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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解证： 对《黄帝内经》的解析与实证。 张维波：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博导，学科带头人。 《黄帝内经·灵枢》编撰者解析（下） 王燕平1 李宏彦2 张维波2*   解析出黄帝的原型后，再推测岐伯的身份就容易了。虽然邓后组织了校书，但仅靠她还无法编撰《内经》这样伟大的医学著作，在邓后的身边应该还有一位御医，即岐伯的原型，他与岐伯的身份一样，应该既是医学大家，又是邓后的近臣，而在邓后的时代，同时拥有这双重身份的人只有一个——郭玉。 郭玉是继仓公之后载入史册的又一位名医，《后汉书·郭玉传》（以下简称《郭玉传》）记载：“郭玉者，广汉雒人也……和帝时，为太医丞。……年老卒官” [10]2735，他在汉和帝时任太医丞，而邓后正是汉和帝的妻子，汉和帝于105年去世，此后一直是邓后执掌大权。太医丞是太医令的助手，地位仅次于太医令，是主管医药行政的高级长官，接触皇帝的机会很多。 郭玉的生卒年代不详，据推测为1世纪到2世纪，但由于他是在任时离世的，故他在和帝去世邓后执政时期仍出任太医丞一职，与邓后一起研讨医学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郭玉精通针灸和脉诊，最早提出了“医者意也”的著名论点，《郭玉传》载：“郭玉，和帝（89-105在位）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而医疗贵人，时或不愈。帝乃令贵人羸服变处，一针即差。召玉诘问其状。对曰：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10]2735上述内容与《灵枢》中的一些描述很相似，如《灵枢·终始》有：“专意一神，精气不分，毋闻人声，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针。”[6]169 《郭玉传》中的“腠理”和紧随之后的“针石”概念在《灵枢·论痛》中也先后出现：“腠理之疏密，各不同，其于针石火焫之痛何如？”[6]549但这些只是间接的证明，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郭玉的师祖涪翁著有《针经》和《诊脉法》（东汉初期，25年左右）[14]。《郭玉传》记载：“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渔钓於涪水（即涪江，在今四川省境内绵阳），因号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於世。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之。高亦隐迹不仕。玉少师事高，学方诊六微之技、阴阳隐侧之术。”[10]2735 此著作很可能由程高传到郭玉手中，而《灵枢》恰恰也称作《针经》。《郭玉传》中的涪翁确有其人，地方志记载：“涪翁避王莽乱隐居于涪，以渔钓老，工医，亡姓氏。”（《直隶绵州志隐逸》卷41）[15]，涪翁“所居处为渔父村”，“在涪城东四里”（《三台县志·方技》卷9）[16]。 此处跟出土针灸经脉漆木人形的绵阳双包山汉墓相距不到20公里；在绵阳以南约百公里的成都天回汉墓中，出土了另一具经穴髹漆人人模型和大量的医简，两地之间则是郭玉的故乡广汉（图2），精于针灸的三代医家的活动处与出土针灸经脉模型的地点高度重合，说明四川乃至出土过马王堆两部脉书和张家山脉书的湖南、湖北一带可能是针灸经络疗法的发源地。 如果从东汉都城洛阳的角度看，这个地方与《素问·异法方宜论》中所讲的“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的定位亦相吻合。针灸经络是《内经》特别是《灵枢》的核心内容，郭玉很可能是传承这一学术思想的关键人物。有学者认为，避王莽之乱的涪翁与曾主持校医书、为《七略》编辑者之一的侍医李柱国是同一个人[17]。 从年龄上看，如果李柱国在校医书时（前6-前5）正值壮年，则在避王莽之乱（9-23）时已变为老年，与“老父”的称谓相吻合。涪翁为工医，李柱国为侍医，职业相同；最重要的是涪翁著有《针经》和《诊脉法》，如果没有看过医经七家的原始资料，一个普通的医生是很难写出这样专业的学术著作的。另外，涪翁为什么要避王莽之乱？还要隐姓埋名，说明他跟前朝（西汉末）有密切的关系，涪翁与李柱国是同一人的说法有一定根据。 四川绵阳、成都一带的涪翁垂钓处、郭玉出生地与出土针灸经络木人的双包山和天回汉墓所在。 下图为上图虚线方块区域的放大， ☆为涪翁垂钓的鱼父村。 如果涪翁就是李柱国的话，整个事情的逻辑性就更强了。李柱国作为侍医，主持整理了《汉书·艺文志》中的“医经七家”资料。西汉末年出现了王莽之乱，为保护这批重要的医书，他隐姓埋名，将资料带到四川绵阳三台县，又做了一番整理，著成《针经》祖本，连同“医经七家”的其它内容经由程高传给了郭玉，这些资料是《灵枢》成书的基础。 此时，轻薄的蔡伦纸和精细的针具已被发明出来，邓后为了尽量解除百姓的疾苦，包括淘汰痛苦较大、手法较为局限的砭石，甚至不再使用有一定毒性的草药（“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于是嘱咐郭玉先将他手中的祖本《针经》进一步完善后出版（“先立针经”），成为官方的医学教科书（“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涪翁的《针经》仍是针石并用（“因号涪翁……时下针石”（《郭玉传》））的阶段[10]2735，直到《灵枢》开始撰写的东汉时期（110-120），由于冶铁技术的提高，金属针具逐渐成为医疗的主导工具，才有了邓后主持的“无用砭石”的医疗技术革新和“必明之为法”的理论构建，《灵枢》是中国古代技术革命促进理论构建的典范。 《灵枢》中曾多次提到的“九针九篇”可能就是涪翁所著的《针经》。在《素问·离合真邪论》中，黄帝对岐伯说：“余闻九针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尽通其意矣。”[8]297意思是岐伯将“九针九篇”扩充成了八十一篇，这个说法出现在《素问》中，说明此时《灵枢》81篇已经完成，佐证了先立《针经》，后立《素问》的顺序，同时也交待了“九针九篇”与灵枢版针经的传承关系，说明“九针九篇”即古本《针经》，而邓后的身份也在讨论“九针九篇”时暴露无遗。 《灵枢·外揣》写到：“黄帝曰：余闻九针九篇，余亲受其调，颇得其意……然余愿杂之毫毛，浑束为一，可乎？岐伯曰：明乎哉问也！非独针道焉，夫治国亦然。黄帝曰：余愿闻针道，非国事也。”[6]478这里，岐伯将医学的道理引申到治国，黄帝却说，他想听针灸的道理，而不是国事，显然，这位化名“黄帝”的人物是一位正在治国的君王；此篇还说明邓后曾接受过九针的治疗（“余亲受其调”），也了解了九针的道理（“颇得其意”），因此才会希望郭玉等人进一步完善此书，使之成为当世医生所用的教科书，并亲临一线，与他们“左右习诵，朝夕济济”，进行了多次的讨论。 由于邓后此时一边处理国事，一边诵读经典（“昼省王政，夜则诵读”），所以在与郭玉讨论医学时难免跑题而涉及政治，比如在《灵枢·师传》中，“黄帝曰：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著于方。余愿闻而藏之，则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岐伯曰：远乎哉问也。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5]393这里的先师可能指郭玉的师傅程高或师祖涪翁，邓后知道郭玉的师门中有很多好东西还没写下来，希望他能整理出来，使百姓少得疾病，岐伯说治国治家和治病的道理是一样的，不仅阴阳脉气要顺，治国也要顺应民心，如此非医学的内容竟被原封不动地写入《内经》，足证黄帝实乃一国之君，而当时的东汉天下归一，如果《内经》的成书是在110-120年，则这个化名黄帝的人非邓后莫属。 那么，邓后是否也精通医术呢？《内经》中的黄帝不仅善于向岐伯、伯高等医生提出深刻的医学问题，还曾教授年轻的雷公，是雷公的授业老师。但在史书中，我们很难找到这方面的记载，可能邓后作为一代国君，有很多大事需要记录，通医术的事情不值一提，但仍可找到蛛丝马迹。 《邓后传》中有“及新野君薨，太后自侍疾病，至乎终尽”[10]424，说明邓后曾亲自护理过病人，懂医术。另一个证明是她自拟的遗诏中使用了《内经》中的专业术语“咳逆”和“唾血”[10]429-430。另外，确有邓后读过医书的描述，《临朝太后大传》中有“她（邓后）读书的兴趣很广，除了经史传纪，诸子百家以及诗赋之外，天文、历法、医学、算术等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她也多有披阅，堪称是博览群书”[18]。 邓后还是阴阳学说的忠实拥护者，《邓后传》中有：“太后以阴阳不和，军旅数兴，诏飨会勿设戏作乐，减逐疫子之半”[10]424，而“阴阳不和”正是《黄帝内经》的核心思想。邓后还懂得四时节律与生命的关系，曾下诏说：“凡供荐新味，多非其节，或郁养强孰，或穿掘萌牙，味无所至而夭折生长，岂所以顺时育物乎！传曰：非其时不食。”[10]425这些思想在《内经》中也多有展现，佐证《内经》实乃邓后主导所创。在《内经》中，黄帝经常使用“余闻”的字样，说明邓后虽读过不少医书，但对其内容并不完全理解，故虚心向身边的职业医生们请教。 总之，如果以现代文章的署名方式，郭玉可作为《灵枢》的第一作者，因为很多理论内容都是经他之口说出的，邓后在大多数场合只是一个提问者，但由于整个活动由她提议，并作为一国之君提供了所有的活动经费和场地，故她是《灵枢》当之无愧的通讯作者。 第二作者应该是《针经》祖本（即九针九篇）的作者涪翁，可能即李柱国。无论李柱国是否就是涪翁，他作为史载校勘医经七家之人，与《灵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二作者实至名归。程高作为涪翁的徒弟和郭玉的师傅，很可能在传授郭玉的过程中，加入了他对中医理论的认识，故可视为第三作者，另外还有借名为伯高、少师、少俞、雷公等当朝的宫廷御医。
《灵枢》的编撰者们为什么要用化名呢？原因之一可能是想借黄帝、岐伯等上古人物的名气来增加此书的权威性。岐伯《史记正义》载为黄帝太医，伯高为黄帝臣，少俞则为中古名医俞跗之弟，鬼臾区和雷公也是传说中的黄帝之臣[19]。 其实，托名古人的风气在《灵枢》形成之前就有了，《内经》前身的医经七家中就有《黄帝内经》和《黄帝外经》，已假托黄帝之名，邓后等不过是延续此举罢了。 《素问》从内容到体例，与《灵枢》都有一定的差异，可能不完全是同一批编撰者，将另文探讨，本文仅涉及《灵枢》的编撰者。 1.《内经》中的对话是真实情景的记录； 2. 能够获得这一记录的只有当朝最高统治者； 3. 由《灵枢》成书于公元110-120，推出此时的统治者为邓后； 4. 邓后发起了东汉的两次校书，其言行与《内经》中的黄帝有许多相似之处； 5. 郭玉的师祖是涪翁，著有《针经》，而《灵枢》也称“针经”，其中又提到有疑似古本《针经》的“九针九篇” 6. 史载郭玉为汉和帝的太医丞，精通针灸，而邓后为汉和帝之妻，105年执政，与郭玉在时间和空间上高度重合，邓后与郭玉的关系也符合黄帝与岐伯的君臣关系。 文章来源 |《中医学报》 ……完…… 参考文献： [1] 廖育群. 今本黄帝内经研究[J].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88，7(4):367-374. [2] 俞世伟.《灵枢》成书新识：《黄帝内经》等医经合编成《灵枢》的考证[J]. 中医文献杂志, 1994，(4):21-23. [3] 曹东义, 王生茂, 郭双庚等.《素问》《灵枢》热病成就分析[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医学版，2008，25(4): 1-4. [4] 张维波,高也陶,李宏彦.《黄帝内经》成书年代解析[J].中华医史杂志,2017;47(3):162-166. [5] 冯文林.情景语境下的《黄帝内经》成书研究[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6，22(08)：1013-1014. [6]河北医学院. 灵枢经校释[M]. 第2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 [7]朱子南.中国文体学辞典[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121. [8]山东中医学院,河北医学院.黄帝内经素问校释[M].第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9]顾漫，周琦，柳长华. 天回汉墓医简中的刺法[J]. 中国针灸，2018，38(10): 1073-1079. [10][宋]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年. [11]商丘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河南省商丘县地名词条选编[M].河南商丘:商丘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1987年:144. [12][汉]司马迁.史记全本[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349-353. [13]北京中医学院.内经释义[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4年:351. [14]陈希宝.中国古代医学伦理道德思想史[M].西安:三泰出版社,2002年:356. [15][清]文棨著,董贻清厘正.直隶绵州志隐逸[M].1873年:1. [16]辛夫.历代蜀医考(一)——涪翁及其弟子程高、郭玉[J].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80(1):53-54+65. [17] 王庶.伤寒论临证六要素[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0年:119-130. [18]戴逸,柳春藩.临朝太后大传（第1卷）[M].沈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441. [19]赵爱秋,赵明山.论《黄帝内经》中的人物与中国古代医学[J].辽宁中医杂志,1997,24(9):396-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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