封土堆,封土堆呈梯级覆钵状,应该是一座汉墓,且初步推测规格很高。此外,在离黄土城较远的化稍营头马坊村田野中则有一大批汉墓,共计11座。墓葬历来在人类的生活区域附近,这些汉墓的存在,说明了当地是两汉时期人类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附近确实存在过一座较大的汉代城址。
四、桑干城为代郡郡治的问题
代郡的郡治在哪里?张家口本地史志学者习惯认为代郡的郡治在蔚县代王城,这不仅因为目前代王城遗址规模比较大、保存比较好,而且代(代王城)频繁见于各种史籍。但是,汉代史志却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汉志凡县名先书者必郡所治。《地理志》:代郡领县十八,首桑干,次道人,代县最后,是西汉之郡,治桑干不治代。《郡国志》:代郡领县十一,首高柳、次桑干,代最为殿,是东汉之郡,治高柳不治代。”[9]
《汉书》修成于东汉,其真实可靠性勿庸置疑,参考同一地区的上谷郡,上谷郡领县之首为沮阳,沮阳也确为上谷郡郡治。因此,按照汉代史志的说法,西汉代郡的郡治在桑干城,而非代(今天的代王城)。那么,作为代郡下领第一县的桑干城到底有没有做过代郡的郡治呢?从史籍上看,代地的历史分为两部分,一是代国,一为代郡。“赵襄子兴兵平代地,封其兄伯鲁子为代成君。”[10](P1652)之前的代国,是由北方少数族建立的最古老的代国,所谓“(太行)山北之代,始于商汤,历代国之故”[11]。
公元前423年,赵武灵王在古代国之地始设代郡,这是由国入郡的开始。其后代国、代郡反复更迭,尤其是代国旋起旋灭,数度反复。“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赵公子嘉率宗族数百人奔代,自为代王”[10](P183),在这里坚持做了6年代王后又被秦所灭,秦时继续建置代郡,楚汉相争时期,“项羽徙赵王歇为代王,更立陈余为代王,后夏说以相国守代”[10](P258)。
进入西汉以后,“汉高祖六年正月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为诸侯国,立兄宜信侯刘喜为代王,七年匈奴攻代,代王喜弃国自归,十年,代相国陈反,自立为代王,劫略代地,十一年,破陈于当,同年,封刘恒(汉文帝)为代王,徙都晋阳(太原)”[10](P1066)。
从刘恒徙都晋阳之前的代地历史来看,代国是代地的主要建置,那个时期的代城直到今天仍旧被称为代王城,表明它始终与代国的兴废有关。蔚县的代王城是代国的国都,这在坊间没有异议,明代蔚县人尹耕说得很清楚:“齐桓之所服,赵襄子所并,成安阳所封,公子嘉所奔,赵歇陈余之所,夏说之所守,刘喜之所弃,陈所监,皆谓蔚之废城(代王城)也。”[11]
代国迁移之后,代地并没有荒废,而是重设了代郡,这就是两汉及延续至北魏时期的代郡。当时的代郡,代城已遭到极大地破坏。从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代国在短短的三四十年中,频繁地建国灭国,久为国都的代王城首当其冲地受到严重的破坏,毁灭成为一种必然。陈叛乱的冲击,使代王城彻底遭到毁灭,“势难为国”因而刘恒不得不另行迁都。此后,代王城作为代地政治、经济中心的时期结束了,(太行)山北代国的历史也随之结束。在这种情况下,桑干城登上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了代郡的郡治。
对此,尹耕先生有很到位的阐述:“代吾蔚也,为国则都蔚,为郡则治蔚。”[11]明确指出,代地为代国时国都为蔚之代王城,为代郡时则仅管辖蔚州,代王城已不再是代郡的郡治。从建城规模看,代王城的规模为王城规模,而桑干城至多是个郡治之城。代王城的规模,“东西宽3400米,南北长2200米,全城周长9265米”[12]。实际上从来都是王城的规模,而非一般的郡治可比。其作为郡治,只是在归赵和入秦之后,其他历史时期则始终是王城国都。
黄土城目前的残缺土垅长300米,土垅外有大的壕沟,似乎比涿鹿黄帝城要大,上谷郡沮阳县城的规模为每边长1500米[13],黄土城与其规模相对接近。因此,桑干城在历史上具有作为郡治所在地的建筑规模,西汉时应当是代郡郡治。经历西汉末年的社会动荡,东汉以后,代郡各县经过裁并撤合,由18县降为11县,桑干城在社会变迁中同样遭受破坏,不再作为郡治,只是作为桑干县的县治,但仍不失为一个大县,《郡国志》代郡领县首高柳、次桑干,它仍然属于代郡各县的第二位。综上,根据《地理志》的记载和实地勘察,我们认为桑干城在西汉时确实做过代郡郡治,汉代史志记载应该是一段信史。
五、桑干城的发展历程
桑干城建于何时,史籍语焉不详,由于城中出土物较少,也无法从实地考古中得到答复。可以肯定的是桑干城在两汉时,进入鼎盛时期。西汉时,其作为代郡郡治,政治地位达到巅峰。东汉时,其经济水平达到最盛,小渡口墓葬众多的出土物和工程浩大的头马坊墓群,没有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是完成不了的,表明当时桑干城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水平的丰富。东汉以后,中原地区出现了社会大动荡,桑干城也开始衰落,但建制仍在。《水经注》记载,曹操之子魏任城王彰建安二十三年伐乌丸,入涿郡,逐北,遂至桑干。
曹彰收复桑干,宣告平定乌丸叛乱侵扰,表明三国时期,桑干城在涿郡以北的代地仍是一座重要城池。西晋末年,刘琨在并州抗汉,命“姬澹等率众攻石勒以解乐平受困之急,大败,澹奔代郡,石勒遣将孔苌攻澹于桑干,灭之”[14](石勒载记上卷一★四)。说明桑干城在十六国初期仍旧存在,仍然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军事城堡,否则刘锟麾下大将不会在此固守。南朝刘宋的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在曹彰伐乌丸入桑干处注:“臣松之案桑干县属代郡,今北虏居之,号为索干之都”。“索干”是桑干的通音,可见裴松之生活的时代,桑干城仍在,只是被称做索干之都。
裴松之生活在刘宋初期,为三国志作注在公元430年前后,也即大体公元430年前后桑干城还没有荒废。而生活在裴松之之后100余年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桑干城为桑干故城,证明桑干城在郦道元的时代已经是一座废城,郦道元生活在公元500年前后的北魏中后期,说明桑干城毁于公元500年前,毁灭原因可能与北魏与后燕、北魏与柔然的军事攻伐不无关系。桑干城彻底毁灭后再没有被后代利用。
桑干城是代郡的一座重要城池,对桑干城地望的探索与发现,有助于考察战国至汉代郡治、县治的建城规模与城建设制,有助于考察战国至汉代当地居民的生活生产情况,对于从地理上寻找代郡和上谷郡其他县治的具体地望,也有一定参考作用。陈寅恪先生认为“取地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即采用双重证据相互印证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治学方法。笔者对桑干城的认定与探讨,持之于故,言之于本,信之于征,但对古城址桑干城的认定与研究仍将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班固.汉书[ M] .北京:中华书局, 2007.
[2] 郦道元.水经注[ M]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8.
[3] 杨守敬.水经注疏[ 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4 ] 戴均良.中国古代地名大词典(下)[ Z]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5] 魏收.魏书[ M] .北京:中华书局, 2003.
[6 ] 张家口地区博物馆.河北阳原桑干河南岸考古调查简报[ J] .北方文物, 1988, (2):21-26 .
[7]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M] .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1980.
[8] 高鸿宾.109 国道文物调查、勘探发掘工作进展顺利 [ N] .张家口文物报, 1996-08-01(2). [9] 刘志鸿, 李泰棻.阳原县志(卷一)[ Z] .台北:台湾学生 书局,1967.
[10] 司马迁.史记 · 赵世家[ 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7 .
[11] 尹耕.代国考[ A] .两镇三关志[ C] .疗鹤亭刻本.南京 图书馆藏.
[12] 蔚县博物馆.代王城城址调查报告[ J] .文物春秋, 1997 ,(3):43-45 .
[13] 李维明, 郗志群, 宋卫忠, 等.河北怀来县大古城遗址 1999 年调查简报[ J] .考古,2001 ,(11):18-22.
[14] 房玄龄.晋书[ M] .北京:中华书局, 2003.
本文摘自《河北北方学院报》2012年第1期。作者：常文鹏，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