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华州故乡的历史回忆（六） 作者 魏宏发
我生于渭南市华州区侯坊村，今年八十有四。人老了常常想起幼年的人和事，藉着头脑倘清，我把我青少年时代的经过，作为故事，讲给故乡的后人和朋友听。 1、华县解放大约十天左右，传说逃进少华山的张雅轩带兵下山，趁夜血洗了石孟区政府，接着去攻华县城。他们趁着夜色，把人马隐蔽在北门外的巷子里，向城楼喊话，让他们假投诚的内应开城门，不想此内应巡城还未从西城楼巡城过来，北城楼上恰有一个共产党员，立即电话报告县委书记王平凡，王平凡立即命令城内的十二个共产党员每个城楼留一个党员守城，其余人兵分两路，一路持枪从北门往西门堵截王姓内应，一部分赶到西门追捕该王。王某巡城离开西门不久，即被逮捕。张雅轩残匪等内应无望，便撤回少华山。那时城乡人等都赞许共产党人的英勇，夸说：王平凡单枪闯敌营（指王平凡单枪闯进华县政府，让其缴械，宣布华县解放），十二党员夜守县城。 这次事件后，解放军即派一个独立团，进剿少华山，据说残匪尽剿，只张雅轩一人化妆逃脱。（数年后，张雅轩在西安被华县人认出，将其抓回，在华县被枪毙）。残匪被剿，西北野战军的猛进剧团开入华县。侯坊人张步信（张仓龙的四爸）是该团的政委，让剧团驻在侯坊小学卖戏半个多月。这时王久长已在该团入伍，被派到侯坊以该团新设的“文工队”招收学员。我因为是王久长在候坊教学三年里的老学生，便把我叫去负责登记工作，为不入伍的工作人员。当时报名参军的侯坊人最多，魏志发是我介绍进去的，魏拉柱是王久长动员的，李猛雄（保子）是高中学生，自动报名参加的。1949年秋我们学校开学了，“猛进剧团”移入华县西关剧园子卖戏。“文工队”移驻泾阳县整训。 2、1949年冬季华县进行土地改革，驻侯坊的土改工作组长范景伯，刚一进村，魏思恭立即书写标语，张贴在路边树上，村口墙上、自家的前后门上，拥护共产党、拥护土改、自报地主。范景伯说我们放寒假回来的中学生都是工作组的积极分子，每天到他的住处，协助他工作。魏思恭当着我们学生的面，主动找来给范景伯交待他的历史。说他家是清朝后期侯坊最富的人家，因为他父辈三兄弟就他一个男孩，民国初就送他到西安省城读书，快二十岁时，给他娶了华县小张村国民党中央军师长家的女子成婚，他也在学校加入了国民党，他目睹了民国初期的军阀互斗，对政治活动心灰意冷；加上三门同守的一个男子，老人都盼他早生孩子，就回到老家。没想到回到侯坊，县上委任他为沈阳乡联保主任（即乡长那时是县管乡、乡管保、保管甲、甲管十多个户）。我对联保处的事也不懂，只要上面布置的事，我就叫联保处的下属负责办理上报。我只管吸食鴉片，喝茶。“双一二西安事变”后，我以要医治毒瘾为由，辞退职务，回家当公子少爷。我虽然也看报纸，只是了解时势，所以，上不闻政事，下不管家事。农活靠我干大（他家的木匠，管理长工，是他的干爹）负责，我只是陪客闲谈、吸大烟。所以我是十足的地主。我拥护土改，服从改造。这件事在当时传遍四方。工作组经过多方调查，他所言属实，说他是个“开明地主”。他在以后的各种运动中也未被批斗过。 土改期间，进行住户登记，侯坊很多逃难来的外省人回老家去了，有二十多户老家再无亲人的人如贺进宝、李华州家、一些地富家的长工或已在此成婚的人愿意落户侯坊。侯中春一家是抗战中逃难，流落到侯坊小村的“祖师庙”，不愿回老家，在这分了田地，因为敦娃家是军属，已被分搬到地主家，村上把原来敦娃家老屋分给他家。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国家动员分到田地家的年轻人，保卫胜利果实，保家卫国。侯中春时当青年，报名参加志愿军，上了朝鲜。土改即将结束时，上级转来一个寻人通知，说是抗日战争时期有一个从事挑夫的魏继顺，是华县人，是一个地下党员，让各区查找。经核查原来是侯坊西小村的魏继顺。他人老实，说话木讷，年轻时常从华县南的商县一带挑山货、木炭等到渭河北大荔、蒲城一带，做生意人的“脚户”。商县一带的党组织发展他为中共党员，作交通员工作。身份确定后，恢复他的党员身份，因他不认字，人又老实木讷，乃留在农村务农。村上每有大事，传达上级批示，必定约他参加研究，村上人也不叫他“笨继顺”了，老老少少都尊称他为“老党员”。魏辛涛弟弟魏清涛（劳劳）也因是他哥发展的党员，被组织派到“小涨乡”为乡长。 3、土地改革使侯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穷人有了田地、牲畜，人民政府除了公粮和爱国粮外，不征粮不派款，不抓伕、抓丁，日子过得舒坦，很多人盖起新房子，地富家也分家另盖新屋，把各小村间的庄稼地变成了庄基地。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台湾蒋介石命令潜伏在大陆的敌特分子进行内乱，配合美军侵略。我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侯坊村上调整领导班子，在原有干部张振义（兆基的父亲）、李子俊（润成的父亲）、弥法儿外，增设了治保主任邢克端（狼娃），召开群众大会，揭穿美蒋阴谋，收缴民间各种枪支，防特反特，并批斗了西小村解放前担任伪乡保安队副的张志高（官），张志高吓得当夜吊死在枣树园子。村上又号召每家妇女做军鞋献给志愿军，组织妇女进认字班学认字。在识字班里发现辍学在家的张绒霄识字又能教学，便让她当识字教员，每天到各小队去教妇女识字。为了配合国家的政治活动，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组织放假回家的学生和农村的戏曲爱好者，排练扭秧歌、唱歌、唱戏等，宣传婚姻法，慰问军烈属。除了在侯坊学校的舞台上演出外，还到乡政府所在地辛庄去演出。乡政府组织全乡性的文化活动，侯坊村总承担大头或全部包揽。由于各项工作做得好，侯坊是辛庄乡大家公认的先进村。 4、1956年下半年，侯坊开始组建初级合作社。1957年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有些人提出“大跃进”，有些人提出搞“人民公社”，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毛主席看到这些很高兴，批了“人民公社好，一大二公”，又讲“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旗帜”。那时人都好大喜功，全国响应，撤县成立公社。华县改为“华州”公社，辛庄乡改为“管理区”，各村改为大队，实行统一核算，没收牲畜、农具为队上所有，集中使用。没收各家的铁锅、铁器，工具交“全民炼钢”。大家一律在食堂吃饭，没派农活的人到沙河去淘沙“捞金”。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收回自留地，不准私人养鸡、种菜，小村的枣树是侯坊最大的资本主义尾巴，只留下几亩地三十多棵枣树作大队果园和坟地，其余连根挖掉去炼钢。全国实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侯坊设立了供销社买卖各种杂货。中西医药合作改为由公社管理的“侯坊卫生所”。不想五八年的“大跃进”不进反退，又隐瞒虚报产量，致使全国出现饥荒，盗贼也多了。 1960年夏秋时节，我送老婆回家生孩子，到队里食堂吃一份饭，队里优待我，把我当下乡干部对待，先交二两粮票，伍分钱（当时侯坊一个劳动日两角钱）。父亲让我给家里买口锅，买只奶羊，交二十块钱，三十斤粮票，才管月婆子满月。1961年食堂虽解散了，家家口粮不足，很多人饿得浮肿,很多人“流串”讨吃的。父亲跑到宝鸡要我想办法，我说你在我这吃几天吧，他说家里七口人等我拿米下锅哩，半年了，家里没见过油星星了。我只好把我当月的粮油买下，并开上证明（防路上检查没收）送他上火车回家。 5、1956暑假，我从西安乘火车回老家，有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和我临窗对面而坐，问我到华县站下车还是赤水站下车？我说华县。我反问他，你怎么知道我要到华县下车？他笑着说：我解放初在华县呆过（工作过），听你的口音是华县人口音。我们闲聊起来。他说：你们华县有“三多”。医生多、教师多、篾匠多。我走了很多地方，发现大的医院都有你们华县籍的医生。你们华县的篾匠，不管省城街巷、关中、陕北地区农村，到处都有华县给人家箍撸盆瓮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生产力低下，人们大都使用土窑烧制的瓦盆、瓦罐、土瓷瓮等）华县的篾匠手艺很高，能做竹子编织的各式桌、椅、床、凳子、笼具、茶几、沙发和玩具。北京人民大会堂建成后，各省都有会议厅，陈列着当地的名产、景画。我们陕西厅全是华县篾匠做的有图案、有花纹、各式各样的竹器物品，实用又美观，中央领导看了都赞尚。我看你戴的“陕西师院”的校牌，说明你将来是做教师工作的。我走遍渭南各县，发现每个县的中学都有你们华县人做教师，你们华县的咸林中学那是全省有名的中学，咸林中学的创始人杨松轩先生那是陕西有名的教育家。正讲着列车员喊“渭南车站到了……”。我举手送他下车。 1983年父亲患脑溢血病倒，我从宝鸡回来和弟弟送他到华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医生说让他住在人大李进才主任隔壁的那个房子。我知道李老师在那儿，便去看望他，忆说着过去的往事。我讲到56年在火车上与渭南专署一个老干部的谈话，李进才老师说：能将华县概括得这么精准的干部只能是李艮。李艮在解放初是华县分管文教卫生的领导，渭南专员公署成立后，调他任专署文教局长，所以，他了解这些。那时华县沿山一带，从东边的靠华阴的柳枝直到高塘塬边，尽是竹林。那是几百年前的先人们考虑到沿山尽是石头窝地，不好耕作，便因地制宜，栽种竹子，用竹竿、竹笋卖钱糊口，后来便产生出大量竹艺工匠，适应城乡人们的生产需要，生产各种竹艺品。说到杨松轩先生，文化大革命后，杨先生的子女将杨先生的好友、中共创始人李大钊在先生逝世后，写给杨松轩先生的碑文上交党组织。这是李大钊一生中，唯一给人写的碑文。说明杨先生德高望重，受到中共党的创始人的敬重。
以上是我个人对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经见的主要记忆，其他我未见、未知的，留给知情者忆述吧，让他们讲讲侯坊村困难时期后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变化吧，我盼望后来者通过亲身经历，通过事实记述，把侯坊村写得更真实、更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