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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勇 | 最后一个情种蒋梦麟(下)

2021-01-20  瓜爷耶

第三段婚姻:固执己见惊世骇俗

陶曾谷在去世前就预料到蒋梦麟可能会出现这种感情上的空虚和寂寞,所以她曾交代自己的一位表亲在她死后多照顾蒋梦麟,并设法为蒋梦麟介绍一位可靠的女士续弦。

陶曾谷对她的这位表亲说:“孟邻的身体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后,他一定会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长时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对象!”

陶曾谷说这话的时候,眼里噙着泪水,并且凝视着这位表亲,一再请这位表亲要暗中进行。有了陶曾谷的临终嘱托,她的这位表亲在陶曾谷去世差不多一年光景,就开始为蒋梦麟物色新人。

但介绍了一个又一个,就是没有一个使蒋梦麟动心;另外也有一些热心于此事的人为蒋梦麟说媒作伐,介绍不少女人,也都没有成功。直到1959年在圆山饭店的一次宴会中,一个名叫徐贤乐的女人走进蒋梦麟的视野,情形就发生极大变化,这个女人终于走进了蒋梦麟的生活。

徐贤乐

徐贤乐生于1908年,此时五十二岁,由于保养不错,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些。而蒋梦麟此时已是七十四岁的老翁,年龄相差二十二岁。蒋梦麟虽然自己觉得生理和心理上都还很年轻,那其实是所有老男人的通病,在别人眼里则是另外一回事。

出身名门的徐贤乐是江苏无锡人曾祖父徐寿(1818-1884)是晚清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留学德国,翻译过许多外国科学书籍,是中国第一个创办造船工业的人

徐贤乐的祖父徐建寅(1845-1901),子承父业,也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十八岁就协助徐寿研制蒸汽机和火轮船,后来又研发无烟火药,并创办了汉阳兵工厂。不幸的是,在试验时发生意外爆炸,一说以身殉职,一说炸断了右腿。

徐贤乐的父亲徐献庭(1867-1922),原名徐家保,与丁福保、徐南保等在无锡县学同年,可惜都因成绩不佳成为补考生。不过他们后来的成就都很大,徐家保在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受聘为两湖书院、经心书院总教习、教习,江汉书院提调,兼课天文、地理、兵法、算学等,足见也是学富五车,博览多学。

1883年起任上海格致书院董事。民国初年任广东石井机器局总办,后任北京政府陆军部技师,传承家学,也著名的军械、火药制造专家。与国民党元老许世英订交甚深。

徐家保有五子四女共九个子女,分别是徐健、徐倬云、徐鄂云、徐复云、徐佩云、徐贤来、徐银仙、徐政、徐贤乐。兄弟姐妹均接受过高等教育,各有成就不等。徐倬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徐鄂云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徐复云为法国国际法博士。

徐贤乐为徐家保四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与其长兄年龄相差在二十岁左右,所以在家中备受宠爱,人又长得漂亮,是上海光华大学公认的校花,甚至到了晚年依然隐含着美女的痕迹,风度翩翩,韵味犹存

大学毕业后,徐贤乐到外交部上班,很快成为“部花”,时间大约在1930年代初期。那时,追求徐贤乐的各色人等非常多,其中一位叫沈道明的上海青年商人,家境不错,与徐贤乐交往时间稍长,但二人后来也没有走上婚姻殿堂。

徐贤乐似乎有很强的恋父情结,她同龄男子似乎不太乐意,而对那些成熟男性却有着很大的兴致。大约在与沈道明分手不久,徐贤乐与陆军中将杨杰结识,并很快坠入情网。

杨杰

杨杰字耿光,云南大理白族人,生于1889年,长徐贤乐近二十岁。杨杰是有知识的军人,曾参加过蔡锷领导的护国军,任第一纵队司令,后追随孙中山,参加北伐,升至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海陆空军总司令部行营总参谋长等。

1930年中原战争后,与蒋介石不合,愤然离开军界,避居上海。徐贤乐大概就在此时稍后与杨杰结识。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杨杰力主抗战,发表了大量具有远见卓识的分析文字,与蒋介石的关系也逐步改善。

长城抗战时,杨杰被重新起用。抗战爆发后,率军事考察团到苏联考察军事和争取援助;稍后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与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等苏联领导人交往甚密,在思想上也逐步认同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1940年离职回国,转任军事委员会。与正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来往密切,在思想倾向上逐步向中共靠拢。大约也正是这个时候,杨杰与徐贤乐在重庆结婚,由当时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周钟岳为之证婚,国民党元老,也是徐贤乐父亲的好友许世英代表女方家长为之主婚。

然而婚后仅七个月,就因经济方面的纠纷而分手。后来,杨杰与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走到一起,走上反对蒋介石的道路,1949年9月19日经香港转北平准备参加新政协会议时,被暗杀于香港寓所

徐贤乐与杨杰离婚后似乎一直没有再婚,继续过着职业女性的生活,后来离开外交部,转至重庆复兴公司工作。1949年去台湾,由孔祥熙介绍,转至中央信托局工作,先在购料处服务,后在医务室,再后来任专员。

徐贤乐是名门大族出身,她在台湾的亲戚有一百多人;她的堂妹徐芳,就是当时台湾国防大学校长徐培根将军的夫人,而徐芳的妹妹则是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哲嗣居浩然的夫人。这样说,徐贤乐与徐培根的太太徐芳、居浩然的太太,为同一个祖父。徐贤乐的表妹是郑曼青夫人。

据居浩然的太太徐芳,也就是徐贤乐的堂妹说,徐贤乐是一个非常贤惠而且内向的,完全是典型的家庭主妇。自与杨杰离婚后,徐贤乐一直想成家,无奈碰不到合适的人。

徐贤乐早年风华绝代,光彩照人,由于她只有与杨杰短暂的婚史,且没有生育过,保养的又比较好,因此与蒋梦麟结识时虽年过半百,但风韵犹存且别致,立即吸引住了多情种子蒋梦麟。

蒋梦麟的一见钟情对徐贤乐略有触动,不过徐贤乐认为蒋梦麟的年纪太大,而且恐怕性格不合,因此并不愿意就此放弃自己二十年来心静如水的安静独身生活。在徐贤乐看来,不管蒋梦麟此时怎样精神,但其七十四岁的年龄,确实不能不让徐贤乐犹豫,她当然担心蒋梦麟的身体究竟还能撑多久。

徐贤乐的犹豫与担心当然没有当场表达,而蒋梦麟却觉得徐贤乐家庭身世很好,名门大族,有知识有教养,品貌双全,很合乎自己的理想。结识的第二天,蒋梦麟就主动给媒人打电话,表示“那位徐小姐太好了,脾气温柔,尤其是风度真好,太好了,太好了。”

蒋梦麟的一连串“太好了”使做媒的人松了一口气,而这位媒人开玩笑说还要给他介绍别人的时候,蒋梦麟却笑着说:“徐小姐就很理想了,我今天晚上请她吃饭怎么样?”

媒人将蒋梦麟的意思转达给了徐贤乐,但徐贤乐似乎依然犹豫不决,徐贤乐的拒绝增加了蒋梦麟追求的乐趣,他用浪漫的情调给徐贤乐写了一封近乎肉麻的信,表示“在我见过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动的人”。于是春风再度,穷追不舍,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感觉。

大概是蒋梦麟的苦苦追求满足了徐贤乐的些微虚荣,也许是蒋梦麟如此多情令人感动,总之,经媒人安排,蒋梦麟开始了与徐贤乐的交往,两人感情日渐上升。

经过大约四五个月的交往,至1960年5月间,蒋梦麟与徐贤乐的感情似乎到了难分难舍的地步,体重增加了四磅,他逢着相熟的人就说这件事。有一次,徐贤乐为了一点事与蒋梦麟闹个小别扭,两人多日不见,而蒋梦麟这时已对徐难舍难分,与徐小别就为之食不安,寝难宁,于是就用精致的日本绘画卡片,用毛笔精心抄写宋人顾奂的《诉衷情》,最后几句是:“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蒋梦麟还写道:“献给梦中的你。” 蒋梦麟的款款深情打动了徐贤乐,使徐贤乐不知不觉中陶醉于蒋梦麟的灵毓才气之中,由于徐本身中英文根底很好,她一直希望再结合的对象,是一个中英文俱佳的绅士,而蒋梦麟的才思与多情,正合乎徐贤乐的期待。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们二人感情日深,就互相论及嫁娶事宜。

又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到了1961年1月,蒋梦麟郑重宣布与徐贤乐结婚。这一消息在蒋梦麟亲友中引起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反对蒋梦麟再婚;另一种则是赞成。而北大同学会的师友几乎都不太赞成老校长再婚,更反对与徐贤乐结婚

蒋梦麟在农复会的老部下,也是多年挚友的章元羲曾当面向梦麟提出三点建议

  • 续弦的目的是要找个老伴,对方不能太年轻;

  • 未来的蒋太太不能太奢侈,因为你的积蓄有限;

  • 未来的蒋太太要爱护整个农复会,如果只爱你一人,农复会的同事便一定会感到失望而渐渐地离开你。

各方面的压力首先使胡适退却,胡适本来是赞成蒋梦麟再婚的,因为他觉得结婚毕竟是非常个人的事,只要蒋梦麟自己认为好,别人就不要去干涉;何况蒋梦麟已经七十五岁了,还能有什么更多的欲望呢?不就是找个老伴,陪着自己度过晚年的寂寞吗?

但因反对这桩婚事的力量实在太强太大,一个礼拜后,胡适从支持转为不赞成。1961年5月24日,胡适对他的秘书胡颂平说:梦麟第二次和高仁山的寡妇陶曾谷结婚是我证婚的。我希望他这次不要请我,最好是公证。

蒋梦麟是一个软硬不吃的人,他认准的事情一定会走到底,各方面的反对意见肯定引起了他的注意,只是这些意见过多考虑了经济原因,过多忧虑徐贤乐的人品和结婚动机,而这些都是蒋梦麟与徐贤乐直接交往中根本没有体会到的,所以这些反对意见不是减弱了蒋梦麟的热情,反而激发了他一定要结婚的勇气

至6月初,蒋梦麟已经择定吉日,并且在他德智街的住宅二楼布置好了新房,买了一些家具,其中一支双人藤床上面加海绵垫共花了三千元。同时买了一个大钻石作为结婚信物。并传言将由国民党高官张群担任证婚人。

这条消息激起更大的浪潮,许多反对蒋梦麟再婚的人,反对得更加强烈;有人又以健康问题相劝,于是好事多磨,婚礼日期无限期推迟。

反对者有反对者的理由,但由于蒋梦麟拒绝接受这些理由,他们也毫无办法,于是想到请蒋梦麟半个世纪的老朋友胡适正式出面谈谈。胡适那些天正在生病住院,但在各方面压力下,他觉得自己也有责任向蒋梦麟开诚布公讲清道理,于是在6月18日深夜给蒋梦麟写了一封长信,集中表达了各方意见:

孟邻吾兄:

上次我们见面,得畅谈甚久,你说此后你准备为国家再作五年的积极工作,然后以退休之身,备社会国家的咨询。我听了你那天的话,十分高兴,我佩服你的信心与勇气。我病后自觉老了,没有那么大的勇气了,故颇感觉惭愧。但我衷心相信,也渴望你的精力还能够“为国家再作五年的积极工作”

我们畅谈后不久,我就听说你在考虑结婚,又听说您考虑的是什么人。我最初听到这消息,当然替我的五十年老友高兴,当然想望你的续弦可能更帮助你实现“为国家再作五年积极工作”的雄心。

但是,这十天里,我听到许多爱护你,关切你的朋友的话,我才知道你的续弦消息真已引起了满城风雨,甚至于辞修(陈诚)、岳军(张群)两先生也都表示很深刻的关心。

辞修(陈诚)

约在八天之前,我曾约逵羽(樊际昌)来吃饭,我把我听到的话告诉他。这些话大致是这样的:某女士已开口向你要二十万元,你只给了八万;其中六万是买订婚戒指,两万是做衣裳。这是某女士自己告诉人的,她觉得很委屈,很不满意。

关心你幸福的朋友来向我说,要我出大力劝你“悬崖勒马”,忍痛牺牲已付出的大款,或可保全剩余的一点积蓄,否则你的余年决不会有精神上的快乐,也许还有很大的痛苦。

这是我八天以前对逵羽说的话。

逵羽说,他知道大律师端木先生认识某女士最久,最熟,所以逵羽曾向端木先生打听此人的底细。逵羽说,他听了端木先生的话,认为满意了。他又说,孟邻兄自己觉得这位小姐很能干,并且很老实。

根据端木律师的报告,和孟邻兄自己的考语,逵羽不愿劝阻,也劝我不要说话了。

但是,昨今两天(17、18)之中,我又听到五六位真心关切你的人的报告。他们说:现在形势更迫切了。某小姐已详细查明孟邻先生的全部财产状况了,将来势必闹到孟邻先生晚年手中不名一文,而永远仍无可以满足这位小姐的贪心之一日!

总而言之,据这些朋友的报告,端木律师给逵羽的报告是完全不可靠的。并非端木先生有心不说实话,只是因为他世故太深了,不愿破坏眼见快要成功的婚姻。

樊际昌

这些朋友说:这位小姐现在对待孟邻先生的手法,完全是他从前对待她的前夫某将军的手法,也是她在这十七八年里对待许多男朋友的手法:在谈婚姻之前,先要大款子,先要求全部财产管理权。

孟邻先生太忠厚了,太入迷了,决不是能够应付她的人。将来孟邻先生必至于一文不名,六亲不上门;必至于日夜吵闹,使孟邻先生公事私事都不能办!

她的前夫某将军是何等厉害的人!他结婚只七个月之后,只好出绝大代价取得离婚!这些朋友说:适之先生八天之前不说话,是对不住老朋友,今天怕已太晚了。

我也知道太晚了,但我昨晚细细想过,今天又细细想过:我对我的五十年老友有最后忠告的责任。我是你和曾谷的证婚人,是你一家大小的朋友,我不能不写这封信。

我万分诚恳的劝你爱惜你的余年,决心放弃续弦的事,放弃你已付出的大款,换取五年十年的精神上的安宁,留这余年“为国家再做五年的积极工作”。这是上策。

万不得已,至少还有中策:展缓结婚日期,求得十天半个月的平心考虑的时间。然后在结婚之前,请律师给你办好遗嘱,将你的财产明白分配

  • 留一股为后妻之用;

  • 最后必须留一股作为“蒋梦麟信托金”(Trustfund),在你生前归“信托金董事”执掌,专用其利息为你一人的生活补助之用,无论何人不得过问;

  • 你身后,信托金由信托金董事多数全权处分。

你若能如此处分财产,某小姐必定不肯嫁你了,故中策的效果也许可以同于上策。

无论上策、中策,老兄似应与辞修、岳军两兄坦白一谈。老兄是一个“公家人”(apublic man),是国家的大臣,身系国家大事,责任不轻。尤其是辞修先生对老兄付托之重,全国无比!故老兄不可不与他郑重一谈。

你我的五十年友谊使我觉得我不须为这封信道歉了。我只盼望此信能达到你一个人的眼里。你知道我是最爱敬你的。

适之

五十、六、十八夜十点二十分

然而蒋梦麟此时正在热恋时期,决不会接受胡适等人的劝告。他在收到这封信之后,就打电话问胡适:“你这封信是反对我结婚呢,还是赞成?”

胡适说:“我不赞成,希望你再考虑一下……。”

蒋梦麟闻言答道:“那这封信我就不拆了。”

蒋梦麟转身对负责送信的樊际昌说:

“我替国家做了多少事?结婚是我个人的私事,我有我个人的自由,任何人不能管我。我知道外面有一个组织来反对我。这个组织是以北大为中心的。适之先生的信,一定要谈这件事,我不要看。”

樊际昌把信留下请蒋梦麟还是看一看,蒋梦麟还是不看。过了一个时辰,樊际昌再去,蒋梦麟说:“我的李秘书已经看过了,说这信没有什么内容,我自己是不看的,但我下午去看辞修(陈诚)先生和岳军(张群)先生两人。”这又好像接受了胡适的意见。

其实在蒋梦麟说不看的时候,或许已经看过,或许由秘书转述了大意,但他对胡适的分析似乎非常恼火,因此将这封信撕碎掷于废纸篓中,后来又由秘书从废纸篓中拣起并细心拼合,始恢复原状,幸得保存流传。不过这都是后来的事情。

胡适在信中明白提示徐贤乐是看中蒋梦麟的钱财,说来说去所有理由都集中在这一点。而对这一点最清楚的当然是当事人,也就是说,蒋梦麟的个人体验似乎没有感受到胡适说的这些问题。

如果说他给了徐贤乐一些金钱,那也是他愿意,是他觉得作为一个男朋友而且是准备结婚的男朋友应该做的,所以他不想将徐贤乐的人品看得太低。恋爱中的老男人照样犯糊涂。

而且说实在的,胡适信中那些分析太过露骨,否认了一切真情和爱情,除非徐贤乐是一个非常有心计的女人,除非从一开始就准备夺取蒋梦麟的钱财,否则这些分析根本不可能成立,不可能出现,至少在蒋梦麟那里没有这种感觉。

据居浩然的太太说,徐贤乐与蒋梦麟是真正的爱的结合,徐多年来一直在做事,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她本身一点也不爱好虚荣,自己有一栋宿舍,日子过得很舒服,而且教养很好的她,不可能只贪图什么。再说,这件事一直是蒋梦麟主动追求的,两人的情感发生和进展得很自然。

蒋梦麟不愿接受胡适对徐贤乐心计的分析,但他还是接受了胡适让他与台湾政治高层陈诚、张群谈谈的建议,因为他确实如胡适所说,并不是一个社会闲人,而是社会栋梁,政府大臣,个人私事不能没有政治的考量

6月19日下午,蒋梦麟如约去看陈诚,两人就此事交谈不少。经过陈诚的劝说,蒋梦麟答应再考虑一下,似乎还约定明天再谈。晚,陈诚将谈话经过电话告知胡适。

第二天一大早,蒋梦麟又为此事去见陈诚,刚见面,陈诚便直接了当地告诉蒋梦麟:

我的太太接到蒋夫人宋美龄的电话,她坚决反对你跟这位徐小姐结婚,我的太太也反对,都要我转告于你。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结婚,那么我们以后不能见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们是不能见面的。

陈诚的这段话显然对蒋梦麟构成很大的压力,他说:

“副总统,你看我现在不是继续不断的抽烟吗?我昨天不是答应你考虑吗?我昨夜抽了整夜的烟,考虑了一夜不曾睡觉。我已决定不和她结婚了。此后善后的问题,还不知道怎样办好,总要有个交待。”

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有可能就此结束。

当胡适从王云五那里知道这一消息时,便高兴地说:

“我的老朋友悬崖勒马了!他还有政治上的重大职务,所以我劝他去看张岳军和副总统,他不能不接受他们的劝告。他当初不看我的信,乃是一时的反感,不能怪他的。我想这事的善后,还是由张岳军去办最相宜。”

老朋友们的反对终于使蒋梦麟放弃了与徐贤乐结婚的打算,蒋梦麟的生活再度恢复平静。7月11日,蒋梦麟前往医院探视胡适,刚进病房就对胡适说:

孩子不听话!医生要你住在城里,你不听医生的话,又搬回南港来了。你给我的信,我已听了你的话了。现在我说的话,你也要听了?”

胡适闻言笑道:“我听话,我听话。”蒋梦麟大过胡适五岁,所以敢说“孩子不听话”。蒋梦麟之前要和徐贤乐结婚,胡适6月18日写信劝他之后,就没有见过面,这回来看胡适,一面是问病,一面是回答上次的信,所以说“我已经听了你的话了”。如此看来,再婚事件至此似乎也可以告一段落了。

然而事有出人意料者。就在蒋梦麟到医院看望胡适之后刚好一个星期,蒋梦麟突然向友朋宣布他还是要结婚,他在当时致陈诚的信中说:

辞修先生赐鉴:

自室人谢世,业逾三年。鳏居生活,了无生趣,公余返寓,形单影只,尤当更阑人静,孤枕梦回,常中夜起坐,绕室彷徨。此中况味,非亲历其境者不能想象。自觉长此下去,精神意绪,终必日趋消沉。

目前虽有小女侍右,究不能朝夕晤对,亦不能分忧分劳。且已儿女成群,有其为妻为母之责任,自不能终身随侍老父。故自去秋以后,即考虑续弦之事。前后虽有数度介绍,但合适当意者少。自知年事已高,故对物色对象,并无太大奢望。求年龄合适,无他牵累而已。

后经友人介绍,获识徐贤乐女士。徐女士出身世家,江苏望族,其曾祖及祖父之事迹,均详见《中国名人大辞典》(其传略附呈),其父亦江南知名之士。徐女士毕业大学。

抗战期间,服务重庆,与杨耿光结婚时,由当时内政部长周钟岳先生为之证婚,并由许静老代表女方家长为之主婚。故其婚礼完全合法,有婚书、照片、主婚人可证。结婚后,两情不洽,未几仳离。

周钟岳

来台以后,任我中央信托局迄今。平时奉公守法,公余补习英文,对于读书亦尚有兴趣。其间虽亦有所介绍,但终因低昂之间,未有所成。

梦麟今已七十有五,自尚能知人,相识以还,经半年来之考察,尤以最近一月婚事停顿以后,其所表现之忍耐、宽容,顾全大体等实均有足多者。此事自经《大华晚报》宣布,国外报纸,近如越南,远如美国,均已有所报导。

故经再三考虑,为梦麟,为对方,亦为政府声誉,事实上已非立即结婚不可。频年以来,公私备蒙关垂,衷心感谢,非言可宣。

但实逼履此,事非得已,兹以决定于最短期间完成结婚手续。用为缕陈种种,务恳曲予鉴谅。婚后北返,当再趋谒,面陈种切。敬请勋绥,并候夫人妆次。

蒋梦麟或许如其所说已有非结婚不可的理由,但他也知道反对的人太多,不便大事张扬,举行公开婚礼,而是采取家庭式秘密婚礼7月17日下午,蒋梦麟与徐贤乐告诉住在临沂街的陈能太太,说他们的婚礼定于明天中午在陈家举行。

陈太太是徐贤乐的亲侄女,所以陈太太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刻上街购买菜肴,早一晚就把大肘子炖在炉子上,并且遵嘱不把这件喜事告诉任何人。

第二天上午,蒋梦麟与徐贤乐来到陈能家,遂叫陈家下女坐汽车送了一封信邀请住在中和乡的郑曼青夫妇,又打电话找居浩然夫妇到陈家来,当居氏夫妇接到电话的时候,陈太太只告诉他们,请到舍下吃饭,客人已到的有徐贤乐女士和另外一位“绅士”。

郑曼青夫妇

郑曼青夫妇到的时候,客厅中坐着蒋梦麟和徐贤乐以及居浩然夫妇,当然更少不了那位说媒的太太。大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看当时的情形,觉得恐怕是蒋梦麟也许又要和他们就婚礼的事和大家商量;不一会儿,住在附近的端木恺律师到来,谜底终于由蒋梦麟亲自揭开了。

蒋梦麟笑嘻嘻地站起来,陈太太从公文包里替蒋梦麟取出了结婚证书摆在桌子上。蒋梦麟说:“我今天请大家来是参加我的婚礼。”又说:“我现在的心情,好像当年在学校参加考试一样。”

大家立刻向新郎新娘贺喜。蒋梦麟还向郑曼青开玩笑说:“曼青,我已经到中心诊所检查过身体,他们说我没有老年人的疾病,心脏、血压一切都正常,没有毛病……”他并且说:“我的身体没有问题,我一定不会害别人的。”

婚礼开始,要介绍人用印,原本是那位一手促成这段因缘的太太莫属,无奈那位太太一定不肯出面,只好临时请郑曼青及居浩然分任双方介绍人,证婚人则是端木恺律师。

那一天,徐贤乐着一件很雅素大方的旗袍,白色半高跟鞋;蒋梦麟穿一套淡灰色西装。双方在喜气洋溢的气氛中,在一份特别预备的结婚证书上用了印。

当大家都在结婚证书上用了印之后,依次入席,蒋梦麟又说:“啊!好了,我现在总算交卷了。”婚礼进行的简单而隆重。

仪式完成后,即于十二时举行喜宴。除新郎、新娘、端木恺律师、郑曼青夫妇、居浩然夫妇及陈府主人陈能夫妇外,尚有蒋梦麟邀请的女宾两人。喜宴仅开一席,由陈府女主人亲自下厨,并以汽水代酒。

蒋梦麟在喜筵时的愉快表情是空前的,他不断地向大家“谢媒”。他又说:“你们大家都是恩人,都是恩人。”至下午二时许,喜宴完毕。这一对新婚夫妇即赴台湾中部旅行。

蒋梦麟与徐贤乐婚礼

当天下午四时十分,蒋梦麟偕新婚妻子徐贤乐乘坐小轿车到达石门水库,休息约半个小时。然后同车前行,晚七时悄悄抵达台中。行踪至为机密,鲜为外界所知。这一对新人,神情愉快,喜气洋溢。蒋梦麟着灰色西装,新娘着白色透花旗袍,典雅大方。

蒋梦麟一行抵达后,台湾省政府主席周至柔特地在那里设宴接风庆贺。席间,蒋梦麟拉住坐在他身旁的刘真说:“白如兄,上星期我已经到医院作过体格检查,一切正常,我绝对不会害人!”

他还说,他与他的新婚夫人很想当晚下塌日月潭教师会馆,共度新婚之夜,不过听说教室会馆不招待政府官员,只招待中小学教师,他有没有资格去住?

刘真当即对他说,您曾当过教育部长、北大校长,而且农复会主任委员也不是政府官员,你愿意以教师会馆作洞房,乃是教师会馆的光荣,当然竭诚欢迎。所以当晚蒋梦麟新婚夫妇就住在日月潭新建筑的“教师会馆”。

当天接风宴会谈笑自如,一对新人喜气洋洋,在现场的人无不为蒋梦麟感到高兴,以为沸沸扬扬的大事件总算有了一个好的结局,真是应了“好事多磨”这句古训。

婚礼当天,蒋梦麟不忘给女儿蒋燕华发出一封信,解释自己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

燕华:

我自婚事停顿之后,血压减低,体重亦减。夜不安睡,诸事亦乏兴趣,长此以往,前途不堪设想。所以我不能不图自救之道。

有人之爱我,思有以助我者,实则适足以杀我耳。自妈妈逝世以来,于兹三载。精神上之苦痛,一言难尽。自识徐女士以来,于精神上之补助颇多。

故诸事之兴致日浓。惜谣言蜂起,众口铄金,而阻力遂起。父女之爱,亦良足贵,但究不能代夫妇之爱。我现在所欲言者,非为徐女士或为我自己辩护,悠悠之口,无可与辩,姑亦听之而已。

我常能见人之不及见,行人之不敢行。我自能断能行。故为图自救计,毅然决然与徐女士结婚……

蒋梦麟的婚礼虽然是秘密举行,但第二天台湾各报还是争相报导。赞成这段因缘的人认为徐贤乐美惠娴静,雅好读书,平时对蒋梦麟学问文章,钦佩已久,故经人撮合,即倾心相许。

她在婚礼当天对记者说:

“我希望能为蒋先生作相敬相爱之伴侣,使其能得精神上之安慰,并照料其起居,使于公余之暇,能得适当憩息,俾此一学者、政治家,能为社会国家继续努力贡献其才智。”

蒋梦麟于当天对《中央日报》记者坦率表示:

“一个健全的生活,理智、情感、意志三者,必须适当平衡,缺其一,即失其平衡。果尔,则无论为学或办事,其动力便受削弱。我自陶曾谷女士去世以后,感情即无所寄托,故不得不求一对象,以保持我多年奋斗的精神。我相信徐女士,就是我适当的对象。”

事情既然发展到这一步,大家当然也都衷心希望蒋梦麟能够在新婚生活中获取力量,有的报纸并引用徐贤乐的“有感蒋梦麟的款款深情,并陶醉于这位老教育家的灵毓才气”的话语,希望新妇徐女士是一个“贤”内助,使蒋博士享受室家之“乐”。如此,则过去一番小波折,也就只是好事多磨的愉快回忆。

然而不料数日后,就有诽语流传,说新婚之夜,徐贤乐要求蒋梦麟须将其存在国内外的私人款项开列一份清单交给她,方允合卺,确否不可知。然而后来蒋徐婚变的导火线,即为银钱问题,却是事实。

这种传言当然是不可靠的。因为事实上,在蒋梦麟与徐贤乐婚后不几天,蒋梦麟就专程去看望了胡适,胡适向他道贺。蒋梦麟告诉胡适他的新婚夫人很好,隔几天还要将他带来看望胡适。

他还对胡适说:“人家说她看上我的钱,其实她的钱比我的多。”事情既已如此,胡适又能再说什么呢?只是劝他尽快去安慰他那位因此事而受到一定程度伤害的女儿蒋燕华。

8月6日,蒋梦麟携新婚妻子徐贤乐又来看望胡适。蒋梦麟来时坐在冷气机的一边,怕冷,立刻转到那一边去。事后,胡适对身边的人说:“到底梦麟年纪大了。我还不怕冷风,也吃冷水,用冷水洗面的。他不行了。”

蒋梦麟、徐贤乐是1961年7月18日正式结婚愉快的新婚生活似乎不到一年半就发生了问题。

1962年12月6日,蒋梦麟不慎跌断腿骨,入台北荣民总医院手术治疗。大概这个时候,他们的婚姻就出现状况,亮了红灯,蒋梦麟开始抱怨徐贤乐照顾不周,甚至不大关切而徐贤乐似乎也抱怨蒋梦麟住院花费太多,执意要将蒋梦麟迁到小病房。

更严重且不能使蒋梦麟接受的是,徐贤乐竟然背着蒋梦麟一次向石门水库借支一万元;又为小事与蒋燕华、樊际昌等吵闹,甚至拍桌谩骂;更使蒋梦麟难堪的是,徐贤乐竟然要求蒋梦麟同僚好友沈宗瀚的夫人沈刘廷芳迁离宿舍。

情人眼里出西施,仇人眼里尽妖魔。双方指责越来越多,双方的心结也就越结越深,互相防范。徐贤乐便中回家将自己的户口从蒋家迁出,甚至把行李亦搬离蒋家,置于中央信托局自己原来的宿舍中。

而蒋梦麟做的更绝,出院之后不回家,竟然与徐贤乐玩起了失踪,自己把自己隐藏起来,似乎铁了心的要与徐贤乐分手。1963年1月23日即旧历年前十二月二十八日,蒋梦麟写了《分居理由书》,经由律师端木恺交给徐贤乐,表示:

“由于两人的生活习惯、思想志趣无一相同,相处逾久,隔阂逾深,此次折骨就医,彼此意见更多不合”,经多天考虑后“决定分居”,每月给徐贤乐新台币三千元。

这个理由书被徐贤乐视为“一纸休书”,遂使她以“弱女子”自居,反击蒋梦麟,更不同意蒋梦麟每月三千元新台币的“安置费”。

2月8日即新年正月十五,蒋梦麟经由端木恺发出第二封信,指责徐贤乐婚后并不关心他,在其在医院动手术的时候,竟然擅自迁出户口,转移财产,领走蒋梦麟应得利息、股息,甚至连蒋燕华和陶燕锦的存款和股票也过了户。这样,原本只是感情不合、性情不合的纠纷演化成经济纠纷

蒋梦麟的指责肯定有言过其实的地方,因为恋爱中、新婚中的男人会轻易答应一些事后并不一定能够同意的事情。3月14日,徐贤乐就蒋梦麟的指责进行反击,在她所写的《复蒋梦麟书》中,对住院照顾、户口迁出等事均有解释,对存折、股票、土地过户一事,徐贤乐说她的做法完全是照着蒋梦麟当初的交代去做的.

因为蒋梦麟曾对徐贤乐说过:“以前一草一木属于陶曾谷的,现在全部属于你了。”这个话应该可信,如果双方不分心,不闹矛盾,一个完整的家庭当然也应该是这样的。徐贤乐还说,是蒋梦麟将自己的图章交给她,要她去过户。

她甚至指责蒋梦麟最近两个月来生活费分文不付,汽车也不给她用,甚至将保险箱及银行存款一概冻结,并将股票登报声明挂失,而这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她徐贤乐的积蓄。

清官难断家务事。两口子的争执,其真实情形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样争吵下去显然也不是办法,于是蒋梦麟委托与端木恺合伙营业的律师王善祥代为处理,4月9日找徐贤乐协商离婚,但为徐贤乐所拒。不得已,蒋梦麟乃于第二天向台北地方法院正式请求离婚,理由是“不堪徐娘虐待之苦”

在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同一天,蒋梦麟还向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自己当初

“鼓起勇气与徐贤乐女士结婚,希望再有一个幸福的家,来帮助我的事业。到现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渊,我深深地后悔没有接受一年前突然不幸去世的故友胡适之先生的忠告,才犯下错误。我愧对故友,也应该有向故友认错的勇气,更要拿出勇气纠正错误。在经过亲友调处不谐之后,才毅然向法院起诉请求离婚,以求法律的保障。”

同时,蒋梦麟还把胡适1961年6月18日夜写给他的信公开发表了。

对于蒋梦麟的这些做法,徐贤乐也不甘示弱,她以“我与蒋梦麟”为题,于4月16日在《联合报》发表自己的理由。徐贤乐否认她与蒋梦麟已构成了离婚条件,他们的感情并没有彻底破裂。

她强调,蒋梦麟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要离婚是蒋梦麟受人挑拨所致,并非蒋梦麟的本意。文章分“画眉之乐”、“白首之旅”、“意外之波”、“胡适之函”、“婚礼之辩”、“成全之计”六个小节,排列证据,提供事实,侃侃辩驳,既有文采,又有理由,看了也不禁让人相信三分。

由于徐贤乐明确指出蒋梦麟要求离婚是受了别人的指使与挑拨,这样一来,实际上就将蒋梦麟的女儿蒋燕华卷进了冲突的漩涡,对当事各方杀伤力极大。各方争论不休,各个报纸文人雅士也将这个轰动一时的花边新闻弄成一出高潮迭起的电视连续剧,于是这桩“因财失义”的“柴米夫妻”家庭纠纷,就借着阿堵传神之力,在各个传媒闹了三个月之久。

文士马五先生即雷啸岑在香港《自由报》将袁枚咏《马嵬坡》的诗句改写为:

闻道先生负旧盟,金钱为重美人轻;

徐娘解得夫妻味,从此萧然抱独身!

这当然是同情徐贤乐,讥讽蒋梦麟。只是这种看法在当时很少,当时的舆论似乎是一边倒,一味演绎徐贤乐与杨杰将军离婚旧闻,以为是徐贤乐太看重金钱,致使夫妻感情破裂。

适有一文士到台湾旅游,于是一批文人拟了一则下联,要他对出上联,否则罚酒若干。那下联是:

徐娘半老,贤者亦乐乎此?

把徐贤乐的姓名全部嵌入联中而又不露痕迹,也颇幽默。这个文士一时没法交卷。后来由梁寒操与诗人李渔叔代为拟出上联:

蒋径全荒,孟母难邻之矣!

按汉代名将蒋诩,清誉遍闻远近,时人号其居为“蒋径”,以示钦崇之意;又《三字经》有“昔孟母,择邻处”二语,“蒋径”既告全荒,孟母当然不愿择为邻居了。联语也嵌入蒋梦麟的姓名,此联蕴意深长,天衣无缝,堪称佳构。

1963年7月30日,蒋梦麟正式向台北地检院提出离婚及返还财物之诉,他在起诉状中提到:

“不意婚后不久,被告乖张之迹,即行暴露,诸如凌辱吾女,侵渎先室;需索敛聚,恶老嫌贫,经常詈骂,寝食不安……”;

“被告对原告亡室陶女士本不相识,竟对亡者不时肆意辱骂,不准原告前往其墓凭吊,企图绝我忆念。对女儿燕华,则百般凌辱,迫令迁出,其行为乖张,难以枚举。”

文中还列举六大具体事实。

针对蒋梦麟的指责,徐贤乐针锋相对予以还击。她在8月9日提出的万言书中,针对“凌辱吾女”、“侵渎先室”等进行了仔细的辩驳。她引用蒋燕华4月12日对记者所说的话作为辩驳的重要依据,蒋燕华说:

在父亲结婚时,她全家已搬出德惠街,只有过年过节时会到她父亲那里看看,有时也与徐贤乐女士谈谈话,彼此之间相处,从未说过重一点的话。

据此,徐贤乐认为所谓“凌辱吾女”的指责根本就很荒唐。

至于“侵渎先室”一节,徐贤乐在答辩书中反击道:

“按原告‘先室’不止一人,原告昔年在南京任教育部长时,陶曾谷原为原告秘书,当时原告固以使君有妇,而亦与陶女士双双坠入爱河,结果原告与元配夫人分居,陶女士则下嫁原告。

故原告此所谓‘先室’究指何人,已滋疑义。如果其所谓‘侵渎先室’,即其系指状后所称‘被告对原告亡室陶女士本不相识,竟对亡者不是肆意辱骂,不准原告前往其墓凭吊,企图绝我忆念’而言,则又纯属原告向壁虚构。

被告与陶女士虽不相识,然仰其贤名,心窃慕之,而原告个性刚强,尝自谓‘我的决定是不容干涉的,压力愈大,我的定力愈坚’,被告对原告个性深为了解,原告追忆亡室,凭吊墓园,被告正为其深情所感动,纵使至愚,亦不敢加以禁止,何况我亦为人妻,原告悼念亡妻,我又何忍相阻?”

公平而言,徐贤乐提出的这些理由与证据也不是没有道理,所以法院并没有完全采信蒋梦麟的证据判决离婚,最后经陶希圣、端木恺主持,于1964年1月23日协议离婚,协议内容共三点:

  • 由蒋梦麟付出赡养费五十万元给徐贤乐;

  • 徐贤乐现住所之农复会房屋应迁出交还,一切家俱留下;

  • 徐贤乐所拿去之股票及存款,均应交还;至于首饰等物,则交徐贤乐所有。

整整一年的折腾换来了自由身,然而这个自由身的代价实在太高。这实际上都是蒋梦麟固执性格所导致的结果,他的一生,成在固执,败亦在固执

他始终认为他的婚姻只是个人私事,因此当他决定再度结婚时,尽管一些朋友反复劝阻,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态度而不改变初衷,甚至如徐贤乐所说,蒋梦麟就是越有压力越亢奋,越固执,越坚持

当然,蒋梦麟还是一个善于反省,勇于承认错误且勇于改正的人。当他发现再度结婚并没有给他带来预想的愉快与欢愉。于是又立即要求分居,分居不成则坚决要循法律途径办离婚。

当此时,他的许多朋友如陈雪屏等都劝他不要这样做,一则打离婚官司必难速断速了;二则以蒋梦麟这样的高龄与这样的社会地位,而且所肩负的责任又这样重大,如求一彻底解决,必然会造成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对于他自己实在是不利。

对于这种劝告,蒋梦麟仍然回答道:“这是我个人的私事,我发现错误便应该改正,所谓‘人作孽,不可赦’,我愿面对事实,接受不幸的后果。这一事件得有了断,我才可以回复从前的宁静,而以余年再从事未完的工作和写作。”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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