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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川 只要我们按捺住焦急的心情，到黎明时我们定能进入那壮丽的城池。 ——兰波 “多少年来，一提到诗，总是和沉重分不开的。诗把我的心往下拉。贴近原始的矿源，矿质缓慢的演变过程令多少人对文字的炼金术丧失了日常的生活耐心。”（严力语）人们开始学会以大师们的选择为蓝本——指责或依赖上帝，更多的是依赖，而活得善良对疲劳总是一种安慰。当生活因为物质的丰富、科学技术对环境的改造而呈现出气球般升高的存在时，这种对诗人来说的生命之轻与诗歌的沉重是极其矛盾的。 茨威格在名为《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一书的序言中说：“一个人类的群星时刻闪耀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 “世界似乎总是等待着它的诗人。”爱默生在《自然沉思录》中说，“诗人的诞生是编年史中最重大的事件。” 无论官方的或学院派的诗歌批评家承认与否，阿尔丁夫·翼人都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位重要诗人。尽管他的诗歌创作与诗歌贡献几十年来一直被有意或者无意地忽视和遮蔽。 一、阿尔丁夫·翼人的诗歌艺术成就和贡献 青海，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重镇。作为一个诗歌大省，青海对中国诗歌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诞生了昌耀这一现代主义诗歌巨头。昌耀对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所产生的意义，是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分的。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昌耀都无愧于青海地区当代现代主义诗歌“教父”的称谓。而吉狄马加在青海期间的诗歌活动，如“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的举办，无疑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青海又产生了阿尔丁夫·翼人这样一位中国现代主义诗歌骁将即立马昆仑的神秘主义诗人。他远离中国诗坛的中心，坚守在中国的西北边陲，以对现代场景中人类的物化和异化的反抗为前提，以旺盛的创造力和生命力，默默地坚持对民间立场和人类精神源头的捍卫。正是这种坚持和捍卫，为后起诗人的写作树立起一个精神标杆，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带来了希望之光。而正是这份希望，使后起的诗人长久以来一直自觉地坚守着一种高度，在雄奇、高邈、博大、精微中塑造着青海这块高地上的诗歌。 事实上，每一个中国诗人的命运都是与中国诗歌的命运紧密相连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89年下半年，中国“第三代”诗歌诸流派风声鹤唳、作鸟兽散。在此关键时刻，阿尔丁夫·翼人（当然也包括我与岩鹰、黄梵等人于1989年9月15日创办的“先锋实验集团”）的逆流而上，无疑从某种意义上挽救了中国“第三代”诗歌以灭亡的危险，也进一步使得中国“第三代”现代主义诗歌浪潮的冲击弥漫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空间，揭开了1990年代中国先锋诗歌运动的序幕。当然，诗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甚至是惨痛的。近30年的艺术与社会实践证明，我们当中一些人的命运或多或少都受到类诗歌活动的影响。 阿尔丁夫·翼人，又名容畅，英文名：Aldingfu-yiren，祖籍青海循化，撒拉族。曾先后毕业于青海教育学院英语专业、西北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青海省文联《青海湖》诗歌编辑20多年。现任大型文化季刊《大昆仑》主编、世界伊斯兰诗歌研究院中国分院院长、青海大昆仑书画院院长、青海民族文化促进会会长。主要作品有：长诗《漂浮在渊面上的鹰啸》、《耶路撒冷》、《母语：孤独的悠长和她清晰的身影》、《沉船》、《遥望：盛秋的麦穗》、《我的青铜塑像》、《神秘的光环》、《光影：金鸡的肉冠》、《错开的花：装饰你无眠的星辰》、《蜃景：题在历史的悬崖上》、《被神祇放逐的誓文》等。阿尔丁夫翼人的创作实践已纳入屈原开创的“史入诗”空间史诗传统并深具当代特征，被视为中国当代最重要的西部诗歌“昆仑诗群”代表性诗人。 阿尔丁夫翼人的作品曾荣获第四届中国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国当代十大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奖”、“第十一届黎巴嫩纳吉-阿曼国际文学奖”等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诗作被译成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波斯语、马其顿语、罗马尼亚语、阿拉伯语、俄语、日语、韩语等，另有《中国当代十家诗人诗选》由12种外文版出版。作品入选《中国现当代杰出诗人经典作品赏析·高等院校选修课教材》、《百年诗经-中国新诗300首》，主编《中国西部诗选》、《新诗创作与鉴赏》（何休著、中国近现代杰出诗人作品赏析-高校选修课教材）、《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诗歌卷》、历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代表诗人作品选》、波斯语《世界诗歌之窗》（2010，5伊朗出版）、阿拉伯语及英语版《世界诗选》（以色列出版）。 2010年他应邀出席“伊朗首届国际诗歌节”，并受到时任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接见。接见时总统先生高度称赞享誉伊斯兰世界的《黄金诗篇》，说它是：“诗的黄金。虽只寥寥数语，却传达出无尽的星空都遮蔽不住的神秘……”。 2011年随中国作家协会作家代表团出访美国，2012年9月赴以色列参加“第32届世界诗人大会；2014年10月应邀出席南非“姆基瓦国际人道主义大奖”颁奖典礼及南非国际诗歌论坛等相关诗歌活动，参加历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届、第五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中国诗歌节等。 精神的远征与对称，源始于苦难大地生命中的血浆和骨头，生存的披沥和亲在的威胁，指向通往洗礼的天地，提升与攀爬，我们灵性的脚趾始终攫住个体生命的激情，追问拯救的力量。 二、阿尔丁夫·翼人的诗歌艺术特质 1．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使诗歌成为本体性上的自足体 现代诗有一个基本的口号叫做“反传统”。事实上，我们无法放弃也不应该放弃传统。把今人的一切错误、缺陷（包括思维方式的缺陷）都归并传统，只看到了文化性质的一个方面，是一种貌似深刻、实则简单可笑的思想方法。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从过去传递到今天的观念、制度、行为规范。它经历过较长时间的完善而获得了牢固性；它支配了多数的社会成员而获得了广泛性；它超越了个人性格具有了社会性；它在制度化和不断地宣传的过程中又具有了神圣性；但同时它仍然保留着文化的基本特征——可塑性。传统和现代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人类能有今天这样多姿多彩、气象万千的灿烂文化，有赖于各民族文化的积淀和传统的保留。在急速的现代化进程中扔掉民族的文化遗产，不仅是自身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损失。玛格丽特·米德说，如果迅猛的变化一下子把传统全部涤荡掉，人类的文化将变得单一；单一不利于选择，单一将使人类毁灭。波尼亚托夫斯基说：“如果有一天人类的历史聚合为一种单一的文化和文明，那将预示着我们的灭亡。”所以一位幽默的学者提出“应当给深刻的‘保守主义者’留下一席位置”。 阿尔丁夫·翼人就是这样一位深刻的“保守主义者”。他总是自觉的从庞大的传统文化体系中寻找现代文化的根基。 相逢在岸边，在多雨的季节 默认刻骨铭心的时间 是河流的走向 是盛夏残酷的意念 而此处站立的不是属于我的朔风 或是一群骚首弄姿的野马群 在心灵的土地上久久徘徊 被灵与肉指认的雄风 风靡一时 时刻袭击来时的风暴 注满脑汁 灌醉灵魂透视的荒野 这两小节诗显然吸收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叙事传统，但又与诗人在当代的生命体验镶嵌得如此巧妙，不留痕迹。 “诗，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整体”，这个命题我已经在《论作为自足体的诗歌本体》（原载《先锋诗报》1990年总第6期）等文章中给予了充分的确认。在这里，我准备回到黑格尔那里。黑格尔在其《美学》第三章中讲到： 尽管一方面我们承认近代完全发达的市民政治生活的本质和发展是方便而且符合理性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也不放弃而且永远不会放弃对于现实的个体的完整性和有生命的独立自足性所感到的兴趣和需要。所以我们对于席勒和歌德早年在诗歌里的意图，要在近代现实情况中恢复已经丧失的艺术形象的独立自足性，不能不表示赞赏。 在黑格尔看来，“独立自足体的整体”就是主体从“个人本性”和“个人意愿”出发作出的一种自由选择。它体现了个体的自由意志，对抗着现代生活对人施加的物化和异化，使人永远保持着人的品格。它是偶然，却又超越偶然表现出必然；它是个别，却又超越个别表现出普遍。这是一个“理想的个体”，一个“自身圆满的整体”。 苍鹰在蔚蓝之上留下深深的划痕 而人的走向依然是河流的走向 长河啊 当思想的船只沉入深深的河底 属于我的船只得搁浅在何处? 阿尔丁夫·翼人的诗句让我想起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将屈原爱国忧民的诗歌传统融合在自身的叙述与抒情之中，是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与现代诗歌方法的完美结合，使诗歌成为本体性上的独立自足体。 2.强大的内在张力，使诗歌实现了当代意义上的生长与完成 美国意象派诗人艾茨拉·庞德指出：诗的创造，其内在本质就是恢复诗本身的“强度”（intensity）。所谓诗的“强度”，就是指诗的“张力”（tension）。何谓诗的“张力”？我想引用美国“逃亡者派”诗人阿伦·泰特的论述作注解：“诗的意义，全在于诗的张力；诗的张力，就是我们在诗中所能找到的外延力（extension）和内涵力（intension）的完整有机体。”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也说过：“如果没有内在张力，诗将流于直述铺陈，一泻无遗；当没有所谓生长与完成。抗力的存在，在主体的创造中，阐示了智境之所在。” 这里用的“张力”，是借自物理学中的名词，但并不包括科学或逻辑学上的释义，而是关乎诗的表现、诗的感性、诗的语言、诗的动向以及诗的浓度而言的诗学概念，是一种对立、互否、异质、互补等因素构成的紧张的关系结构，它同时展现了诗的结构自身的戏剧性动向，以及相反相成、相克相生、浓淡一致、矛盾浑成的特质（包括语法、意境和“意义”等等）。 一首诗之优劣，评判的尺度不在于它是属于传统还是现代，是平淡还是新奇，是高雅还是通俗，而在于它自身张力超然独立的构成。所谓的好诗，就是从“内涵”和“外延”这两种极端的抗力中存在、成为一切感性意义的综合和浑结。阿尔丁夫·翼人的诗，正是以其强大的外延力丰富了诗歌的深刻内涵，实现了当代意义上诗歌的生长与完成。以其长诗《沉船》第4部分为例： 但婴儿的哭声一如银蛇 拖动无数子孙 穿行于水面 回到太阳归巢的地方 一反常态发出嘶哑的声音 想象着年老的母亲 却同样富有生命的含义 却同样照示蟋蟀的鸣叫 上岸吧 生命的子孙 久候的马车，已被遥远的群山颤栗 在朴实无华的诗歌语境下，“婴儿的哭声”、“太阳归巢的地方”、“年老的母亲”、“生命的子孙”、“久候的马车”、“遥远的群山”及整首诗里都充彻了一种张力。没有这种外延力与内涵力的共同支撑，诗歌将不会如此的立体与丰沛，将会流于结构的生硬与松散或者意象的虚浮与堆砌。 诗歌张力构成的重要因素是“戏剧性”。“诗剧同质”的诗学基础在于这两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离不开“冲突”。作为模仿的艺术，戏剧依靠人物的行动间的冲突来表现它的戏剧性。作为表现的艺术，诗歌则利用各成份间相互抵牾而形成的矛盾语境或情境来展示自身戏剧性的特征。“戏剧性冲突”不仅是戏剧结构的原则，同时也是诗歌结构的原则。依靠这一原则，诗歌营造并且克服了自身结构中形式与内容、形式与形式间的诸多矛盾，最终达到主题的统一，形成完美的戏剧性整体。 哦，生活之原野—— 我精神之海神灵之海 如若魂牵梦绕竟是梦 我将附会于你的痛苦 鼓舞来者 编纂时间的幸存者 阿尔丁夫·翼人诗歌的思想内涵是那样的深刻。从结构上来看，他的每一小节都采用矩形的形式包装，使其具有“建筑的美”。而由于诗歌中的矛盾语境与“戏剧性”的设置与营构，使得整个诗歌获得了“无中生有”的审美效果与审美意义，这一点却是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 3.个性化审美趣味与史诗风格的高度统一，使诗歌具有神性色彩 “美是难的”。两千多年前，柏拉图曾经在他的《大希庇阿斯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发出这一沉重的感慨。 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美之所以是难的，并非因为生活中缺少美，而是因为缺少对于美的发现。 “美是主观的”。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美不是事物本身的属性，它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每一个人心见出一种不同的美。这个人觉得丑，另一个人可能觉得美”。休谟的观点其实反映了审美的个体差异。 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发现了美，并用个体生命诠释审美底蕴和艺术魅力。审美是一种感性化的冲动，是审美主体面向审美对象的情感体验过程。它所建构的是一个具有独特生命意味的诗意世界，根本上是超越现实功能和物质需求的一种自由的心灵体验。 首先，审美活动是人与世界的本己性精神交流，只有在审美中，才能彰显真实的自我。 其次，审美活动是最具个性化的精神活动，只有在审美中，才能确证自我的创造才能和精神自由。 再次，审美活动有助于从整体上全面提升人生境界。人生有多重境界，如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审美境界、天地境界等等，而审美境界是人生境界中比较高层次的一种。通过审美活动，使主体的精神得到升华的同时也得到重组和塑造，它将以新的姿态重新返回现实并改造现实。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个性是在一个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特点，它是一个人在思想、性格、品质、意志、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于他人的特质。所谓个性化写作，就是作者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所独有的情感表达和价值取向（当然也包括其独有的审美价值与审美取向）。 渡过洪浊的河流 突奔于 莽莽戈壁 生命之终极不可逆回的制高点 即使某一天 我们选择了凄残的夜晚 生命之真实超然于灿烂的星空 以及无与伦比的梦幻 超然于河谷之源 生命之上 阿尔丁夫·翼人这一节写“河流”的诗，独辟蹊径，以自己一贯的磅礴与恢弘的气魄，将“河流”对“生命之极”的“不可逆回”的“奔突”与“超然”，逼真地表达出来。同时，这首诗又具有对世界、对生命透悟的双重价值与意义。语言沉稳，严谨平实，庄重写实，充分体现了阿尔丁夫·翼人诗歌的个性化审美趣味。 审美活动作为人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是人在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中，按照“美的规律” 来把握现实的一种自由的创造性实践。但是，在审美活动中，对生活与生产劳动过程及其结果的把握，更多是从感性形式方面进行的。审美活动从直观感性形式出发，是不脱离生活与生产劳动过程及其结果的直观表象和情感体验形式。但由于美是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所以审美活动又总是同时伴有一定的理性内容，会在理性层面上引发人们的深入思索。这就表现为审美的社会意义。 我们如此选择了夜晚 选择了黄土地 选择了黎明的瞬间 它纵然红红火火 纵然生生死死 却依然长啸嘶鸣 阿尔丁夫·翼人绝不是一个只会风花雪月、轻吟浅唱的犬儒主义者，而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与悲悯情怀，以及冷静地、温和地“介入”社会、天才地处理当代生活能力的诗人。他总是自觉地站在自由主义的批判立场，坚持独立思考、坚持怀疑一切、坚持揭示谎言与真相。 为此我们便拥有更多的冬天 但在它不远的岸头 奇迹般载负日月星辰 并将注视着另一个冬天的到来 诗歌创作看起来是个人的话语行为，而实际上诗歌总是“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托尔斯泰）。无论如何，诗歌终究是社会化了的社会情感体验。 中华民族不乏史诗的传统。《诗经》诸篇（《大雅》里《生民》、《公刘》、《板》、《皇矣》 和《大明》等五篇诗歌）即符合史诗的特征。其中的一系列史诗性事件就含有开创神话、周民迁徙、漫游、战斗和间或近夷狄而居的叙述。这些诗每一首都自具完整的韵律和主题，有时采用颂歌形式，而更多用的是涉及广泛的叙事形式。这些诗章描述了周民族宏伟历程中的一个核心人物，即武王的父亲——文王；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他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这种史诗仿佛就是“文王史诗”。 屈原的《离骚》等诗篇也都具有“以史入诗”的特点。杜甫更是被公认于善写历史。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时代。他的诗，深刻地反映了那个复杂、动荡的历史时代。他的诗，向有“诗史”之称：“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孟棨《本事诗》 ）他的“三吏”、“三别”就是史诗里的不朽篇章。 我国的少数民族更是拥有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三大英雄史诗。 中国传统史诗的最重要特征是它的“入世”精神以及基于“入世”精神而抱有的较为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忧患”一词最早见于《周易》，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是历史主体在社会发展转折时期或关键时期表现出的深谋远虑，它来源于清醒而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能激发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自强不息的精神，集中表现为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这种意识使人即使身处顺境，也能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对危机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甚至自我陶醉。 阿尔丁夫·翼人是撒拉族民族诗性智慧的化身。他继承了以《诗经》、《离骚》、杜甫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史诗传统的基本内核，汲取了其他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的合理内核，将其与伊斯兰文明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并进一步地创新和发展，形成独具魅力的长篇诗歌《沉船》。其诗歌气魄雄浑、风格崇高、叙述庄严、语言精练凝重、超越现实主义诸传统。由于实现了个性化审美趣味与史诗风格的高度统一，使其诗歌极具神性色彩。 4.“介入”与“零度”的制约与平衡，使诗歌臻于纯粹 多年以前，我就开始思考萨特所提出的“介入文学”的主张。萨特曾明确指出：真正的作家不应回避社会问题，而应该勇敢地面对现实，积极地投身于解决社会矛盾冲突的火热生活中去。“对我们作家来说，必须避免让我们的责任变成犯罪，也就是使后代在五十年之后不能说：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一场世界性灾难的来临，可他们却沉默不语”。 上文曾经说过，阿尔丁夫·翼人在他的全部诗歌作品中都自觉地“介入”了当代生活。 每当春季来临 他们常常不怀好意 在水的世界里 沐浴着阳光下一个个舒展的躯体 宛如找到自己或自己以外的人 当然，诗人“介入”外在世界的方式有“浅度介入”（或称“温和介入”）和“深度介入”（或称“激进介入”）两种。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主张“浅度介入”，而反对“深度介入”的。我所坚持的“介入”是指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承担和独立言说，是“介入”当下的生存环境，敢于直面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而不是直接“介入”当下的政治生活。“介入”政治生活是政治家的责任，不是诗人的责任。我认为中国诗人应该严格地坚守自己的专业岗位，没有必要把自己打扮成危险分子的样子。 罗兰·巴尔特所完成的《写作的零度》一文，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对萨特“介入的文学”主张的反驳。罗兰·巴尔特希望通过某种中性的“零度写作”的提倡，而导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解体。罗兰·巴尔特在详细分析了语言、形象、叙述方式、风格、词汇等文学构成因素和向度后指出：“所有的写作痕迹，像一种最初为透明、单纯和中性的化学成分似的突然显现。……一切写作都呈现出被言说的语言所没有的封闭性。写作绝不是交流的工具，它也不是一条只有言语的意图性在其上来来去去的敞开大道。” 罗兰·巴尔特也是主张“介入”的，但这种“介入”只是为了“保持古典语言中的根本因素，即工具性”，因此，它“永远是象征性的、内向的、显然发自语言的隐蔽方面的。”而作者一般来说是“旁观者”和“第三人称”的，他说“第三人称是一种在社会与作者之间的可理解的契约因素”。然而，罗兰·巴尔特始终认为“旁观”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逃避”，他指出“中性写作与其说是一种逃避的美学，不如说是由于对一种最终纯洁的写作的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说，阿尔丁夫·翼人又是“零度写作”的典范： 而这样的时辰对我来说 像是无端的氤氪盛开节日的奇葩 走进或走出都需要百倍的耐心和毅力 时间的阵亡毁坏灵魂的家园 河流因此而终止翘起巨蟒的震颤 与人类遥相呼应 但我只是一个人 无暇顾及众生的绝唱 一方面他以在场方式“介入”了当下的社会现实，同时他又严格界定了“介入”的限度，即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在怎样的前提和程度上的“介入”。通过“介入”与“零度”的相互制约与平衡，使诗歌臻于纯粹。 三、阿尔丁夫·翼人的诗歌创作对当代诗歌建设的启示 1. 重建诗歌精神 通读长篇诗歌《沉船》，我们可以看到阿尔丁夫·翼人总是试图在他的诗歌写作中重建一种精神，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无论是生命个体还是诗歌本体。 关于诗歌精神的含义，诗歌界并未有一个准确的界定。我们不妨这样认为：诗歌精神就是一种以“诗歌”一词命名的、持续激活诗人本真生命的内在的精神。阿多尼斯在《谈诗歌》中开宗明义：“我的作品力求超越细节抵达整体，同时揭示有形与无形的事物。”在这里，阿多尼斯所要“揭示”的“无形的事物”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诗歌精神。 我们正在重建诗歌精神。这不是由于某种使命感、某种设想或者研究思考的结果，而是基于当下中国诗坛现代诗创作的巨大困惑。 重建一种新的诗歌精神，远比对一个时代已经确立的东西进行反动要困难得多。诗人既要面对大批旧的审美风尚熏陶出来的读者，又要面对鱼龙混杂、是非莫辨的诗坛，而后者常常淹没了这个时代真正的东西，使天才们寂寞一生。 但无论如何，这个时代深处那些真正的东西必定要凸现出来，进而影响、改变一整代人的思想观念、审美风尚和生活方式。当代诗歌已经可以见到这样一些作品，它们体现出一种开放的、实在的、坦率真诚、客观冷静、亲切朴素、心平气和、通晓大度，与人的生命、人的内心历程、人的生存状态息息相通的精神。 “当下的诗歌精神”就是把转型的阵痛和“后现代”对一个时代的肢解以诗歌的方式凸显出来，发现和揭示伤口的深度和纹理，以诗歌的名义对这段历史进行客观的指认和有效的命名；就是揭示人的灵魂在价值倒塌、道德沦丧、心灵麻木、人格扭曲、旨趣庸俗的现实氛围之中的挣扎、绝望和前所未有的精神的分裂；就是重新激活与唤醒信仰、价值、尊严、道德、情感、美学意蕴等诗歌基本元素的内在活力，开掘、引领一种独具时代内涵和特点的新的价值理念及美学原则。 2. 回归“抒情”本位 诵读长篇诗歌《沉船》，仿佛是在诵读《诗经》、《离骚》、《古诗十九首》，诵读唐诗、宋词，诵读纳兰性德的才子诗。阿尔丁夫·翼人向我们所展示的是中国诗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抒情传统。 叙事的泛滥与抒情的吝啬，这是我对当代诗歌的疼痛之一。文学是人学，它直指人心。在写作中我们要深入自己的心灵，也要进入他人的心灵。一首诗之成其为诗，是靠经验的传达；而要成为一首不朽的诗，则是靠灵魂的传达和接受。正是对人的心灵的完成，诗歌才有唤醒的力量，诗人才能有爱和创造力。我试写过口语诗，也的确感佩于坚、韩东等诗人的早期诗歌对于当代诗歌写作的引领和启迪。我觉得以叙事为特征的口语诗，在诗歌史上一直以思想解构为功能去一些我们不尽人意的上层建筑之痛。这样的叙事性、现代性（或者后现代性）是对于以往“归来派诗人”抒情性的一种极端化的反拨。但是，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在于它不是便条、记事本，而是一种基于人类存在，基于一种个体表述的可能。当下的诗歌写作，叙事成分过重，让诗歌抒情的本来面目丢失。丢掉了诗歌的“抒情性”，人就失去了一种消解自身的精神危机的可能性。回到“抒情”本位上来，结合现代性语境的沉思，这是当代诗歌突破的可能之一。 3.增加写作难度 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阿尔丁夫·翼人总是在他的诗歌写作中自觉地增加写作的难度，自觉地破除诗歌的程序化写作习惯，使其诗歌创作日益具备“陌生化”特征。毋庸置疑，阿尔丁夫·翼人的诗歌，是个性化写作与陌生化特征的典型案例。 所谓诗歌写作的难度应当包括：变构或加强人类元价值——提供新的价值可能性或加强了人类历史中绵延数千年的元价值；从诗歌的角度进入思想的深处与远方，去反思与批判历史或当下现实；为诗歌提供新的审美法则或新法则的可能性，它们将更新诗歌美学，带来新的审美视角；在经过完备的自觉的技术训练之后提炼出新的技法，以更合适地处理与所处的时代及生活的关系。这就是诗歌的难度：传承并创新。 诗歌源于生活而本于自然，但自然并不就是简单。艺术讲究提炼，提炼就是指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不是所有的分行文字都能叫做诗歌，原因在于诗歌有它自己的底线：需要经过自觉的文学技术训练。技术作为基础，在其之上才是艺术。诗歌，也同样是建立在自觉的技术之上并超越技术。最基本的文学技术是诗歌的底线，也是“难度”的低层含义。 2017年5月1日初稿 2018年8月29日终稿 【作者简介】 晓川：诗人、诗评家。江苏海安人。1980年代开始诗歌写作，作品散见《诗刊》、《诗歌月刊》、《星星诗刊》、《诗神》、《绿风诗刊》、《诗潮》、《诗林》、《诗选刊》、《扬子江诗刊》、《中国诗歌》、《西北军事文学》、《作品》、《雨花》、《山东文学》、《飞天》、《西部》等文学期刊。著有《合唱》等作品集。有诗作被收入《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诗歌卷》、《中国诗歌精选》、《中国诗歌年选》、《中国最佳诗歌》、《诗刊五年诗选》、《江苏百年新诗选》等年度诗歌选本。1995年，被《诗神》月刊授予“十佳诗人”称号。2017年，被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授予具有四十年当代诗史的“中国新归来诗人优秀诗人奖”。民刊《先锋诗报》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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