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风雅韵颂国魂（三） ——路漫漫其修远兮 文／梓楹 唐诗发展到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度，从宋朝起，后人一直沿习唐诗创下的五绝、五律，七绝、七律格进行创作。宋朝以后的诗人创作时，都极力想跳进他们的磁场却又无从着手，或是极力想跳出他们的磁场却又无能为力。 宋诗演变过程，宋初诗多效晚唐，气格卑靡。杨亿等以李商隐为宗，倡西昆体，滥用典实，难以索解，引起诗坛振动。徐铉、王禹偁等由元和以上习李杜，稍崇风骨。宋诗至熙宁（神宗）、元祐（哲宗）间而臻为极盛。“元祐体”以苏轼、黄庭坚、陈师道当之，苏、黄为主。其特点以才智、学问、议论为诗，脱离唐诗面目而自成体格。 宋末方回撰《瀛奎律髓》，主江西派，又倡为“一祖三宗”之说：一祖者杜甫，三宗者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此自成一系统，对后世影响甚深。南宋国势衰弱，偏安以后，诗人有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为“南宋四家”。后起有“永嘉四灵”，因取径太狭，终不免破碎尖酸之病，不足跻于诸大家之列。至于继“四灵”而起的“江湖”派，也不为人重视。宋诗至此由枯竭而结束。  金元诗，金人崛于塞外，既定鼎燕京，进取汴梁，与宋成南北对峙之局，宋文士蔡松年、吴激辈，先后归之，因挟苏学北行，东坡诗遂盛行于金国，以启一朝之盛。金诗积百年之涵养，集大成于元好问。对元朝之诗，概括得更为简要：元人以异族入主中夏，对汉人之压迫，有甚于金。士气销沉，混迹于倡优，假杂剧以遣忧避祸，曲盛而诗词皆无甚特色，亦时势为之。 明初诗人虽然有的已表现出模拟唐人的趋势，但基本上还能“各抒心得”，做到“隽旨名篇，自在流出”。其中成就较大者是一些经历过元末社会大动乱的诗人，刘基、高启最为著名。刘基以雄浑奔放见长，高启则以爽朗清逸取胜。 成化至正德年间，江南有一批画家兼诗人，如沈周、文徵明、唐寅、祝允明，作诗不事雕饰、自由挥洒。虽不免失之浅露，但其中亦有些生趣盎然、才情烂漫的诗歌。 后来，诗歌创作模拟倾向更为严重。如其七律主要学杜甫，初读几首尚有“高华杰起”之感。但其用字多从杜诗而来，雷同重复，以至胡应麟也认为“不耐多读”《诗薮》续，造成了明诗之衰敝，明诗专尚摹拟，鲜能自立。摹拟之习，至“公安二袁”出，始渐革除。  清诗之复盛，先说明清虽以异族入据中原，而对汉族文明，接受甚早，濡染亦深；再阐述清代学术文化有惊人之发展。以诗歌言远胜元明两代。清诗虽亦规模唐、宋，而诸大家各能特具风格，至乾嘉而臻于极盛。 清诗之转变，阐述咸丰、同治间，为清诗一大转变，宗尚杜甫、韩愈以及黄庭坚。甲午（光绪二十年）中日之役，中国创巨痛深，诗人黄遵宪崛起岭南，抒悲愤，写可歌可泣事迹，为晚清诗坛放一异彩。 宋、元、明、清直至现代这几代的诗人，绝大多数或深或浅，或直接或间接都曾受到过唐朝的影响。直到清末维新运动起来后，传统的诗歌美学开始受到挑战，康有为大声喊出了“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才终于敢站到时代的制高点上来俯瞰唐诗。  近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近体诗、词，对中国近代影响很大，毛诗词以大气磅礴的气势，挥写中国革命战争史诗。代表作有：沁园春．雪》《七律．长征》《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卜算子．咏梅》《娄山关．忆秦娥》《蝶恋花．答李淑一》毛主席诗词诸多，名句更数之不尽。 诗人们评述毛泽东诗词时曾这样说：“毛泽东诗词以其崇高优美的革命感情、遒劲伟美的创造力量、超越奇美的艺术思想、豪华精美的韵调辞采，形成了中国悠久的诗史上风格绝殊的新形态的诗美，这种瑰奇的诗美熔铸了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人格和个性。在漫长的岁月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是风靡了整个革命诗坛，吸引并熏陶了几代中国人，而且传唱到了国外。”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他在诗词中热情地讴歌革命的人生理想，赞美为实现理想而进行的壮丽的斗争。《七律·长征》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歌典范。 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一个以新现代诗于五四运动兴起，把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进行了新一轮的多元融合。诞生了现代诗。徐志摩《再别康桥》、戴望舒《雨巷》、席慕蓉《成长的痕迹》、郭沫若《天上的街市》、余光中《乡愁》、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人作品，引领着中国现代诗的新潮流与发展。以《诗经》、《楚辞》、乐府诗、五七言古诗近体诗、现代诗，展开中国的诗歌漫长的发展史诗历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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