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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派”一方面是对写诗的扭曲，一方面终归是人格不正的反映，这不利于一首首诗长期写下去，也不利于日后回首检点得失，所以要解决“两面派”问题，还是要先解决人的问题，然后才是怎么写诗的问题。 任何时候，不论面对什么事情，不论解决什么问题，客观因素再多、再复杂，也总是相对一定的，当不了借口，只有人这个因素才是最活跃的，且是最复杂的，相比之下现象的东西也就最多，本质也不易发现，毕竟人比什么都善于矫情，善于伪装，包括自觉和不自觉，主动和被动。 也是这个原因，人虽然复杂，但什么事情一旦做出来，就一定会摆在那里，就必定以客观事实而亮相于世人面前，也就成了无法再行矫情、伪装，乃至否认的了，于是就可借助这样的事实来透过现象看本质，直至找出背后的人到底如何。 例如，一个热衷冒观点的人，既然冒出了观点，就必须说出冒出观点的理由，说不出来，他的观点便注定是空穴来风，即使再怎么似是而非也不足以重视。相反，如果被其似是而非所蒙骗，乃至主动煞有介事地给予珍视，都无异于自作聪明，是不懂客观之浅深的表现。 空穴来风，是逆摆事实讲道理而行的，也必然是逃避事实和道理而来的，这是目前“两面派”写诗谈诗现象的主要特征，集中表现就是把写诗变成了远离艺术的文字游戏，不仅把写诗从文化修养中剥离了出来，也因掏空了写诗的本质内涵而把写诗送入了死胡同。 写诗的本质内涵是艺术的美，这是以创作者的文化修养为基石的，既无法用写诗形式上的艺术美来代替，也无法用具体创作过程的艺术性来掩饰，而是以这二者为手段所缔造出来的，充满人性内涵美的，有血有肉的，美上加美的艺术的美。 其中，形式上的艺术美不过是一层包裹皮，这层包裹皮当然不能与包裹物分开，分开便意味毫无意义，而创作过程的艺术性，则是对特别包括作者人性内涵在内的，并基于此才能看到的各种内涵，进行挖掘和提炼的刀铲和压榨工具，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工具和以人的内涵为基础的施展对象，才有了创作得以开展的过程和平台，并生产出用艺术美来包裹的包裹物，于是才有了千姿百态又厚重又美的作品。 很显然，这个过程是不能无米之炊的。也因此，只要人的问题找出来了，写诗在客观上就成了怎么学诗学诗和理解写诗的一个认识问题，实际是个怎么端正心态的问题。想一想，离开了自恃和任性，这个问题是不是很简单？ 要解决心态问题，切不可空谈，还是要本着从发挥自身好的优势开始，毕竟人人都有长处，同时注意弥补不足，如此逐渐让作者的各方面修养跟上来，不断促成视角和本领拓宽，直至回归自然，形成有看得见规律的明眸，这时非但意味有了分辨力，乃至洞察力，而且尤其对正确学习写诗，并合理指挥写诗本领，更有利。 还应该说，只要人可造就，有可塑性，这方面做起来就毫无难处，足以避免“两面派”，足以远离“两层皮”，也只有这样，作者与写诗才能和谐，才能把创作变得轻轻松松，如同探囊取物，这又对作者把握灵感， 进而彻底实现从心理到行为的修身养性，尤其有好处。 说到此，不妨再想一想，那些过早把生命写进坟墓里的人是怎么回事。一个人可能有写诗天赋，但天赋终不能直接等于后天的可造就和可塑性，也就无法与修身养性形成必然联 系。 任何把写诗与修身养性分开来的行为，都是“两面派”现象，都摆脱不了“两层皮”，即使诗写得很美，很有影响力，也无法等同于他能够用此修身养性。这种人诗不一地写诗，注定只能干耗在作者的天赋里，而天赋总有因缺乏营养而枯竭的时候，于是便只有可惜了。 就写诗说写诗，避免“两面派”、“两层皮”，就是为了解决怎样写诗的问题。不搞“两面派”，没了“两层皮”，就没了被扭曲情形牵着走的认识上的障碍，剩下的又仅仅是建立在好的心态上的写诗能力问题，这总是好办的。 只要是能力问题，就都是相对简单的问题，哪怕再怎么绕远、走弯路，也成了“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具体情形辩证处理问题，而不存在不应有的正误是非的认识问题，也就没了南辕北辙欲速不达的可能。 换言之，凡牵连功利、速成，就定然牵连主观主义，凡牵连主观主义，就定然或多或少扭曲客观规律。尽管扭曲客观规律也是不当认识的结果，但这种扭曲本身也会让认识变得更糟，于是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各种认识都是危险的。 扭曲客观规律之所以危险，是因为有着认识本身和具体做事的分别。做事通常不都一个人可为，往往需要很多人参与，由于各自认识和经验的差异，要等着认识齐步走了再做事，显然是不可想象的，就不得不运用妥协策略，把人与人最大程度团结起来，直至保持相对和谐，这也是所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道理。 相比之下，写诗是个人创作行为，认识本身在其中尤为重要，这意味既不能随便跟别人妥协，也意味怎么都不能寻求自己跟自己妥协吧？不然如此妥协来妥协去，还能学会写诗，乃至把诗写好吗？这对写诗的人是不是很危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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