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一帆 孙文沛：历史书写不能泯灭正义和良知

作者：阮一帆 孙文沛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4期

德、法两国右翼的历史修正主义运用解构主义方法，片面追求打破原有秩序，以虚无化、去本质化等方式看待历史，为历史罪责翻案，泯灭了历史解释中应有的尊重事实、秉持理性、崇尚正义等基本价值取向。

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80年代以来，伴随着欧洲政治局势的变动，历史学界出现了重新书写历史的动向，受政治右倾化以及后现代史学影响，甚至还出现了历史修正主义的冲动。这里我们谈谈德、法两国右翼的历史修正主义。

被颠倒的罪责

德国右翼的历史修正主义主要表现为重新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意在通过否认、淡化犹太人大屠杀等罪行或使纳粹罪行相对化，来淡化甚至否认德国的战争责任，呼吁收回失去的德国领土，重建德国的大国地位。

二战史学者斯特凡·沙伊尔（StefanScheil）关于这场世界大战起因的解释颇具代表性。他声称，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面临的局势是，“所有欧洲民族国家都在不断衰弱，而欧洲周边国家特别是未来的世界强国美国和苏联正导致欧洲的衰落”。二战爆发的主因并非在纳粹德国一方，不是意识形态矛盾或希特勒蓄谋抢占“生存空间”，而是英国、法国、意大利、波兰之间的利益争夺、外交失败以及美国和苏联霸权野心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纳粹德国在1941年入侵苏联是一场“预防性战争”，只是为了赶在苏联进攻德国之前进行反击，试图用“自卫说”这种虚构的国际政治图景来掩盖德国法西斯侵略扩张的本质。

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堪称德国右翼历史修正主义者的“教父”，他于1986年6月6日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不愿过去的过去》一文，认为联邦德国社会主流历史观中过分强调德国人背负的“集体罪责”，已经固化成一种政治立场，妨碍了对纳粹历史的理性研究，让纳粹历史成了“不愿过去的过去”。诺尔特认为，斯大林时代的集中营是纳粹种族屠杀“逻辑上和事实上的前奏”，纳粹种族屠杀源于对布尔什维克“阶级屠杀”的恐惧，是对后者的“回应”。因此，古拉格集中营和奥斯维辛集中营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思想事实上是一种防御性思想。1987年，诺尔特进一步在其著作《欧洲内战1917—1945：纳粹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中阐述了他的总体历史观：布尔什维主义和纳粹主义是十月革命后出现在欧洲的一对双胞胎，纳粹主义是受到威胁的欧洲中产阶级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绝望回应”和“过度反应”，双方的仇恨导致了“欧洲内战”。诺尔特试图从现象学角度在布尔什维主义和纳粹主义之间构造出一种“因果关系”，把布尔什维主义描绘成“始作俑者”和对纳粹战争行为起推动作用的“样板”，这样不仅使纳粹罪行相对化了，也极大地减轻了其严重性。他在该书中还写道，如果十月革命后欧洲能在平等基础上同美国和苏联一样成为世界一极，那么德国必将是新“欧洲合众国”的核心。如果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继续遵守《凡尔赛和约》解除军备的话，很快就会被苏联攻灭，“欧洲合众国”的希望就不复存在。经过这一番颠倒是非的逻辑重构，纳粹德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俨然成为背负整个欧洲命运、向“黑暗势力”的一次抗争。

针对诺尔特惊世骇俗的言论，德国当代知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发文反击，由此引发了1986—1987年沸沸扬扬的“历史学家之争”。一批学者加入了诺尔特的阵营，从多个角度为纳粹历史进行辩护和修正，使这场学术争论成为德国右翼的历史修正主义者的集体亮相。纽伦堡大学教授米夏埃尔·施蒂默尔（Michael Stürmer）发表《一个无史之国的历史》，认为德国人缺乏值得骄傲的历史，应该积极评价德国历史来树立民族自豪感，而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就是纳粹历史。缺少引以为傲的过去“正在严重损害国家的政治文化”，促进德国人积极看待本国历史是“道德上合法和政治上必要”的，而这个任务应该由政府、媒体和历史学家共同完成。科隆大学教授安德烈亚斯·希尔格鲁伯（Andreas Hillgruber）在《双重毁灭：德意志帝国的陷落和欧洲犹太人的末日》一书中认为，犹太人大屠杀和二战末期东部德国居民被红军驱逐这两场“浩劫”性质相同，这种驱逐和屠杀在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普遍存在，因此不应该过分强调大屠杀而忽视德国人遭受的灾难。

被美化的罪行

当代法国右翼的历史修正主义主要表现为修正、美化法国的二战经历和殖民历史，特别表现在对维希政权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重新评价上。

对于如何评价1940—1944年由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领导的维希政权，法国主流史学家与戴高乐以来的历届领导人保持着一致口径：维希政权与历届法兰西共和国有本质区别，没有继承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精神，是由纳粹德国支持的叛国者组建的非法政权。维希政权曾积极执行纳粹德国的指令，逮捕境内犹太人并送往集中营，因此要对犹太人大屠杀承担罪责。然而，早在1954年法国历史学家罗伯特·阿龙（Robert Aron）就抛出“剑与盾”（sword andshield）理论，认为二战时期，戴高乐代表法国的“剑”，贝当代表法国的“盾”，维希政权通过与占领当局合作以保护法国平民免受伤害。该理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右翼学者中风靡一时，直到1973年美国学者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 Paxton）出版《维希法国：旧卫队和新秩序》一书，使用大量德国档案资料对上述观点进行反击：维希政权渴望与纳粹德国合作，并没有对德国统治进行“消极抵制”。帕克斯顿的观点引发法国右翼的历史修正主义者的集体焦虑，他们又从两个角度为维希政权进行了辩护：一是维希政权“净化”了第三共和国时期被世俗主义和享乐主义腐蚀了的国家和社会，希望通过回归资本主义早期的价值观念，重塑整个社会的秩序和活力；二是维希政权对犹太人区别对待——驱逐逃难到法国的外国犹太人，是为了保护居住在法国的本地犹太人。此类言论远远背离了法国社会对维希政权的主流认知，无怪乎法国历史学家亨利·鲁索（Henry Rousso）在1987年创造了“维希综合征”（The Vichy Syndrome）一词，指代历史修正主义者面对维希政权时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为维希政权的存在感到耻辱，另一方面又希望赋予维希政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弱化或否认它在大屠杀中与纳粹德国的合作。

在对法国殖民统治的评价上，美化这段历史的声音最初来自法国政界和军队的一部分人，他们不甘于法国失去殖民大国的地位，因而也是戴高乐“非殖民化”政策的反对者。在1958—1962年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为了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及其独立运动，法国不断增兵，并进行了大规模屠杀，据民族解放阵线统计，阿尔及利亚平民在战争中伤亡超过100万人。法军的暴行已是公开的秘密，但法国政府直到1999年才承认阿尔及利亚战争是一场“战争”，此前一直称之为“社会治安行动”。法国政府的消极态度无疑为国内右翼势力的历史修正主义的滋生创造了环境。前法军将领雅克·马苏（JacquesMassu）在《真正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一书中极力为法军的暴行开脱，认为酷刑虽然不应该被使用，却是当时某种氛围下的必需品。20世纪90年代以后，趋向美化法国殖民统治的历史研究在法国学界流行开来。在2005年亚历克·G.哈格里夫斯（Alec G.Hargreaves）主编的论文集《记忆、帝国和后殖民主义：法国殖民主义的遗产》中，学者们普遍认为法国殖民主义的积极面是不容被忽视的，甚至有人暗示，如果那些前殖民地仍保持殖民地身份的话，其境况可能会更好。他们甚至发明了一个词来形容法国人改造殖民地的贡献——“培养力”（culturedforce），意为殖民地在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的进步都是由法国人来实现的。“非殖民化”撕裂了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天然联系，是造成当前法国种族和宗教紧张局势的根源。而事实上，作为法国国家战略戴高乐主义中的重要一环，“非殖民化”有力推动了战后法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同第三世界关系的改善，在法国深入人心。

难以逆料的后果

德、法两国右翼的历史修正主义附有的政治动机决定了其鼓吹者不会自甘寂寞、与世无争，必欲四处宣扬其观点以制造轰动效应，这对当代欧洲的学术和政治生态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在学术层面，德、法两国右翼的历史修正主义运用解构主义方法，片面追求打破原有秩序，以虚无化、去本质化等方式看待历史，为历史罪责翻案，泯灭了历史解释中应有的尊重事实、秉持理性、崇尚正义等基本价值取向。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除了德国这种对纳粹和二战史高度敏感的国家，历史修正主义在其他欧洲国家作为一种“重估历史的手段”一度被合理化、正常化。在互联网时代，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主流历史学家话语权力的日趋分散和公众对历史认知的日益多样化，历史修正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现象仍将在欧洲长期存在。

在政治层面，历史修正主义重新解释关键历史事件、挑战既定的历史结论，反过来为一些右翼政客的极端言论提供冠冕堂皇的“理论依据”，对于当前欧洲政治右倾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05年2月23日，法国右翼政党“人民运动联盟”推动国民议会投票通过一项法律，强制要求历史教科书和教师接受并认可“法国在国外的存在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要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在殖民地战争中战死的法国士兵。此举引发法国民众强烈不满，时任总统希拉克被迫公开谴责这一事件，但仍然表示“在共和国里不存在‘官方历史’，不应该依据法律来书写历史，书写历史是历史学家的事”。当前，“修正历史”已成为许多欧洲极右翼政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创始人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在20世纪60年代说过，“戴高乐将军比贝当元帅更勇敢吗？不一定。毕竟在伦敦比在法国抵抗更容易”。他的女儿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在2017年4月竞选法国总统时表示，维希法国不对二战期间法国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承担相应责任。2016年4月，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副主席亚历山大·高兰德（Alexander Gauland）在采访中表示，“奥斯维辛作为一种标志摧毁了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所有涉及纳粹的东西都变得不可言说，我们扪心自问，还能像英国人和法国人那样大声说出民族自豪感吗？”这真是丝毫不加掩饰的赤裸裸的历史修正主义言论。

总而言之，德、法两国右翼的历史修正主义集中于对历史的重新书写和对本国历史罪责的重新评价，是具有明显政治动机的历史编纂思想。它在风格与方法上貌似继承了后现代主义史学，实则发展为其畸变形态，把历史书写带向了狭隘和非理性的歧途。极右翼势力希望历史书写能够提供民族身份认同的功能，对迎合其心意的历史修正主义进行隐蔽或公开的支持；对重要历史的重新书写则反过来推动当前欧洲政治右倾化。这种相互激荡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应该给予更多警惕。历史书写不能泯灭正义和良知，以油浇火，助纣为虐！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