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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请原谅女儿…… 文/黄昌玲 
作者儿时与婆婆爷爷合影 我这个爷爷其实是后爷爷。亲爷爷在三十多岁时就因病去世了。婆婆靠帮人洗衣把我父亲养大。她只有这一个儿子。改嫁后也没有再生育。我这个爷爷叫章祖臣，听说是绍兴人，抗战时期随亨达利钟表行内迁到重庆来的。听婆婆说，他有个女儿嫁给了渔民，经常寄点干海鲜来，爷爷也经常寄钱回去。他在亨达利钟表行任财务主管，工资有七十多元，算是当时的高级白领了。我两岁多就和爷爷婆婆在一起生活，印象中在重庆城里解放碑周围搬过很多次家，九尺坎、沧白路、临江路……最后在戴家巷定居下来。我们住的是一幢四层楼房子的楼上两层，一层是卧室，一层是饭厅、厨房、晒台。晒台就是我在家里的活动场所。婆婆在晒台上养了鸡，每当母鸡要生蛋了，我就在那儿等着，等到鸡蛋生出来后，我马上拿去给婆婆，婆婆把蛋壳敲个洞马上喝了。那时候的我，每天只晓得蹦蹦跳跳地玩，什么也不懂。我只记得婆婆很注重仪表（用重庆人的话来说叫“很爱好”），每次出门前都要用线把脸拉一拉，头发梳得光光的，再抹上油，换上熨得很平整的衣服。别看她是一双缠过的小脚，她还担任了地段上的居民委员，很热心为公益活动颠来跑去。 跟爷爷婆婆一起生活，特别是刚上小学那几年，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可以说像个“小公主”。亨达利钟表行在公私合营后有图书室，爷爷不断借书回来给我看。家里也有些藏书，全是那种老本子线装书，纸都有些发黄了。记得有《战国策》《康熙字典》，还有《卖油郎独占花魁》一类古典小说。有些书我也记不住名字，看不懂我也看着玩；有的书拿到学校去看，还被老师没收了。爷爷对我的学习帮助很大，晚上或星期天只要有空，就给我讲故事、讲书、教认字、教数学、教写作文等，所以我上学以后学起功课一点不觉得费力。亨达利钟表行一直在解放碑旁边。我和婆婆经常去解放碑等爷爷下班，吃晚饭后一起去看越剧或京戏，回家的路上，我在前面跳，他们就跟在后面走。我脚上一双新鞋穿不了几天，婆婆就又该修鞋掌了。因为我长得快，衣服很快就不能穿了，婆婆爱去买典当行的旧衣服，买回来改了给我穿。同学看我穿得又好、还经常是新的，都很羡慕。学校组织出去郊游，别的同学都带馒头或自家烙的饼子，只有我带买的蛋糕，背个电影中日本兵背的那种帆布包。因为生活上显得“特殊”，尽管老师同学都喜欢我，但是因为有同学提意见，说我从来没穿过补疤衣裤（当时是“艰苦朴素”和“劳动人民本色”的表现），班上评三好学生好久都不评我。我因为从两岁起就跟着爷爷婆婆生活，一直没和父母住在一起，直到婆婆爷爷都去世后我才回到母亲那里，当时父亲已经去世几年了，所以我对父亲的印象很淡漠。听婆婆讲，父亲小时候学习很刻苦，日本飞机来了，人家都慌着跑警报，他却只把头伸出窗口去看一下，又接着做作业。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过年的时候，好多单位和亲友、邻居都来找他写春联。父亲很喜欢唱歌，而且也唱得好。五十年代初，他在立信会计学校学财务，后分配到涪陵榨菜厂当会计，母亲也作为家属随着去了。我只是在小学二三年级放暑假时曾去那里玩，同父母一起住过几天，留下的印象就是在乡间捉蜻蜓。那里说是厂，其实就是在乡下，工作条件十分简陋。做榨菜的厂房其实就是个工棚，用稻草盖的屋顶，厂里没钱买瓦盖。1958年大跃进时，提倡技术革新，我父亲就想造机器自己做砖瓦，我只知道他回重庆来买过几次有关机械的书。后来听说是改装单位的切面机没有成功，和上级部门领导发生了矛盾，上级领导要处罚他，调他到另外的单位去，他不服，不知怎么他就被关起来了。支持过他搞革新的厂长也被开除了。父亲出事，我母亲也不了解详细情况，只是听人说。当时不准她和父亲见面，只准送了点生活用品去。本来还要把母亲及我弟妹的户囗下放到当地农村，可以想象我母亲当时在那里举目无亲好艰难。母亲坚决不干，说我从哪儿来的就要回那儿去，这样母亲就带上子女回了重庆。先是帮人织毛衣，后来到街道运输队当搬运工，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一家的生活。街道运输队是生产自救性质的小单位，承接到业务，做一天就有一天工钱，收入没有保障。父亲被关了半年后1959年放回到重庆，工作没有了，他也曾到街道运输队上过班。队上的人还是很照顾他的，有时让他做做账或写写东西，不知为什么后来他又不在那里上班了，东搞一下、西搞一下，什么都没做成。困难时期，有段时间开放自由市场，他就想做点小生意，也没做成。他卖伊拉克枣子，碰到邻居、熟人的小孩来了，就抓给他们吃，最后连本钱也没收回来。其实父亲是个很聪明能干的人，我们几个子女，除了最小的弟弟是在医院出生的外，其他几个都是爸爸自己在家里接生的。但是那时，他却到了连自己都养不活的地步。大饥荒年代，爷爷也得了浮肿病。婆婆为了让爷爷生活好点，省吃俭用，精打细算，操不完的心。又因我父亲一家回到重庆后衣食无着，婆婆又饿又急，在1961年1月突发肝硬化去世。当时这种病还很少，医院提出想要拿遗体去作解剖研究，我父亲很爽快地答应了。当时生活那样困难，也根本没想找医院要点报酬。婆婆去世后，家里就像塌了半边天。爷爷无人照顾，我也无人管，父亲当然也得不到婆婆的关照了。大约在1962年初，我刚到凯旋路中学上初中，有一天中午放学后，我边走边看书，走到觧放军剧院时，听见有人喊我，我抬头一看，是我爸爸，他悄悄问我：“有没得粮票和钱，给我一点……”我一听这话，心里就不高兴，心想，我哪有多的粮票和钱？当时，爷爷每月给我8元生活费，要我自己计划着用。我知道我母亲在运输队上班很辛苦，家里弟妹多，她又有肺病，我从不去找母亲要钱，只能自己省着用，中午经常是在饭堂打３两饭，再买两分钱豆瓣下饭吃，节省下钱来买书、买本子、租书看和买一点生活必需品。因为长期营养不良，结果1964年初中毕业体检，查出我有结核病，后来病是怎么好的我也不知道。那天，我没理会爸爸，扭头继续边走边看书回去了。根本没想到，这就是我和爸爸的最后一面。我和爷爷住在解放碑附近的戴家巷，父母和弟妹们住在下半城长江边的东水门石门街。那里有一段重庆旧城残留下来的老城墙。就在那天过后不久，突然有一天，妹妹跑来找我，说爸爸从东水门城墙摔下去了。我们跑到医院去，医生说已经没救了。爸爸是怎么死的，我一直不清楚。有人说他是自杀，也有人说他是偷人家东西吃，被人追急了从东水门城墙上摔下去的。爸爸本是个开朗的人，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他绝不可能自杀，更不可能去偷人家的东西吃。后来听说，他经常是把自己的粮票卖掉一些，用卖粮票的钱来买东西吃。那样的挖肉补疮，又能维持得了多久？不到万不得已，他也不会伸手找女儿要钱和粮票的呀……可是，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这些情况；可就是知道了，我又能够帮得了他吗？现在我只能在心里说：爸爸，请原谅你不懂事的女儿吧！1972年，我从外地回到重庆后，曾多次给涪陵那边有关单位发申诉信，要求给我父亲落实政策，都没有回音。直到大约1985年，爸爸才得到平反，还是因为当时被开除回家的厂长的努力才办成的。但父亲已去世五十多年了，去世那年他才37岁。（作者提供照片）【作者简介：黄昌玲，女，书画家，现已退休，居住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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