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看完李一凡在一席上的演讲，关于他跟踪拍摄几年的杀马特。很有价值，比如一些原汁原味的工人视角下的工作视频。包括一些杀马特自己的想法，比如有时为了不在恶劣的环境里被人欺负，这种打扮会显得“吓人”，适当地保护自己。我有时候就反省自己，我以前以为的通过自我否定来抵抗这个时代是多么可笑。他们好多人连保护自己都还没学会，哪里有能力反抗啊。这其实是一帮最可怜的人，他们只是打开了一个保护自己的装置而已。但我们的社会真的非常不宽容，杀马特不过是希望通过身体改造来保护自己的那么一点装饰，就那么一点点异质的东西，让他们被全社会视为异端。这个视频看得让人很难过，我脑海里很自然就跳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那句经典：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父亲总是对我说，每当你觉得想要批评什么人的时候，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的人并非人人都具备你所禀有的条件。想到自己出身普通至极，小学和初中都在农村，高中十几公里外的隔壁镇上。父母都是农民，做生意失败了就得老实工厂上班，不干活就没钱，不存在什么养老金。高中时我就明白，未来的每一分钱都得自己挣，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了。我说这些不是在卖惨自我怜悯，相反，看到南方工厂里的那些年轻杀马特们，我是发自内心觉得自己很幸运，至少我不用初中就辍学，尚未成年就被迫上流水线。我家里再难，也供我读完大学了。可见放眼中国对比，我的出身只是普通，远算不上贫困。想到我读小学只有语文和数学。上了初中，电视上播什么校门口的小店里就卖什么贴纸之类的周边，那就是我们眼里的流行前线。高中有些人学会了装扮自己，有些同学竟能穿上美特斯邦威、班尼路、森马这样的时尚大牌，至于佐丹奴，全班就一个人轻描淡写地给我们普及时尚，那时他手里有一部波导手机。某天回顾初中高中的那些照片，不说影棚风，就是各种穿搭都辣眼睛。网络上那种少年影楼照大家想必都见过，比杀马特还土，杀马特至少在形状和颜色上大胆鲜明。我有时想，如果运气不好，初中就被迫辍学，就带着学校里那点认知，我的人生轨迹将会滑到哪条道，今天我又在做什么。我有能力自我教育，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吗？无论潘石屹还是贾樟柯，各行各业出身于农村和乡镇的知名人士都曾在公开场合反复表达过一个意思，去大城市是农村和县城青年的唯一选择。在这件事上，任何的经济学社会学理论都不及他们自身的经历来得真切。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从农村到城市再到更大的城市，让一个人逐步开阔了眼界。
现实是很难的，出身在穷苦家庭，成了留守儿童，初中被迫辍学也不是自己主观选择的结果，都是被安排。一直以来都有知识分子提倡关心弱势群体，但城市化似乎只关注成绩而不关心代价。李一凡老师针对杀马特的研究拍摄，“社会不宽容”的控诉点落得有些偏。任何人在审美上都有自己的直觉，内心里觉得杀马特土不是不宽容，就是一种个人真实观感。不允许人家把头发炸成五颜六色才是不宽容。要虚伪地禁止评价竖起来的爆炸头很容易，政治正确礼貌得体嘛。但这种宽容能改变什么？也许有人觉得杀马特有某种美感，甚至赋予了极为浑厚的文化理念，但在杀马特他们的世界里，这是一种自我表达，是宣泄，是定位存在感。那种突然暴富之后不知所措地把所有奢侈品往身上堆跟杀马特是一体两面，都需要快速建立身份认同，都因为见识不够而让自己看起来突兀、扎眼。这里的“见识”是中性词，而且并不是说去城里走一趟就算长见识了。在广东某小镇的一些厂工想必也去过深圳这样的大城市，至少也会好奇，但很大的可能是他们会发现那样的世界离自己太远了，有时冲击过于强烈以至于只有退回到自己的“杀马特世界”里才能有些安全感。人的见识不只是随便看看就可以达成的，任何人去外国走一圈走马观花而已，看到的都是非常表面的东西，物质上的丰富和精美，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等等。长见识离不开真实的体验，以及随之而来的漫长且深入的反思。杀马特当然属于个性的表达，我们抛开美丑，怎么打理头发怎么装扮自己都是个人权利。一个正常的社会也鼓励多元和个性化。发型只是最显眼和浅薄的部分，根本就不是重点。正如李一凡跟拍杀马特的一个感慨，他们的生命极其贫乏。不仅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层面的。移动互联网是一次机会，理论上有手机人们可以看到一切外面的世界。但事实并非如此。基于算法的信息推荐，这种大数据迎合看似贴心，其实是制造信息监狱。算法足够牛逼，给杀马特的世界永远是取悦他们的信息，各种诈骗也都会有针对性去对付他们。在很多平台和创作者看来，这些人只配看某些内容，恶俗、低级、无需任何门槛的刺激。以广大低收入人群的认知，他们日复一日像机器人一样，确实只想要最简单的刺激，就像毒瘾发作的人也离不开毒品一样。但流量经济不允许平台和创作者断供“信息毒品”。互联网发展至今从业者依然在默念：流量就是一切，得屌丝者得天下。
但即便杀马特青年“从头开始，重新做人”，他们面临的真实生活一丁点也不会变得容易。仅仅是信息的分享还远远不够，知道外面的生活而不可得似乎更令人痛苦。动不动就给你推个奋斗三年财务自由的故事，谁受得了这样的刺激。这种刺激带来的不是癫狂就是绝望。这种理想和现实对比冲击之后的心理建设则又是每个人都必须学会调整的事实。国家一方面号召全面促进消费但又无更大力度的减税，我们的文字和镜头整天瞄准贫困山区的孩子，不停给你催泪，却不敢在户籍制度上勇敢迈出更坚实的步伐，彻底废除户籍制度。政策放开人力资源流动，快速聚集的劳动力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大城市，创造了海量的财富，但是在落后于城市化进程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配套资源上却迟迟不敢给与市场更广阔的空间。所以，正如自己完全无法决定的出身一样，缓慢的社会环境的改善通常都需要漫长的时间，任何个体的能量都微不足道。人能做的就是自救。用一些知识分子的说法，人需要自我启蒙。因为等是等不起的，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机会走到你面前说，抱歉命运待你不好，我们现在来弥补了？所有的改变都很痛苦，如果不是这样进步就不稀缺了。不仅痛苦，而且需要耐心。但强烈意识到这种希望的存在是个体改变命运的重要开始。李一凡的跟拍告诉我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有这样一群人，我们过去只是简单粗暴地贴标签。其实任何人回顾下此时此刻的生活怎么来的，追根溯源，将不得不承认，决定性的时刻都是命好。不是留守儿童，上过大学，在中国足够幸运了。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重复自己的命运，成为留守儿童。他们不希望孩子像自己一样只对爷爷奶奶有感情，对父母心存恨意。但是这个愿望是很难的，我知道他们现在大部分人又出去打工了，还是把自己的孩子留给了爷爷奶奶。这段话看着太难过了，一代一代人毫无希望。杀马特的发型可以立即恢复主流，这辈子也勉强能熬住，可是他们的下一代呢？想到这些才令人绝望。
杀马特们的下一代的命运会得到多大程度的改善，取决于有多少人在意这片土地的未来，取决于沉浸在飞速发展喜悦之中的国家能否回头看看所有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的底层人民，取决于政策上能否果断去除人为的各种限制，让孩子和父母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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