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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奉桥 阿尔丁夫·翼人无疑是当代最活跃的代表性诗人之一，其创作的《母语：孤独的悠长和她清晰的身影》《被神祗放逐的誓文》《神秘的光环》《新月上的蓝宝石：十月的撒拉尔》《水里的刀子斩断风：牧羊人之歌》《苍茫瞬间：播种时间的美》《荒魂：在时间的河流中穿梭》《光影：金鸡的肉冠》《撒拉尔：情系黑色的河流》《蜃景：题在历史的悬崖上》《错开的花：装饰你无眠的星辰》等，具有广泛的影响，《黄金诗篇》更是被看作撒拉族的民族寓言，得到高度赞誉。特别是长诗《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无论是就思想性还是艺术性而言，都完成了一次整体性自我超越，将中国当代民族诗歌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艺术境界。 一 有人把阿尔丁夫-翼人称为“西部诗人”，如果说中国诗歌界确有所谓“西部诗人”的话，在这里，我宁愿把“西部”看作是一个精神性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西部”在更本质的意义上，也许主要指独特的历史记忆与生命体验融合而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在诗歌创作方面，则表现为一种独特的诗歌传统和精神形象，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诗歌“自我”。不知从何时起，当代诗歌创作越来越淡出读者的视野，思想上浮泛，艺术上粗陋，空心化、同质化现象严重，《沉船》则一扫近年来弥漫诗坛的萎靡之风和乖怪二气，以其庄严的美感和浩荡的诗意，通过诗人独特的生命体验，把民族文化精神与现代生命哲学融合为一种新的诗学形式，极大丰富和拓展了传统民族诗学的内涵。 阿尔丁夫-翼人是撒拉族诗人，是青藏高原的儿子。相对于“内陆”而言，青海属于“边地”，其独特的地理环境、自然风物、文化传统，特别是汉、藏以及伊斯兰文化的多元交汇，形成了其特有的文化形态、致思方式（神话思维）和审美心理。通过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进入生命本体思考，构成翼人诗歌的基本形式，也是《沉船》最主要的美学建构形式。一方面，《沉船》通过对历史记忆的发掘,表现了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和精神创伤，在一定意义上《沉船》可以看作是撒拉族的“心灵史”；另一方面，又透过历史，表达了一种现代生命体验。历史、神话、宗教、哲学等，共同赋予《沉船》特有的美学品格——“史诗”品格，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诗艺创造方面，《沉船》都堪称 “史诗”——撒拉族的民族史诗。 就创作倾向而言，《沉船》标志着阿尔丁夫-翼人完成了一个民族诗人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人的转换。翼人的诗歌创作，可以看作是另一意义上的“跨文化写作”，既“跨”中、西文化，也“跨”汉族、少数民族文化，因而客观上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民族诗学范畴。在《沉船》中，诗人再一次“站在雪域之巅眺望远方”，这次“眺望”的不仅仅是撒拉尔的“黄金诗卷”，而是整个中华民族“隐秘的历史”（《 苍茫瞬间：播种时间的美》）。如果说翼人的前期创作，主要是对本民族经验书写的话，《沉船》在一定意义上溢出了民族经验的视域，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和记忆。 作为一个民族诗人，翼人无论是文化心理还是情感结构，无疑不同于汉族诗人，这是由民族文化的独特历史和现实处境共同决定的。面对现代性带来的多重文化冲击，民族诗人承载着更为沉重的心理负荷，情感上也更为复杂敏感。在《沉船》中，首先表现为对民族历史和人类命运的高度关注，并以现代人本意识和宗教情怀融炼成自己的文化人格，使《沉船》既潜入民族文化记忆深处，又超越了民族经验的拘囿，通向了对人类命运和生命本体的终极性追问，形成了这首长诗的双层精神结构。 《沉船》的表层结构无疑是对民族历史的深刻关注和反思。这种深沉的文化情怀和忧患意识在诗中有极具象征性的表现：“他们以血代替无言的泪水/犹如一只不死的鸟挣扎着出笼/界定的地狱在一场风暴的袭击中毁坏/召唤船夫、河流和船只/出没土地、吞吐星斗……一颗头颅替换另一颗头颅/去追赶一只受伤的黑鹰/赶在大地震动的时刻”。同时，这种敏感还表现为对民族未来的忧虑和命运的不确定感：“苍鹰在蔚蓝之上留下深深的划痕/而人的走向依然是河流的走向/长河啊/ 当思想的船只沉入深深的河底/属于我的船只得搁浅在何处?” 诗人以现代意识烛照民族历史，在重构民族历史记忆中，表达了深沉的文化焦虑感。这是诗人作为撒拉族“人民之子”的必然选择（“阿尔丁夫”蒙古语是“人民之子”的意思），也是诗人的使命所系。然而，《沉船》的意义尚不在于此，而是将民族经验升华到了人类意识和生命本体论高度，即这首诗更为内在的精神结构则是对人类普遍命运和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诘问和探寻，这是《沉船》更为超越性的一面，这赋予《沉船》某种哲学意味。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沉船》可以看作哲学的诗，诗的哲学。 二 诗歌本质是一种信仰。文字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某种神性，故《淮南子》有“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之说。没有信仰的文字，是无根之萍，诗歌尤其如此。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诗人江河就发问：“为什么史诗的时代过去了，却没有留下史诗？”一般而言，“西部诗歌”具有更为自觉而强烈的“家园意识”，这从昌耀等人的创作中可见一斑，这与西部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生命体验紧密相连。而“家园意识”在形而上的层面，有时指向宗教信仰或神秘主义，这在《沉船》中有突出表现。 神性源于信仰。信仰构成了《沉船》这首长诗的根底，这既是青藏高原那块神秘土地的赐予，也是诗人孜孜追求的必然结果，为什么在《沉船》中我们读出了屈原“天问”的味道和意蕴，这是因为信仰的力量。这首带有神秘色彩的长诗，杂糅进了诸多宗教元素和神秘意趣：“在广阔的疆域 骑上棕色的马往返于生死之地” “泪水滚进了不灭的火口，顿时/风狂涛惊与身俱来与身俱在/水的汹涌怎及得上血的汹涌/他们苦苦奔行 只为/追赶那条入川的船”。朱光潜说：“诗虽不是讨论哲学和宣传宗教的工具，但是它的后面如果没有哲学和宗教，就不易达到深广的境界。”读《沉船》让我多次想起《圣经》中的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是的，《沉船》是一部关于民族精神史的“创世纪”，是一部关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诗。“沉船”的意象也让人联想到《圣经》诺亚方舟的故事，反复出现的“河流”，也是某种神圣化了的象征，这是因为诗人的背后站着一个古老民族的伟大文化传统，《沉船》即是这种伟大传统的结晶。《沉船》的宗教情怀并非表现为对宗教教义的简单阐释,也没有明显的宗教意象，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对人类命运和生命价值所怀有的敬畏感、神圣感，以及全诗所氤氲的宗教氛围和神秘气息。在诗歌精神层面，《沉船》闪耀着某种彼岸之光和神性光辉。恰如卡莫迪所言“神性就是既令人敬畏又令人向往的神秘,就是最真实、最纯粹的终极实在。”《沉船》体现了诗人的大情怀、大悲悯。 《沉船》还流溢着上古文学的“英雄情结”，即诗中鲜明的殉难-拯救意识。“英雄情结”和殉难-拯救意识，既是诗人崇高人格的外化，也是诗人对民族历史和命运的神秘感悟。诗人塑造了一个深情、痛苦和充满忧思的思索者的形象，一个既是殉道者又是拯救者的英雄形象，“以鹰为伍以河为伴”“站在岸边 思索着河流”：“试问何处是我美丽的家园/何处是我肥沃的土地/带着阵痛和稀有金属碎裂的梦想/一跃巨人的头顶/遥想世纪末金黄的麦穗”；信仰也同时表现为诗人的某种神秘体验：“太阳漫过头顶数百年/飘扬的旗帜拔地而起……哪怕毁坏家园 太阳依然照耀/灿烂的土地 灿烂如梦 灿烂如花”。“英雄情结”和殉难-拯救意识赋予了《沉船》特有的高贵光芒,正如诗中所言，《沉船》“是颂辞 是悲歌/是风暴 是雷电/是钟声 是晚礼祷……”事实上，这是诗人“自我”的一种衍化形式。 对宗教情怀的自觉追求，使翼人的诗歌创作由关注群体（民族）的生存本相转向对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苦苦探求。翼人的知识构成决定了他对现代主义哲学并不陌生，因而，自由构成了《沉船》的另一显性主题和更为本质性存在。诗人以宗教般的悲悯之心，完成了对族群历史记忆和人类普遍精神困境的超越。翼人没有把目光局限于个体生命的悲欢，而是转变为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一般而言，诗歌较小说等是一种更为自我化的文体，但《沉船》似乎走的是一条“非我”的路子，这从诗歌开头的“无人称句式”即可见一斑：“相逢在岸边，在多雨的季节/默认刻骨铭心的时间/是河流的走向/是盛夏残酷的意念”。恰如诗人杨炼指出的，主语的缺失，形成了诗歌的开放性审美结构，增加了诗歌的审美张力。事实上，《沉船》中充满了诸如太阳、大地、荒原、星空、河流等巨大意象，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自由、生命、死亡、时间、真理、存在等，诗人的着眼点和所关注的，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我”，而是人类乃至永恒。《沉船》在深刻揭示了民族精神历史和苦难命运的同时，将思考的走向转到了诸如“光明与黑暗”“存在与虚无”、真理与信仰、此岸与彼岸等人类的终极性命题。也就是说，《沉船》的旨趣，决不单纯指向历史，更指向未来，决不单纯指向本民族，更指向全人类，在历史建构的背后，《沉船》指向的是人类命运和生命个体价值。“河流”是《沉船》的一个核心意象，“河流”与自由在诗中构成了互文性存在。“以生命为本/以自由为舞”是整首诗的核心意涵。在民族的苦难之中，最终升起的是人类的精神之光，在对人类自由精神的向往和礼赞中，闪耀着诗人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思辨精神。这构成了《沉船》更为内在的精神品格，赋予了其深邃的美学品格。 翼人诗歌的宗教情怀，本质上源于其深沉的人类意识和对生命价值的深刻体认。我们必须看到《沉船》所表现出来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想，这是比任何宗教情怀更为强烈深沉的“人”的意识，没有了“人”，宗教便无所凭附无所依归。即诗人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展开对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等普遍性命题的孜孜探求。《沉船》标志着翼人的创作完成了民族诗学向生命诗学的飞跃。 三 在当代诗歌体式方面，《沉船》承续了现代以来郭沫若、艾青等诗歌巨擘所开创的磅礴诗风，并将长诗的叙事传统与抒情、哲理相融合，在推进长诗的艺术现代性方面，进行了可贵探索。 百年中国新诗史，诗歌体式大多流于短小，史诗般的长篇巨制并不多见，但真正代表一个民族文化心理和审美理想的，往往还是那些史诗性作品。单纯从审美效果而言，长诗无疑更具崇高感和庄严感。与翼人前期创作情感上表现出的节制不同，《沉船》情感丰沛，气势宏伟,表现在诗歌体式上是56节900余行的宏伟巨构。整体而言，《沉船》文气贯注，诗意浩荡，较好实现了诗歌情感和形式的平衡，显示了诗人在长诗体式创造方面的艺术功力。 《沉船》整体采用了象征主义手法，其神秘色彩与象征艺术密切相关。象征作为“赋予思想的一种敏感的形式”（莫雷亚斯语），是较为适合长诗体式的艺术手法。就艺术层面而言,长诗难度较大，主要表现为“虚”“实”的关系问题，太“实”显得板滞，太抒情则流于虚空，特别是情感、文气上做到一以贯之，更是不容易。“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对长诗而言，则尤其需要“情深”“气盛”。《沉船》采用了象征手法，较好达成了“情”“气”与意义本体之间、理性精神与诗歌美学之间的融通平衡。 就整首诗而言，“沉船”无疑是最核心意象，是民族精神与人类命运的形象，象征着诗人对民族乃至人类未来和灵魂问题的终极性思考，构成了一种整体性象征效果；诗中反复出现的“河流” “荒原”（“寂寞的荒原”“空濛的荒原”） “黑色”（“黑色的河流”“黑色盘旋”“黑色绝壁”“黑鹰”）等，构成了二级象征意象：“河流”象征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荒原”“黑色”则隐喻着对民族苦难历史和生存精神的焦虑。象征艺术的成功运用，客观上强化了《沉船》的诗意和意蕴建构，也进一步形成了审美的开放性。 海德格尔说，只有在世界的黑夜中,坚持终极关怀的诗人,才能称得上贫困时代的真正诗人。翼人的《沉船》，可以看作这个“贫困时代”的真正属于“诗”的声音。 作者简介 温奉桥，1968年生，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海洋大学王蒙文学研究所所长,美国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兼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青岛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等。2009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出版学术专著《王蒙文艺思想论稿》《20世纪中国文学新视野》《现代性视野中的张恨水小说》《张恨水新论》《现代性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等，合著《中国新文学家与现代文化建设》《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性精神》等4部，主编《多维视野中的王蒙》《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等学术著作12部，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文史哲》等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山东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10余项，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各类学术奖励10余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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