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方有一块高原，汹涌的黄河将其裂为二。靠南边的一块，习惯上被称之为陕北高原。在此之前，黄河是青色或者灰色的，它的百分之七十的泥沙来自这里。黄河因此而被称为黄河，而被作为我们这个黄皮肤民族的象征，出现在故事中、传说中、浪漫诗人的吟唱中和悲壮歌曲中。黄河那激情的水流从这里奔突而下，将它黄色染色体染向所有路经的地方，以及达到遥远的海洋，和海浪拍击着的他洲的提岸。 黄土囤积，形成这黄色高原。天雨割裂，造就这破碎泥土。死死生生，悲悲欢欢，人类在陕北高原这块不平整的土地上，业已耕种和行走了许多年。贫困和闭塞，派生出炎黄子孙这刁蛮、勇敢和行侠好义的一群。米脂李自成的揭竿，延安张献忠的好勇，宜川罗汝才的诡秘，保安刘志丹的深明大义，安定谢子长的拔刀相向，每每给中国这部喧喧嚣嚣的历史，增加奇异的几笔亮色。而星星点点散播于高原上的历史陈迹，黄帝陵、扶苏陵、蒙恬陵、隋炀帝美水泉、鹿州羌村、赫连台、镇北台、诸如此等，又每每令今日的行旅者，驻足长叹，唏嘘不已。 陕北这个地域概念的形成，大约在宋。宋时，延安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范仲兴淹，尚称此处为“塞下”，并发出“塞下秋来风景异”的感慨。在此之前，时人的心目中，九燕山北，今天的大半个陕北，以至朔方，以至内蒙鄂尔多斯高原，极目远舒的地方，还是一片混淆不清的疆土，一片散发着羊膻味的骚动不安的土地。尽管秦皇的帝王之辇，曾从秦直道上辚辚驶过，尽管汉武的金戈铁马，曾踩得贺兰山的积雪吱吱作响，尽管昭君墓、扶苏陵、蒙恬陵作为一个历史的标志，生根似的长驻此处。但是人们记忆最深的，也许是飘忽不定、骁勇好战的匈奴骑射，是站在统万城头，口出狂言，目空天下的大夏王赫连勃勃，是踩着积雪，顺着宁塞川滚滚而来的西夏方阵。每有朝中命官，为皇室所不说，或是文臣武将，为时俗所不容，便被发配到这里，对着无定河弹起思乡曲。高原名城榆林，相传就是为一群发配到这里的官吏与囚犯所筑，现在榆林城中，尚有许多四合院，或许可为他们的祖籍找到一点端倪。 到了明代，陕北这个城域概念愈来愈多地为人应用。尤其是斯巴达克式的悲剧英雄李自成，纵横中原，使陕北这块焦土蒙上一层叛逆者与抗争者的奇异色彩。 陕北人又女子多有丽质为骄傲。吃酸白菜，喝小米汤，养得一个个雍荣华贵；穿大襟袄，扎红腰带，出脱得却貌似出水芙蓉。美貌便美貌罢，陕北人却说，这是传统，每有人会以惆怅的口吻，拉出昔日的貂婵、今日的兰花花、李香香、来证明这久远的美貌传统，有人却又作琐碎考证，说这是民族交融的结果，当年匈奴所掳来的南方美人，囤积“吴儿堡”，与粗犷的北方大汉结合，便繁衍下这优异的一支。联想到陕北的种种历史变迁，这话似乎不无道理。 骄傲者女子之外，尚有男人。貂婵故里来米脂，吕布故里在绥德，所以陕北有“米脂婆姨绥德汉”之说。高颧骨，直鼻梁，浓眉毛，长腮帮形陕北男子汉的特点，在如此若焦的地方，靠双肩承担起生活的重负，陕北的男人们可谓坚强矣。然而这用力却不表现在脸上。在中国的土地上，我还没有见过如此逍遥和自在的人类之群。盘腿坐在驴车上，车里装满神府或者瓦窟保石碳，顺着无定河川道缓缓而下，嘴里哼着酸曲，让心闲着，却不让嘴闲着。满脸黑灰的行乞者，不知今日餐食在何处，不知今夜宿在哪方，却脖子上挂一杆唢呐，一路吹吹打打而来。 男人之外，骄傲者还有小孩。陕北地面，以九燕山为界，分成南北两部分。北部风俗，正如笔者前文所述，南部风俗，却酷似关中。女人穿花棉袄，男人着黑裤褂，乡村学究言谈必引经据典，红男绿女成亲必媒妁之言。吃饭以面食为主，说话是秦腔为主，殷实人家，也许有个唐宋时期的瓦罐，贫寒人家，或可有件明清年间的旧物。老者多为头戴瓜皮帽的一生足不出地界的遗老遗少，少者多为精细乖巧之至的村野能工巧匠。正是在这块地面，生出个叫甘罗的孩童，十二岁时为秦之宰相，其墓葬据说还在洛川县境。惹得洛川的乡人们，每每思古，唱出几句“甘罗十二为秦相”的走调的秦腔来。 小孩之外，让陕北人骄傲者，还有老者。煌煌陕北大地，笔者靠了工作之便，到过许多去处，见过许多奇事。最奇者，莫过于在一个荒山野村，突遇一位奇人。老红军、老八路、老革命、老功臣，或因伤，或因病，或因厌倦了时间的约束，或因感觉了田园的将芜，于是解甲归里，藏龙虎之身于草莽之间。延水关渡口，当年李自成东渡黄河一夜头白处，笔者曾遇一老者，动问前朝古事，无有不知。经人介绍，方知是延安时期，我党一位要人，因精神病间有发作，已归家逾五十年之久。 靠一种盲目的自信，靠一种莫名其妙的骄傲感，陕北人撑起这一片贫瘠而昏黄的天，并且随时准备为他人遮风挡雨。谁能理解陕北人那种心里的隐秘部分呢？如果现在还有行乞者，那么，他腹中空空地站在一家门口时，第一件事是伸手求乞，第二件事是伸长耳朵睁大眼睛，听听看看收音机或电视里有些什么，布什和杜卡基斯的竞选，布托夫人和阿基诺夫人的风度，这些话题也许将出现在他漫长道路的思考中，出现在他家的热炕头上。 从远古走来，没有颓唐，没有怨忧，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深深扎根，顽强生长。一窝窝地生，一群一群地死，健壮者活下来，孱弱者拿去肥土。毛驴的每一次披红挂绿就是向残酷的大自然的一次无声挑战，窑洞的每一次明灭都在重复着生命的故事。父亲六十岁生日那天，必定要领着儿子，踏上马茹子花盛开的通往祖坟的道路，让头皮叩着地皮，声响传给三尺地表下的家族的昨日。孩子出生那天，干大必定要送给他一件石锁，石锁一岁加一道麻绳，以便将他牢牢地拴在这块生身热土上。 悠悠万事，在陕北，唯以生殖与生存为第一要旨。尽管这生存不啻是一种悲哀和一场痛苦，但是乃旧代代相续而生生不息。人类辉煌的业绩之一，恐怕就在于没有令自己在流连颠沛中泯灭。陕北的大文化，有人称之为“性文化”，有人名之为“宗教文化”，但以笔者管见，性文化也好，宗教文化也好，落根都在这“生存文化”上。那一年，我陪中央电视台某摄制组，去民歌之乡腰鼓之乡剪纸之乡农民画之乡的安塞，造访一位叫白凤兰的剪纸艺术家。拍摄途中，她拿出一幅画，令四座惊骇不已。 如果有一天，这世界因为天灾人祸，只剩下一男一女了，况且这一男一女是兄妹，那么，他们应该怎么办？“他们应该结婚！”这位农村老太婆，郑重其事地这样告诉我们。在她眼里，一切人类的理性思考和煞费苦心经营起来的道德秩序，在非常时期，都必须让位于生存。生存才是第一的。她拿出她画的一幅画。世界只剩下兄妹二人了，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对他们说：“结婚吧，为了让世界上继续有人类！”他们很害羞，不愿意这样做。于是，这个超自然的力量说，既然如此，让你们听从天意吧，请你们将阴阳两块砬扇，向山下滚去，如果砬扇重合，你们可以结婚，如果砬扇没有重合，那就是人类当灭了。两块砬扇向山下滚，滚到山脚后，令人惊诧地合在了一起。于是，世界上人类存在了下来，歌声和鲜花存在了下来。老太婆讲得很认真，很神圣，她的眼中，放出一种女巫和孩童的目光混合在一起的奇异色彩。老人的这幅画将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近拍摄的一部叫《中国人》的电视片中。老人居住在一处山坡上，整面山坡居住的都是她的家族，沟底是一条时断时续的小溪。记得，当时，望着这面山坡，我直疑心，石砬子就是从这坡上滚下来的。 西北风像一个阴沉着脸的陕北汉子，正在猛烈地、凶狠地冲击着艺术领域，或音乐、或影视、或绘画，或文学。我的笔在经过许久的迂回之后，才接触这个题目，这令我惭愧。篇幅的原因，容我找另外的机会，专辟一篇《陕北艺术论》吧。陕北，这化外之地，这“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穷乡僻壤，也许，你将会给板结和孱弱的艺术以一场大惊异，也许，你将会给我们这受儒教浸染数千年的古老民族，一点离经叛道、勇天下之先的精神。 当我从秦直道上经过，注视着秦皇两千年那远去的背影时，当我怀着诚实，走入我陕北山乡每一位父老的心灵时，当我看着安塞腰鼓，以不可一世的姿态踢踏黄土时，当我来到黄河延水关汹涌的渡口，虔诚地为多灾多难的民族祈祷时，我想起我的一位艺术家朋友的话，他说，我们这个民族的发生之谜、生存之谜、存在之谜、发展之谜，也许就隐藏在这陕北高原的层层皱褶中。 是这样吗？高原母亲？我在问你，你为何不答。 作者：高建群，男，汉族，1954年1月出生，祖籍西安市临潼区。新时期重要的西部小说家，国家一级作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跨世纪“三五”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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