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绍臣 | 《资本论》对现代性危机之迷的揭示及其实践哲学内涵

         《资本论》

《资本论》对现代性危机之迷的揭示及其实践哲学内涵 

鲁绍臣 | 文

辩证法    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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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抽象与同一：国外左翼对现代性的诊断及其批判

不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启蒙辩证法的批判，亦或是激进政治对于现代主权逻辑的批判，都共同指向了西方现代文明抽象性与同一性的逻辑。“自然和经验是无法辨认的，除非借助现象的过滤；人无法获取知识，除非借助理智的反映；伦理世界也不可言说，除非借助理性的图式。”[1]现代同一性的“主权反复地、广泛地完成一个奇迹：把奇异性扬弃在总体中，把每个人的意志扬弃在公意中。”[2]可以说，现代的“市民社会是由等价原则支配的，它通过把不同的事物还原为抽象的量的方式使其具有了可比性。”[3]“对启蒙运动而言，不能被还原为数字的，或最终不能被原为‘太一’的，都是幻想。”[4]“启蒙精神……它摒弃了一切不可度量之物。”[5]“启蒙精神……它不仅在私下中消除了质的差异，它还迫使人们与现实一致起来”[6]。在阿多诺看来，西方启蒙运动的结果就不再是解放，而是统治：“抽象的同一支配使得每一种自然事物变成可以再现的，并把这一切都用到工业的过程中，在这两种支配下，正是获得自由的人最终变成了‘群氓’，黑格尔称他们是启蒙的结果。”[7]

但对于现代西方启蒙运动的困境，阿多诺等人并不试图寻找一个总体上超越西方现代性的路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发现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已经动摇了，但他们依然想坚持启蒙的基本框架。因此他们把启蒙对神话所做的一切再一次完整第应用到启蒙过程中。”[8]对阿多诺来说，他只能找到“可能凭借其过去的内容在一个崭新的、不同的、摆脱了野蛮文化的社会中得以幸存”[9]的艺术来作为批判的力量，特别是不同于社会事实的自律的艺术：“艺术具有双重性，它一方面是自律实体，另一方面又是杜克海姆学派所指的社会事实。”[10]就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对阿多诺来说，“《否定辩证法》与《美学理论》相互支持，相互指涉，前者阐明的是非同一性的悖论概念，后者揭示的则是先锋派艺术作品中所隐藏的模仿内涵。”[11]

与阿多诺等人的艺术救赎之路不同，哈贝马斯和阿伦特等人试图在西方现代性的内部，挖掘一度被忽视了的公共理性的公共领域的向度，来对抗纳粹主义、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和将国家变成资本附庸的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与困境。在哈贝马斯看来，“就个人而言，启蒙是一种自我反思的主体性原则；就全人类而言，启蒙是一种迈向绝对公正秩序的客观趋势。无论是哪种情况，启蒙都必须以公共性为中介”[12]。“由于私人的公开批判要求一种既正确又公正，而且没有任何强制的鲜明特征，所以，诉诸公众舆论的立法显然就不能再说是一种统治了”[13]。

和哈贝马斯等人从话语解放的视角展开探讨不同，奈格里等人试图重新复兴“唯物主义的目的论”。唯物主义的目的旨在发现内在于人本身的潜能，“作为奇异的存在者，人类发现了自己在世界中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一种对内在的理性和潜能的意识”[14]。“从但丁对可能理智的辩护到托马斯·莫尔对自然生命和劳动的巨大而不可名状的力量的赞美，从新教各派的民主到斯宾诺莎关于绝对民主的观点，都是如此。当我们抵达斯宾诺莎时，内在性的境域和民主政治秩序的境域完全重合了。在内在性的平面中，奇异性的力量得到实现。任何外在的中介都无法存在，奇异的存在者们呈现为诸众。”[15]“斯宾诺莎的主要成就是对奇异性和内在性的绝对建构，并在绝对中发现了身体和心灵的解放之路。”[16]“没人把他的天赋之权绝对转付于人，以致对于事物他再不能表示意见。这样，所有的人仍然是平等的，与他们在自然状态之中无异。”[17]“绝对是就其没有限制、无法度量而言。绝对民主把社会契约和有限的社会实体等观念完全弃置到一边。”[18]同样，“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创新在于指出了现代主权传统的终结，并大胆跳出二元论和同一性的现代性范式，展现出一种关于奇异性和多重性（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ｉｔｙ）的思想”[19]。和单一的现代资本文明不同，“这个社会更像是万花筒，而不是多色块的静态镶嵌；色彩不断变换形成新的更美丽的图案，甚至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色彩”[20]。

奈格里和哈特指出，他们的推理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论：一种是批判的和解构的（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另一种是建构的和伦理一政治的（ｅｔｈｉｃ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他们宣称，这两种方法论都是“非辩证的（ｎｏｎ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和“绝对内在的”[21]。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是他们所要反对的那种现代性范式的核心逻辑，“辩证法是现代的统治、排斥和掌控的核心逻辑一一它先把差异的多元性降低为二元对立，随后又把这些差别扬弃在统一的秩序中。”[22]“批判性方法旨在揭示这一过程的矛盾、周期和危机，因为在每一个时刻，历史发展所设想的必要性都可能向其他可能性开放。换句话说，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幽灵统治的历史回顾的解构揭示了另一种社会组织的可能性。”[23]

在这个被理想化了的世界中，虽然同一性和差异性是对立的，但共同性和奇异性不仅是相容的，而且是相互构成的：一方面，奇异性力量会不断创造出新的共同建构；另一方面，共同的东西也变得奇异化了。其从现代资本文明以物为依赖性为基础和枷锁的自由中，真正得到彻底的解放。在他们看来，“与帝国直接对立的、相互之间没有任何中介的诸众”[24]，已然形成了一种抵抗性的力量。但就如夏皮洛（Ｋａｍ Ｓｈａｐｉｒｏ）等人所批评的那样，这些批判让人回想起了乔治·索雷尔（Ｇｅｏｒｇｅｓ Ｓｏｒｅｌ）对正统的列宁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式的背离。对他们来说，不再有诸众掌权的可能性，只有系统性地使起义运动保持开放的可能性。

二、《 资本论》对现代性的诊断与批判

应该说，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问题，也由于对纳粹暴力的心有余择，国外左翼学者对于国家抱有很大的偏见。这使得国外左翼学者难以从国家的视角来思考西方现代性的性质，也难以从国家的视角来思考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可能路径。但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真实的呈现形式是从“原始积累”一章开始的，将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证法作为理解《资本论》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将资本理解为“自在自为”的资本本体论的方法也遭到了破产。马克思曾说：“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25]“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特性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26]资本权力占据着绝对性的支配地位，它是“支配工人劳动的物化的权力”[27]。但正如前文所述，资本权力的形成并不仅仅依靠资本逻辑，资本逻辑背后还有国家逻辑，在哈维看来，“只有建立了某种法律、私有财产、契约和货币安全的制度框架之后，资本积累才能通过以价格垄断为基础的市场交换而繁荣起来。一个拥有警察权的强大政府或一个建立在暴力手段之上的垄断者能够保证上述制度框架的运转，并未其提供明确的宪法性安排”[28]。

就如哈维所指出的那样：“对于资本主义活动而言，资产阶级国家仍然是其首选，因为在资产阶级国家中，市场制度和契约法则（其中包括劳动力方面）能够得到法律上的保证，监管框架能够遏制阶级冲突和调节不同资本集团（如商人、金融家、制造业主、农民和食利者）之间的利益诉求。此外，为了有利于资本主义活动，资产阶级国家还会建立保证货币供应安全、促进对外贸易和插手外部事务的政策。”[29]其已经超越了黑格尔所述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30]

因此，马克思始终是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的视角来谈国家的前提性作用，即“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31]。“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32]哈维认为政治权力一直是资本逻辑的核心：“国家在资本的最初或原始累积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不但利用手中的权力迫使人们接受资本主义制度安排，而且将其获取的资本私有化，并使之成为资本积累最初的基础（如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剥夺教会财产，或英国政府实行的圈地运动就是明证）。”[33]

另外，马克思还从雇佣劳动者如何被规训的视角谈了国家的作用，“单是在一极有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出现，在另一极有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东西可出卖的人，还是不够的。这还不足以迫使他们自愿地出卖自己”[34]。马克思指出：“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像它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另一方面，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地转化为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因此，１５世纪末和整个１６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转化为流浪者和需要救济的贫民而受到惩罚。法律把他们看做“自愿的”罪犯，其依据是：只要他们愿意，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的条件下劳动的。”[35]

同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36]国家法律限制着着不同地区，不同形式的劳动的工资率，甚至明确规定“支付高于法定工资的人要被监禁，但接受高工资的人要比支付高工资的人受到更严厉的处罚”[37]残酷的禁制结社法压抑着工人们的反抗。国家法律对劳动者完成着很大程度上的规训。从而使得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意识形态遭到了破产。但是，对于《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的马克思来说，历史评价，或者历史唯物主义开始成为其评断一个社会的基准。

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向度

《资本论》不断揭示了现代性之迷的谜底，也揭示了现代性的必然性，在批判将西方现代性美化为“天然正义”的意识形态的同时，对于启蒙的政治经济学及其意识形态来说，由于看不到所有制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模式这一历史性的前提，因此就难以解释由其导致的危机与灾难，对他们来说，两极分化和金融危机同样是正义的。但马克思也反对任何纯粹基于伦理和德性的批判路径，其在历史唯物主义思考的基础上，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文明面与危机性，因此，批判只能是对现代文明的积极吸收和创造性转换的批判。其根本性的特征之一就是在历史的过程中通过国家治理模式改善，不断调整和改造所有制其治理方式，“在体制机制、制度政策上系统谋划”，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打通民生保障和经济发展相得益彰的路子。”“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形成“抓民生也是抓发展”的制度机制。

国外左翼由于抛弃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及其批判思想，因此均未能达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深切领悟马克思实践哲学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辩证法。西方现代性的发展史同样是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史。马克思在引述一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评论，即“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做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说：“这位作者先生……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38]

这种辩证法是资本主义的辩证法，是被动的辩证法，而不是能动的实践的辩证法，能动的实践辩证法在尊重历史唯物主义规律的基础上，将被动性转换为主动性，“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9]在此意义上，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达到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双重统一。但《资本论》所揭示的西方现代性，由于其未能认识到其现代性之迷的迷底是其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并试图遮蔽这一历史性的前提，因此其就在根本的意义上失去了实践哲学的现实向度，只能以一种盲目和事后的方式等待必然性的到来。而基于实践哲学的另一种文明类型则能将自由与必然、规律与价值、理性与情感有机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M.Hardt,A.Negri,Empi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79. 

[2]M.Hardt,A.Negri,Empire,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 NEW YORK : PENGUIN ,2004,p87-89.

［3] [4] [5] [6] [7]［德］霍克海默、［德］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５页、第5页、第9页、第9页、第9页。 

［8］［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３７页。

［9][10］［德］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６页、第9页。

［11]［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４９页。

[12]［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等译，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２２页。

[13]［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等译，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９１页。

[14]M.Hardt,A.Negri,Empi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71.

[15]M.Hardt,A.Negri,Empi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73.

[16]M.Hardt,A.Negri,Empi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86.

[17]［荷］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１９页。

[18]M.Hardt,A.Negri,Empi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43.

[19]M.Hardt,A.Negri,Empi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12.

[20]M.Hardt,A.Negri,Empi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47.

[21]M.Hardt,A.Negri,Empi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40.

[22]M.Hardt,A.Negri,Empi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47-48.

[23]M.Hardt,A.Negri,Empire,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 NEW YORK : PENGUIN ,2004,p393.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８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１—３２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１３０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下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８７页。

[27]［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７４页。

[28]［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00９年版，第７５页。

[29]［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１７４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32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46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43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47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48页。

[36]［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７４页。

[37]［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７５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１页。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２７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