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雷森林（山西师范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宋史》本传说他：“冠效唐人，风神消散，音吐清畅，所至人聚观之。而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所为谲异，时有可传笑者无为州有巨石，状奇丑，芾见大喜曰：‘此足以当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宋人笔记对其怪异行为多有记载，内容大致也就是本传所说的三点：冠异服、好洁和石癖。  冠异服例《何氏语林》云：“元祐间，米元章居京师。被服怪异，戴高檐帽，不欲置从者之手，恐为所涴。既坐轿，为顶盖所碍，遂撤去，露帽而坐。一日出宝康门，遇晁以道。以道大笑，下轿握手问曰：‘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道你似鬼章。’二人抚掌叫绝。时西边获贼寨首领鬼章，槛车入京，故晁以为戏。”《拊掌录》云：“米芾好怪，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蹑朝靴绀缘。朋从目为活挂影。” 好洁例《耆旧续闻》云：“世传米芾有洁癖，方择婿会建康段拂，字去尘，芾曰：‘既拂矣，又去尘，真吾婿也’以女妻之。”《词林记事》引吕居仁云：“米元章盥手用银方斛泻水于手，已而两手相拍，至干都不用巾拭。” 米芾洗手不用巾拭，相拍至干之类的事，为宋人所津津乐道。自己的私人用具只要被他人拿过，嫌赃会一连洗好多次，而将鞋子洗破。  石癖例《宋稗类钞》云：“米元章守涟水，地接灵璧。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加以美字。入书室则终日不出。时杨次公为察使，知米好石废事，因往廉焉。至郡，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付公，汲汲公务，犹惧有阙，那得终日弄石?’米径前以手于左袖取一石，其状嵌空玲珑，峰峦洞壑皆具，色极清润。米举石宛转示杨曰：‘如此石安得不爱?’杨殊不顾，乃纳之左袖。又出一石，叠嶂层峦，奇巧又甚。又纳之左袖。最后出一石，尽天神镂之巧。又顾杨曰：‘如此石安得不爱?’杨忽曰：‘非独公爱，我亦爱也!’即就米手攫取之，径登车去。” 然而，我们在米芾的一些诗文中也发现了与“颠”不同的形象。他在为官的《座右铭》中说：“进退有命，去就有义，仕宦有守，远耻有礼。”他在做地方官时，写的《到任榜》说：“饥荒则赈济缓急，阙乏则借贷与钱粮。百姓无对本加倍利，无流移乡土，而衣食给足。国家不以张官设吏，收给为劳，有凶岁倚阁赦发之恩是隐恤百姓德泽甚厚。”  碰到灾年，他宁愿丢官也不忍以刑威催租，写的《催租》诗云：“白头县令受薄禄，不敢鞭答怒上帝，救民无术告朝廷，监庙东归早相乞!”完全是一种仕宦有节，大节不亏，救人倒悬，爱民如子的仁厚形象，看不到半点颠的影子。他在临终时说：“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语村》)体味其中三味，似乎他的所有怪癖都有某种象征含义。以石为兄，视世上已无朋类；不与人同巾器，世人皆浊我独清；冠服效唐制，不愿为今世之人! 实际上他的内心根本不颠。张颠、素狂、杨疯子，也并非真的“颠、狂、疯”;就是阮籍与李白醉酒，醉意也不全在于酒。这些著名的大书家，封建社会的显赫人物，一者，心目深处有着非常强烈的名禄诱惑力，可又不情愿周旋于腐败官僚圈子里的世俗环境；他们胸中的抱负实现不了，却又控制不住内心世界的情懑发泄，时时还在斥责讥讽权贵。 二者，在帝王统治下，本人身份已大白天下，面临险恶形势，出于万般无奈，才以酒消愁，借故颠狂，无非是权作保护自己，与世抗争的一种手段。鉴此，若不能明察其佯狂作颠是不实际的。他的独特性格就在于既能压抑自己的天才和睿智，又能曲从别人嘲弄与自我摧残，以便在新旧档的激烈倾轧中应付优游，这恰恰是他真正聪明的自然流露和意念体现。  对于这种两重形象，黄庭坚说：“元章在杭州，游戏翰墨，声名籍甚，其冠带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语默，略以意行，人往往谓之狂生。然观其诗句，合处殊不狂。斯人盖既不偶于俗，遂故为此无町畦之行以惊俗尔。”(《山谷题跋》卷一)这最后一句可谓一语中的，直揭米颠的本质。 长期的心理扭曲有可能使始米芾沾染种种行为上的怪癖。然而，全面的考察米芾，以现代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理论来剖析米芾的洁癖，结论或许并非那样简单。作为社会存在的米芾，满目满心的累累伤痕和层层污垢一直缠绕着这个极端清高自负的人物，这是他苦痛终生的事。他必须也必然会作出心理上的防备以求解脱。 【本文节选自《米芾及其手札书风研究》】 |
|
|
来自： mengk4fz0yyf5h > 《临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