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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淑鸿，现居烟台。有多篇散文小说发表在报刊杂志上。 酷爱旅行的我，2020年因疫情而绊住了脚步。到了10月末，我却不得不离家出走，为的是去美国加州照顾女儿。根据美国入境的条件限制，我先飞柬埔寨金边隔离半个多月，之后才能飞往美国。之所以会选择金边，首先考量它满足两国直接入境条件；其次柬埔寨对中国友好，往来航班尚可；再者柬埔寨属于欠发达国家，生活费用低廉，这也是我选择的主要原因。 金边机场入关，交2000美元押金，再做核酸检测。最后，同机抵达的所有乘客被一辆大巴拉到统一的酒店隔离，等待核酸检测结果。次日晚上接到通知，机上全员核酸检测无阳性，可以离开隔离酒店自选住处。第十四天后，再做第二次核酸检测，阴性后便可前往美国。 我在隔离酒店住了两晚，第三天清早，朋友的朋友陶师兄开着一辆劳斯莱斯两门轿跑车来酒店接我，这样的待遇令我受宠若惊，平生不曾坐过如此豪车。只是这豪车走在金边的道路上，就像骏马步入了羊群。这里的马路极为混乱和拥堵，乌泱泱的突突车首尾相接，除非劳斯莱斯可以飞翔，否则也只能跟在突突车后边亦步亦趋。我们用了很久的时间，终于穿越13公里之遥，到达我将入住的酒店。陶师兄是此酒店的大股东，经营管理者都是一众四川乡亲。介于陶师兄的面子，酒店腾出最好的房间给我，除了优惠的价格，还免我一日三餐的费用。酒店东邻西哈努克亲王宫殿，北部是河水浩淼的湄公河。此地位置、风景具佳，类比北京的王府井或上海的外滩，但与二者的雍容繁华无法相比，但热闹喧哗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的房间在三楼最东头，有一扇超大的临河之窗，花花绿绿的植物伸到了窗玻璃上，窗下就是车流汹涌的河滨马路。到了上下班高峰，马路被堵得水泄不通，汽车、突突车、摩托车……喇叭声此起彼伏，喧阗不息。马路外就是滨河绿地，有高大笔直的椰子树，还有一排特制的旗杆，上边总是彩旗飘飘。黄昏后，河边越加热闹。摩肩接踵的人流沿河边步道铺开，有成双成对的年轻人，也有陪孩子玩耍的父母，有跳广场舞的大妈，也有穿插其间着橙色法衣的僧人。天空不时飞过一群群鸽子，它们在天空打个花呼哨便又飞回人多的广场，因为总有很多人拿着玉米向它们投食。河岸边停靠着许多艘游船，到夜间灯火辉煌、流光溢彩，音乐喇叭开得震天响，都是为了招徕顾客，直到深夜子时才会渐渐安静下来。每天黄昏时，我站在窗前眺望着河对岸湖心岛上的那座高楼，慢慢被夕阳染红再很快地黯淡下来。湄公河土黄色的水面上不时有游船驶过，也有一些货船来来往往。我俯瞰着河边熙来攘往的人群，不敢贸然走人他们的行列。虽然柬埔寨的疫情控制得好，除了少量输入性病例，官宣几无本地病例发生。对这些数字，我总是半信半疑。柬埔寨不富裕，医疗条件也差，除了入境者需要核酸检测，当地百姓的检测率不高。市民多不戴口罩，社交距离更无从谈起，不去凑热闹，也许是我隔离期间最好的选择。 陶师兄首先是个虔诚的佛徒，每天清早做完功课天尚未亮。其次他是个生意人，老江湖。相处的日子久了，颇感陶师兄乃传奇之人。他去过一百七十多个国家，二十多次南极、北极。他在非洲某国开过此国最豪华的酒店，南美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至今还寄放着他的四驱越野车。除了环球旅行、做生意，更为奇特的是他曾去过二百多次西藏，拍摄过西藏最多、最德高望重的大喇嘛。“去过二百多次西藏？”这令我惊叹不已。“去做什么？”我问他。 “摄影。先是被雪域高原的雄奇风光所吸引，后为西藏的人文情致而痴迷。为了拍摄西藏的喇嘛，尤其是那些深居简出的高僧大德，像法王、活佛、堪布等，我一次次去往西藏。神秘的藏传佛教，神秘的大喇嘛，都不喜欢出现在镜头前。为了得到他们的信任和许可，我不得不一次次地去见他们，和他们一起生活，修行。为了拍那些出家人，我硬是把自己都拍‘出家了’……哈哈。”陶师兄风轻云淡地说着，还不时摸摸自己精光的脑袋。世上真有一般人，可以爱到痴，这也是一种信仰吗？而佛却说，不要执着。信仰是不是执着？陶师兄是不是执着？这些玄幻的问题，令我愚顽的大脑百思不得其解。 最初隔离的日子是轻松的，我和酒店里的同胞都熟悉起来，甚至还交了几个朋友。这些背井离乡、出门打拼的同胞都不容易也不简单，他们赚的每一分钱都浸透了汗水和泪水。金边还有很多华侨，他们的经历更跌宕起伏。我曾随陶师兄去拜访他的干爹，八十岁的老人家是第三代华侨，曾位居柬埔寨高官，至今仍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从他睿智的谈吐，勤俭质朴的生活细节，可以看出这些华侨艰苦奋斗的历史，并始终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想起孙中山先生闹革命，曾一次次得到南洋华侨的无私捐助；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也许就没有现在的中国。当然，祖国的强大也是华侨美好生活的坚实后盾。老人说，中国政府每年都给柬埔寨政府巨大的经济援助；作为华侨，腰杆子也倍感硬气。我点头微笑，有一种同胞间的体恤知心。 隔离的日子越到后边，心情却越加紧张不安。柬苏友好医院是金边指定的核算检测机构，也是国外入境人员第二次核酸检测指定医院。因柬苏友好医院每天核酸检测人数受限，人们一大早就需排队挂号。同机抵达的史先生告诉我，他们酒店一对年轻人决定11月1号凌晨3点钟就去排队。有这么紧张？我决定去医院亲自打探一番，就选择1号那天。11月1日是柬埔寨送水节的最后一天，也是法定的节假日。连日来，湄公河河边像《清明上河图》画上人多车杂，热闹非凡。我好不容易穿过酒店门口那段最拥挤的路，到了皇宫广场顺路右转，沿皇宫西墙一路向南。这条路有军人把守，但行人、甚至摩托车也可穿行。约200米后离开皇宫区，瞬间步入烟火气息浓郁的平民凡间。柬埔寨历史悠久，曾雄霸中南半岛，与中国历来关系友好。自明朝以来，中国福建、广东一带下南洋者众，金边属最佳选择地之一。我穿过金边城的大街小巷，路边店面的华文招牌似乎比柬语的还多，从奢华的酒楼到街边巷口不起眼的小店，林林总总，随步可见。跟着地图导航，五十分钟后我找到了柬苏友好医院，也看到了排队做核酸检测的零散人群。此刻已近下午三点钟，工作人员手中还有五十来个号。我向一位懂华语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获知最近几天检测人数并没有那么多，检测报告也基本上次日可取。有了第一手信息，我心里踏实了很多。 除了核酸检测，取押金是最大的问题。9月份，亚洲银行14天便可取押金；10月份，网上说18天才可以取；而我的航班却在第17天。按照计划，11月3号去做核酸检测，清早6点半我坐突突车赶到医院，3个小时后顺利检测完毕。4号上午我再次徒步去了医院，10点钟拿到检测报告，阴性。现在最后一步是取押金，我准备去附近奥林匹克亚洲银行总部试试。接待我的女子会中文，她告诉我今天不能取，并把银行的文件规定给我看。我问哪一天可以？她说后天，也就是6号（证实了第18天取押金的说法）。我告诉她我明天的航班离开，她让我明天下午两点钟再来。我抱着侥幸心里，想找另外的银行网点试试。阳光下暴走二十多分钟，又找到一家很小的亚洲银行门面，进去一问说不提供这个业务。我沿此路继续直行，五分钟找到另外一家，里面有七八个人在等待，也多是取押金的同胞。到3号窗口递上押金单，说不行，后天才可以取。我有点生气：“押金单上明明写着14天可取，为何要等到18天？我明天的航班，没法等到后天来取。”旁边站着一个年轻华人，见我英语表达不畅，便主动问我情况，用柬语和银行女子交涉起来。亚洲银行的规定一改再改，把取押金的时间越拉越长；大家都很气愤，却也莫可奈何。年轻人交涉不成，竟给中国大使馆打了电话，使馆自然不会过问此类小事；他又找朋友帮忙，想通过私人关系解决问题……我问银行女子，怎样才能拿到押金？“让这里的朋友帮你代取。”她轻描淡写地说。“这里我没有朋友怎么办？”我反问道，她冷漠地看看我，没有回答。 2号窗口在叫年轻人的名字，他取了押金又过来。我问他：“你柬语说得这么好，来柬埔寨很多年了吧？”“20多年了。我18号才从国内回来。”他数了退还的押金，刨除费用，2000美元押金退还了1640美元。 “做一次核酸检测100美元，一纸报告30美元，这价格也忒高了。”我忍不住吐槽。虽然检测费用高，但金边毕竟为我们提供了方便，生活费用也很低廉，我还是怀着感恩之心。 “姐姐，你别着急，把我的押金给你，你的押金我代你取吧。”年轻人突然很真诚地对我说。他的话，令我惊奇大于感动，我再次相信世间有君子，有好人。踌躇再三，我接受了他的好意，这于我是最好的选择。在银行女子的指导下，办好了代取押金手续，年轻人把他的押金如数交给了我。我们互留了姓名和微信，然后依依告别，却不知道对方长的什么样，因为戴着口罩。回到酒店有了网络，我加了他的微信——“海鑫国际-陈华钦”。这个名叫陈华钦的兄弟，是我偶遇的陌生之人，今天却信我、帮我，把一千六百多美金给了我。我发信息给他，真诚地感谢。他回复我：“都是同胞，不用客气。” “同胞”二字，原本是抽象的字眼，此刻却有了沉甸甸的分量和暖融融的意义。带着这份温暖，5号傍晚我和酒店里的同胞告别，也和同机抵达的史先生、董老师告别，他们都送我满满的祝福。夜半子时，我乘上飞往韩国首尔的班机，在仁川机场等待13小时之后，再次启程飞往最后的目的地——旧金山。此刻女儿正翘首以待，等待着我的到来。这趟漫长的旅程，起点是爱和焦虑，终点却是圆满。 金边隔离的日子，因有同胞的温暖存在，反而变得美好而回甘悠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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