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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海志 一 国庆节快到了，研究院里的喜庆气氛也逐渐地浓起来。 院办公室专门发文，要求各部门认真做好国庆期间的各项工作安排，内容包括庆祝活动、业务工作、探亲休假、安全保卫，物资供应等方面。新时代产生的新节日已被广大人民群众广泛接受。国庆节更不例外，如同欢度春节一样地喜庆热闹。这些天，大伙儿整天议论着节假日里该如何安排的碎杂琐事，尤其是家在外地的同事，更是出出进进地忙着买东西，准备回家时孝敬老的，爱着小的，顾着另一半的，以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科室里在安排国庆期间的值班名单时，我考虑到自己家在本市，便主动要求担当十一那天的值班日。尽管如此，还是有几位同事不能如愿以偿地满足个人原本的节假日打算，或多或少地流露出沮丧的情绪。月有圆满之念，人有团聚之情。这完全是合乎人间情理的事情，也真叫人心里挺同情却又无奈的。俗话说“同病相怜”，此时，我内心里又何况不是这种心情呢？“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此刻还真是太有这种感受了。 我是去年才分配到研究院的。说实话，对能够顺利地分回本市工作，我几乎没抱任何幻想，所以在心态上一直是顺其自然，不闻不问。当振成告诉我最终的分配去向和工作单位后，我真是兴奋得几天没有睡好觉。而振成他由于政治身份过硬，再加上在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中表现出色，被留在北京直接安排到部机关工作。对此，我是即高兴又遗憾。高兴的是他有了很好的工作平台，今后能够更好地施展他的才华。遗憾的是我俩不能经常呆在一起了。这对在明确恋爱关系之后，准备把一生都献给他的我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美中不足的酸楚感。从此，我俩便远隔千里分离在南北两个城市里。 自大学毕业到现在我和振成已有一年多没见面了。那思恋之情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平日里，我俩的联系除了偶尔借用单位的电话公私兼顾地打个电话略通情况外，几乎全靠鸿雁传书来表述双方的思念之情和交流工作上的心德体会。实在耐不住相思之苦了，要么就按信中预先约定的日子和时间，不论刮风下雨，不管天寒地冻，都不通话不挂线地跑到电话大楼去排队等候打长途，略缓精神上的寂寞枯燥，此外毫无办法。撇开那费时费钱的不说，光进出来回地奔波，寻找安排双方都能妥当通话的机会在体能上的消耗也是够呛的。特别是那恋人之间听得见难相见的柔情煎熬滋味，也只有自己能够真切地体会到而无法用言语向他人表达。看起来，天底下也只有热恋的情人才能无怨无悔，无私无偿地去整理这本谁都无法理得清的情感账册，掂得出她的情感含量。 前不久振成出差到西安，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是办完公事后准备顺路回家一趟，正式将咱俩的关系向父母说清楚，并打算尽快来我家拜访，就咱俩打算明年春节结婚的具体事宜征求妈妈的意见。又是好些天过去了，一直没得到音讯，也不知他忙的怎样了，心里真的是十分的牵肠挂肚。 就像往常一样，下班回来，我把自行车推进院里，随手上了锁，又取下挂在车头上的拎袋朝梳妆台上一放，便习惯地对着镜子理了理有点蓬乱的头发。刚要转身，忽然看见花瓶底下压着一封信。准是妈妈放的。抽出一看，那熟悉的字迹突地跳入眼帘。啊！是他来的。我不禁心头一热，双手握着振成的来信，紧紧地贴在胸口上。顿时，我感到自己的心在猛烈地跳动，像快要蹦出来似的。真的，连我自己也说不出是怎样的一股甜蜜感觉美美地润入心田，引起如此的兴奋。当我从镜子里看到自以为平日里是那样文雅恬静的自己竟是这样的感情冲动，不由得一阵羞涩，做姑娘特有的两朵红晕刷地飞上了白皙的脸颊。 我赶忙关上房门，重新回到床边，急切地拆开信封，展开信纸，飞快地浏览起来。 淑英： 今天下午二点，我已安全地回到北京。传达室的老李已把你前几天寄来的信交给了我。得知你妈妈同意了咱俩的事，真叫我高兴得睡不着觉，巴不得马上见到你，尽情地跳上一曲《圆舞曲》才好。反正一时也无法入睡，干脆给你写上几句。 这里，我也要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前天下午，我已经回过家里了。 吃过晚饭，妹妹到居委会看电视去了。我鼓作勇气，非常吃力地把咱俩的事给爸爸妈妈说了。妈妈端着你的相片，左看右瞧，乐个不停：“好。好。这姑娘够俊气的。瞧那眼睛老是笑眯眯的，真可人儿。脸蛋儿上还有俩酒窝儿，脾气准好儿。哎呀，真没想到咱振成相上了这么好的姑娘。有这样的媳妇，妈妈乐意，也算是放下这颗心啦。”爸爸也在一旁说：“可不是嘛，我早就说过，儿子的事用不着咱们操心，他自有办法的。这不，不声不吭的，一个漂漂亮亮的大姑娘就给对上了。”谁知这会儿，妹妹也一头闯了进来，拍着双手说：“哈，我有嫂子啦。我有嫂子啦。”一把夺过妈妈手中的相片，走到我跟前，调皮地晃着说：“哥，你真行。这么漂亮的嫂子，太叫我喜欢了。”原来，妹妹是回来叫爸爸妈妈去逛大街的。自然，给她知道了，我是免不了闹个大花脸的。最后， 全家一致做出决定，要我先去你家探望你妈妈。然后，邀请你和妈妈到咱家来做客。整个晚上，全家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大家一直谈到很晚才休息。我更是很久很久才进入甜蜜的梦乡。 淑英，再过几天就是国庆节了。各单位都要放假。为了尽量不妨碍工作，我已跟领导请假并预定好二十九日去你处的火车票。你到时在车站出口处接我，好吗？记住，是从北京开往福州的四十五次特快列车，九月三十日九点到站。别忘了。 还有，顺便寄张相片给你，是我出差前抽空去毛主席纪念堂看《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后在天安门前照的。 好，不多写了。有话面谈吧。 紧握你的手。 振成 九月二十五日 我一口气看完了振成的来信，心里好似酿了密，感到无比的香甜。 什么叫幸福？人类斗争胜利，发明创造成功，离散亲人重聚，等等，固然都是幸福。但是，爱情，对于人类来说，却是一种永恒的幸福。她是人类的骄傲，活力的象征，生命的里程。无论是对夫妻的恩爱，家庭的和睦，身心的健康，还是对工作的协调，社会的贡献，她都将起到积极的推进和黏和作用。她，是纯洁的，永远同忠诚火热并存；她，是崇高的，永远与志同道合相伴；她，是永恒的，永远和青春魅力常在。她，也是无代价的，金钱买不到，物质换不到，私欲诱不到。她的根牢固地扎在纯洁的心灵深处。她的花茂盛地开在深沉的感情之上。 爱情的烈焰在胸中燃烧。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振成的相片就在手中，我仔细地端详着。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次幸福的回忆，不正是他吗，我的心上人。你瞧他，一手叉腰，一手弯臂挽着件衣服，双目凝视着远方，脸上没有一丝笑意，满是严肃的神情，像是在思考什么，以致微风吹乱了头发，披落在前额上，也没顾上捋一把。他的身后，便是那宽阔的天安门广场和巍然耸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还有那雄伟壮丽的天安门。看得出，他是在广场的南端拍下这张相片的。 亲爱的人，熟悉的地方。往事的回忆一下子又把我带回到那难忘的岁月——一九七六年…… 二 当我从朦胧中睁开眼睛，已是第二天清晨六点多了。女伴们还都睡得香喷喷的。我没叫醒她们，一个人悄悄地起了床。 门窗关了一夜，屋里的气味浑浊得很。推开窗，外面还是灰蒙蒙的，高大的建筑物只能模糊地看见轮廓，空气也不像往日那样清新，湿里带咸，似乎要下雨。 天，亮得特别晚，气氛也不免显得阴沉起来。 昨天晚上，为了一道积分题，林振成找我折腾了半夜才睡觉。他是郑州人。一九七○年高中毕业后去部队服役了四年。退伍后被安排在机车修理厂工作，当年又报名上大学，被推荐录取了。父亲是铁路工人，母亲在纺织厂工作，除了一个还在中学读书的妹妹外，双亲都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厚道人。家里根本谈不上那种“书香门第”人家对子女潜移默化的教育氛围。再说，这些年来一个中学生肚子里到底有多少墨水谁还不心中有数呢。尽管他钻劲好，但毕竟基础差，再加上又担任班级政治课的课代表兼生活委员，系党总支部的宣传委员和“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军事训练委员，事务工作明显比别人多得多，学习上确实有点吃力。今天上午第一课的数学测验，我这个数学课代表还真有点不放心。我连忙梳洗完毕，从书架上取下书和作业本，准备再给他辅导一下。 突然，学校里的高音喇叭响了，彻底地打破了一夜的寂静，在校园上空迥荡。平时，我们这所学校的广播站，除了晚上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外，早晨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是不播音的。今天例外，可能有什么重要新闻。我不由地停住脚步，用心地聆听起来。 一阵雄壮的《东方红》乐曲之后，喇叭里传来的不是播音员以往那清晰洪亮的声音，而是一阵令人震颤的哀乐声。什么？！我的心不由得一拎，紧缩一团。是的，是哀乐。谁？是谁？！我急想听出眉目却又害怕听到什么。 播音员低沉、悲哀的声音终于传出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 天哪！这好比十二万磅的重型炸弹坠入寰球发出的巨大轰响，我的脑袋顿时轰得一声炸开了。周恩来！多么熟悉的名字，多么可亲可敬的人。今天怎么会播出这样的新闻呢？我感到疑惑，迅速地打开床头边的半导体收音机，接连扭转旋扭换台。同样如此，仍然是那不可更改的声音，低沉、悲哀。天大的不幸，竟是真的，无可挽回的真实啊！ 这是北京发出的声音。 震惊中带来的可怕，使人感到悲痛欲绝。泪水，充满无限热爱和无比悲哀的泪水，再也控制不止，刷地一下夺眶而出，一滴滴，一串串，穿过脸颊，滴落在胸前。我哭了，一把抱住刚从睡梦中惊醒得口瞪目呆的女伴哭了。我们为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放声地痛哭了。 “周总理——”我狂喊着，猛地推开女伴，拉开门，飞一般地扑出去，向校门口扑出去。我要去长安街，去天安门广场；我要去中南海，去北；我要看周总理，看周总理啊！ 在校门口，跑步才回来的林振成理智地拉住了我。无声的动作同样饱含着悲痛的心情。 早餐的时候，大饭厅的窗口前，再也看不到同学们的拥挤。大家都拖着沉重的步履，秩序井然地排队打饭。 “吃点吧。多吃点吧。保重身体要紧，还要上课呢。”食堂里好心的老师傅们，眼里噙着泪花，一遍又一遍地劝说着。有的深深地点点头，道声谢谢；有的轻轻地摇摇头，无言答对。一位女同学走到窗口又缩回了手中的饭盒，紧咬着嘴唇，强抑制涌到喉头的抽噎，快速地奔出餐厅。要知道，哪怕是一声微弱的抽泣声，也会引发这里一片号嚎大哭的。触景生情，我转身也要离去，林振成又一次地拉住了我。他接过师傅递出的两只包子，又伸手要了两只。师傅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他这是在强压自己的心头悲哀啊。多好的年轻人。他深情地把两只热气腾腾的包子递到他的手中。 教室里，师生们默默相视，一片寂静。林振成接过老师发下的试卷，走到黑板前，拿起粉笔，苍劲有力地写下七个大字：沉痛悼念周总理！ 测验，一次不寻常的测验，我们班出奇地获得了好成绩。这是大家倾注满腔热血，献给周总理的第一朵心灵之花。 课间，当天的报纸来了。多久不见的总理相片被套上了黑色的边框，下面印着一行小字：周恩来同志遗像。多么令人揪心哪。敬爱的周总理，您真的就这样永远离开我们了吗？要是，要是今天的报纸没有这黑色的边框该多好啊。您微笑着，微笑着再给我们谈论人生，理想。 “同学们，”林振成环视了一下大家说，“周总理的逝世已在我国人民的心中引起了深切的悲痛。为了寄托我们哀思，我提议，我们扎一只大花圈，送到天安门，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给他老人家。大家说好吗？” “好！”我和同学们一致赞同。 正当我们满怀虔诚的心情着手扎制花圈的时候，却不知为什么，系里传达了上级关于在周总理逝世期间举行悼念活动“几不准”的口头会议精神。结果是诺大一个校园竟未能送出一只花圈。这是为什么？我们顿感一头雾水。 三 人民自有人民的感情。十一日，周总理遗体要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的消息传进了学校。那天是星期日，同学们一反常态，相继离开宿舍、教室、球场、图书馆，纷纷走出校园，走上大街。 在实验大楼的拐弯角，我碰见了林振成，只见他庄重地往手臂上套黑纱，还从口袋里掏出洁白的小绒花，端正地佩戴在胸前。我们注目相视，满是严肃的神情，谁都没有开腔，但彼此都十分明白将去哪，干什么。林振成伸手轻轻拨开我胸前的长围巾，露出被遮盖的小白花，冲着我深沉地点了点头。我完全清楚他的意思，一把撩起围巾，用力地甩向背后。 校门口的传达室里，反背着双手的校保卫处领导正透过玻璃窗户紧盯着我们，目光里布满了警觉感。而那位老传达的眼神里却是忧心忡忡，手中机械地抽动着擦地皮的拖把，神态上显得心不在焉。复杂的意识形态把人与人之间的职责分工烙上了不同的感情色彩。 林振成昂首挺胸，迈着大步，径直地向校门口走去。我不觉望了他一眼，跟在后边，也毅然地跨出了大门。 笔直宽敞的长安街两侧立满了人。有久经沙场的老战士，身着工作服的年轻工人，风尘仆仆从几十里地外感来的中年农民，还有白发苍苍拄着拐杖的老教授，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人们迎着凛冽的寒风，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为敬爱的周总理送行。 总理的灵车来了。车轮滚滚，碾碎了人们的心。哭声四起，悲恸一片。整个北京城颤抖了。林振成，这个刚强的北方汉子，此时，却像个孩子似的哭了。我们和人民一起哭了。这是全中国人民心灵深处发出的最有能量的哭声。 “总理，您是活活累死得啊。我们不能没有您。”他用手背抹着泪水，抽泣着说。 “我们不能离开您啊，总理。我们想念您。”我伏在林振成的肩上呜咽着说。 “司机同志，慢点吧。让我们再看看总理。”人群中不时发出相同的请求。尽管泪人似的司机已经用最慢的速度开动着灵车，可人们还是一个劲地哭着喊着。 人们虔诚地肃立在十里长街旁，动情地迎送着敬爱的周总理。他们要看看，再看看敬爱的周总理啊！ 总理走了。我们却还和人们一起，眺望着远去的灵车，久久地，久久地不肯离去，任凭泪水尽情地流淌。这是一个伟人毕生的高尚情操感动了中国。这是来自人民心中对这位伟人终身奉献的最高褒奖。 晚上，我没去教室夜自习，一个人呆在宿舍里打开收音机准备收听追悼大会的报道。可是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晚间的新闻联播节目却只字未提。正独自纳闷时，外边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是林振成。他脸色阴沉，态度庄重，浸透出一种深不可测，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态。 “怎么啦，林振成？”我疑惑地问。 他没有回答，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印有周总理遗像的报纸，把它折叠成一个小方块，用图钉揿在墙壁上。 一切都明白了。我从胸前摘下小白花，连同他身上的一朵，双双敬献在周总理的遗像前。 没有翠柏鲜花，没有花圈挽带，也没有哀乐悼词，只有默默地哀悼，深深地思念。 “黄淑英，”过了好一儿，他才开口：“你说，什么叫感情？” 怎么说呢？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一时答不上来。 “感情是深沉而又真诚的，发自肺腑而又自然的，是不能压抑，侮辱和欺骗的。”他停顿了一下说：“就像瀑布一样，该奔泻的就奔泻。高压只会使她像岩浆一样，早晚会迸发出来，而且愈加强烈。肆意践踏和侮辱是不能容忍的。别有用心地逢场作戏，搞欺骗，也是不能持久的，最终还是要暴露原形的。” “林振成，说话可要小心点，当心有人听见打小报告整你。”我及时地提醒他。 “是的，是有人要整人。他们歪曲事实，别有用心。你看，”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当天的报纸，上面已被他圈圈点点地划了许多评语。他反复敲打着上面的标题对我说：“'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是这样吗？这完全是强奸民意。是可忍，孰不可忍。” “你轻点，好不好？”我真担心有人听见，又提醒他道。 “怕什么。”他把报纸撕得粉碎，狠狠地朝墙角的纸篓里一扔。 “你，你这样要是被学校领导知道了是要抓住当典型的。”我跺着脚说：“有火吗？” “什么？”他疑惑不解地问。 “把它烧掉。”我指了指他扔在纸篓里的那张报纸说：“不然是要若麻烦的。” “给。”他似乎冷静了点，从口袋里掏出火柴扔给我说：“其实，单单烧掉这样一些东西是没有用的，只有把问题的真正内涵搞清楚才是重要的。” 我没说话，只顾蹲下身去点燃报纸。 “黄淑英，”他有所指地说；“我真怀疑有人想毁了我们的党。” “林振成，你千万别乱说。”我站起身赶紧制止他。 “别的不说，就说这次总理逝世，为什么要这不准，那不准的呢？一个家庭死了个人还要亲戚朋友赶来悼念一下。可是这样一位深受人民爱戴的总理逝世了，却不能让人民组织起来很好地倾吐自己的感情。这是为什么？”他激动了，滔滔不绝地说着。 出于一种好意，我再一次地提醒他：“林振成，这不是我们所能搞清楚的，还是……” “还是什么？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就是有那么几个人要诋毁总理的高大形象，扰乱人心，企图取而代之。”他截住我的话，毫无顾忌地说。 “那，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政治上的问题我可不是他的课代表，只能退而避之。 “不！正气不可倔，民心不可辱。人民是不会永远沉默的。总有一天……”他顿住了话头，转过身去，连招呼没打就跨出了房门。 “林振成，你等等。”我没能叫住他，只好望着他那愤愤而去的背影消失在通道的楼梯口。 那天晚上，我躺在被窝里，脑子里翻江倒海，深深地陷入了痛苦的回忆和思考之中。 我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爸爸是上海一所大学的教授。前几年批评他的“反动”学术观点时，正赶上患病，不多久就去世了。妈妈在市工人医院当儿科主任。家里就我这么一个女儿。上山下乡那阵子，因为妈妈身边无子女，也就没有轮上。后来被分配到一家科研所当打字员。还在小学的时侯，我就喜爱数学，直到高中毕业，成绩在班级里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去年大学招生，我嚷着也要报名。妈妈无奈，只好拖爸爸的老同学找关系，列了许多摊得开的原因和理由，也算是开了点“后门”才进了这所学校。不能否认，像我这样几乎什么都是一帆风顺经历的年轻姑娘，在社会阅历上是浅薄的，头脑里考虑问题往往比较单纯，在精神修养上更是脆弱的，禁不起曲折和折磨。平时虽说对报刊上宣传的一些东西有时也有不理解的地方和不同的看法，可就是不愿去多思考。总以为那是领导和上层考虑的大事情，不是我们普通群众所能弄懂的，只要知道一点就可以了，不需要作深入的研究。反正毕业后是搞业务工作的，又不去干行政，当领导。总理的逝世，使我在意识取向上受到了冲击，朴素的阶级感情引导着自己自然而然地想表达原始积累的热爱和痛苦。然而，我还是没有更多地，更深地去思考那一连串的为什么。林振成的话点出了问题的要点，也震动了我的封闭圈。联想起前不久听到的一些“小道”消息，不能不使我感到这些现象的反常是有深刻政治背景的，难道真有人要搞垮我们的党并取而代之吗？是她？是他们几个？我简直不敢往下想了，身上也不由得感到不寒而栗，久久地难以入眠。 四 春天已到，北京的寒意却还很浓。清明节的即将来临，更增添了首都的肃穆气氛。 林振成这几天下午不在教室里自习，宿舍里也没有，晚上也往往找不到他。那天晚上的谈话，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上躺在床上，他的身影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说不上是对他数学课的关心，还是掺合着什么，我总是想找他。 中午洗饭盒的时候，我问他：“林振成，你这几天下午都到哪儿去了，怎么不见你？” 他朝两旁看看，拧大了水龙头，冲洗着饭盆对我说：“我去天安门广场了。这几天那儿的人可多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花圈堆得像小山似的，还有好多诗词，写得真好。我已经抄了一小本。” “下午还去吗？带我一起去。”我被他的情绪感染了，小声地说着。 “行。尽量别让人家知道。一会儿，我在阶梯教室门口等你。”他满口答应，随手拧上了水龙头。 天安门广场，一片沸腾。人群拥挤，宛如海洋。纪念碑前，花圈堆积如山，连金水桥汉白玉的栏杆上，小松林的树枝上都扎上了一朵朵的小白花。人民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出现了高潮。这里，一位手持写着“我们誓死保卫周总理”血书的青年工人站在人群中，情真意切，催人泪下；那里，一个挥手向围观群众演讲的青年，慷慨激昂，又是令人振奋。还有不少挂着照相机的人到处摄影。那几个背着挎包的人似乎还藏着录音机。 我跟在林振成的后边，穿梭在人流中，心情非常激动。是啊，他说得对，人民是不会沉默的。总理和人民心连心，人民和总理情连情。这就是人民的感情，瀑布般的倾吐，岩浆般的火热，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民已经发出了吼声。这一首首的诗词，一篇篇的祭文，似匕首，似利剑，直刺那一小撮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他们做得对。我们应该把这伟大的史迹记下来，传下去，让人们千秋万代，永远铭记。 “黄淑英，快来。”林振成招呼着我，向一张刚贴出不久，却已经涌满了一大群人抄看的《满江红》词挤去。“我念，你记。” “…… “寒流滚， 妖雾浓， 群情愤， 怒潮涌。 有主席思想， 八亿民众。 赤县那容鬼横冲。 承马列， 战旗有人展， 宇宙红。” “好!”人们一阵欢呼。“再念一遍。再念一遍。” “林振成，你读得真好。好极了。”我高兴地拉着他的手挤出人群说；“走，再到那边看看去。” “好。我们想法多收集点，等有机会把她印出来，发出去，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他搓着手说。 “亏你想得出。”我深有感触地说：“首都人民的觉悟真高啊。” “对。首都人民的觉悟是很高的。全国人民的觉悟都很高。你没听说，南京还贴出了指名道姓的大标语，打到那个……”他两腮猛地一吸，双手将拇指和食指一圈，套住眼睛，形象地点出了那个人。 “真的？”我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的？” “谁还骗你，都用油漆刷到火车上了，一直带到北京。”他靠拢我的身边说：“真带劲。他们不得人心，人民是不会饶恕他们的。” “林振成，你说，他们会追查吗？”我想了想问：“查到那些同志？” “这是肯定的。但也没什么好怕的，总要有人先站出来说话。再说，怕也是没用的。毛主席不是说过'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吗？他们就是代表了反动的东西。”他很坚决地说：“这就是要靠你，靠我，靠大家，全国人民都起来了，他们的日子也就不会很远了。自己干尽了坏事，还不让人民说，那有这种道理？” “光靠下边这样干，上面不动，能行吗？”我又提出了新问题。 “是的，党中央现在一定是碰到了困难。这正是我们大家忧心忡忡的原因。”他沉重却又自信地说：“但是，党决不是他们的'帮’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党一定会代表人民的意志铲除这帮害人虫的。陈老总不是说过'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倒；时候一到，全部报销’吗。江山代有伟人出，自有英豪平天下。人民的能量已经在沸腾，党中央会高度关注的。我们会等到那一天的。你信吗？” “信。”我钦佩地说：“说真的，林振成，你给我的启发太大了。一个人的成熟不能仅仅是业务技术上的，还应该在思想上学会对社会现象富于观察和思考，遇事多问几个为什么。正因为相信你是对的，我才跟你出来体验社会生活。” “谢谢你的鼓励。”他停住了脚，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让我们为了共同的事业并肩战斗吧。我相信你，黄淑英。”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不但体现了同学间的友好情谊，更表明了同志间的真诚信赖，同时，还包含了我的另外一种尽管还不成熟，却已经萌芽，并正在顽强增长的复杂心情。 第二天是清明节，由于身体不好，下午我没能和林振成一起去天安门。晚上，他带来了不辛的消息。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纪念活动被当作反革命事件残酷镇压了。许多人被捕入狱。他的肩上也被抡了一棒，肿得像快馒头，还是在一名素不相识的青年帮助下来才化险为夷，返回学校的。 “我不是英雄，干不了顶天立地的大事业。但是，我是名战士。作为一 名战士，为了正义的事业反而受到打击，这，这……”他说不下去了，双手抱住脑袋，一屁股坐在床上。 “别难过。斗争总是有曲折的。我们是战士，但能做名真正坚强勇敢的战士，也是很光荣的。越是困难越要坚持。光明总在前头。”我几乎使出了浑身解数的思想政治工作本领劝说他。最后又故意激了一句；“难道这就完了吗？” “没有。这只是一个转折。战斗未有穷期。人民还是要同他们战斗的。”他抬起头，两眼露出了坚毅的神色。 “痛得很吗？”我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肩头柔声问道。 “没什么。这笔帐总是要算回来的。”他满怀信心地说。 我也深信着这一天的到来。 五 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北京沸腾了。人们载歌载舞，迸发出压抑了很久的激情欢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参加庆祝大会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和林振成并肩漫步在公园的林荫道上，心情从未像今天这样的舒畅和喜悦。是啊，人民胜利了，祖国的发展更有希望了，我们的事业又迎来了灿烂的艳阳天。在这事关转折、前途和命运的大喜日子里，我们能不尽情地相互倾诉衷肠？能不憧憬我们充满美好未来的明天？ 年轻的人，火热的心。在共同的学习和斗争历程中产生的感情也是强烈的。几个月来，我们毫无保留地交流着各自的思想，研究各门功课，关心对方的生活。一种无形的情感悄悄地爬上心头。分离的寂寞，相处的欣慰，使青春的脉搏跳得更快了。无须否认，爱情的火花已在心中点燃，窜出了火苗子。虽然双方都未挑明，但从彼此的目光里已领会到了丰富的含意：我爱你。 爱情，这个古老而新鲜的名词，具有强大的魅力，特异的功能，为人们传颂和向往。虽然她也会给你带来痛苦和悲伤，但给人带来更多的却是幸福和欢乐，力量和勇气，希望和向上。不论是狂风暴雨，还是天涯海角，就像一块磁铁，牢牢地吸引着你，把你和你所爱的人紧紧地粘在一起，始终忠贞不渝，紧密相连，息息相关。 不是吗？我和林振成不正是在这同甘苦共患难的风雨之中相互结识，相互了解，相互结合为亲密的同志和战友的吗？基于共同的抱负和兴趣，我们在性格上的投缘，言语上的融洽，配合上的默契，常常沟通心灵上的感应。我们也有过争论，闹过别扭，但那都是为了功课作业和班级工作上的事情。相反，这不但没有冲淡、削弱我们之间的情感，两颗心却靠得更近，贴得更紧了。随着时光的流逝，爱的窗口也该是打开的时候了。 夜，静悄悄的。月亮躲进云层，星星眨着眼睛；一幢幢大楼的窗口闪烁着明亮的灯光，昏暗的路灯被远远地甩在后面。在一棵大树下，我们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脚步。相互看不清脸上的表情，只能听见彼此急促的呼吸声和感到自己胸口激烈的跳动声。 “淑英，”他轻声地问：“你，你觉得我，我的功课还能跟得上吗？” 这不是他今天要说的话。可我又怎么开口呢?我只能假装糊涂地说：“嗯，我，我怎么知道你呢。” “你，你是课代表，可以，可以参考参考。”他动感情了，说话的声音有点走调。 “只要你下决心，一定能赶上的。”说不上是鼓励还是偏爱，我低声回答。 “还得靠你多多帮助，淑英。”他的声音更加颤抖了。 我灵机一动，学着他的腔调说：“谢谢你的鼓励，还是让我们相互学习吧。我相信你，林振成同志。”话没说完，就咯咯地笑着跑了。 “你，你这调皮鬼。我让你捉弄人。”他紧追上来，一把抓住我的手，“看你还……” 刚逗起的嬉笑声嘎然止住，一股电流迅速导遍全身，说不出的滋味，使我一点也不想把手抽回。他先是轻轻地，然后是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两人对面而立，越挨越紧。 “淑英，我们”他憋足了气说：“我们，我们好吧。” “振成。”我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一下子扑到他的怀里。 爱的力量把我们搂抱得是那样的紧，两颗火热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夜幕也像懂事似的遮住了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的，热烈而甜蜜的接吻…… 六 天刚朦朦亮，我就醒了。拉开灯一看，才五点。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可不假。振成的来信，好似给我注射了一支兴奋剂，激动得我大半夜没合眼。按说该多睡一会儿，可此时的头脑比什么都清醒，就像是刚用凉水冲过一样，说啥也睡不着。 爱美是姑娘的天性。说实在的，在自己的情人面前，谁不愿意打扮得更漂亮一点呢？这种共性的特点也遗传给了我，而且在生活中养成了一种习惯，即便是不上班，也要穿着清洁整齐才出门，何况今天是去接久不见面的心上人呢？我从大立橱里翻出好几套新衣服，对着橱上的镜子轮着换，比着试，看穿那一件更合适。确切地说，怎样才更惹他喜欢，招他喜爱，尽管我知道我俩之间的爱情并非建立于此。换好衣裤，又换鞋袜。高跟鞋擦得铮亮，再配上肉色的长统丝袜更是显得柔和养眼。接下来便是梳啊洗的。涂嘴唇画眉毛用不着，珍珠霜还是要搽的，香水么，手绢上也要洒上一点。最后，免不了还要在镜子里好好地自我欣赏一番，直到感觉完全满意为止。 幻想着甜美的梦快要实现时，爱情是支配一切的。自然，这顿早餐哪怕是妈妈做的最好也是吃不出滋味的，别说还是像往常一样的一碗饭泡粥和一根油条沾酱油了。 刚要出门，妈妈从菜场回来了。猪肉、鸡蛋、豆芽、蘑菇什么的，满满地装了一篮子，另外还拎了一只老母鸡和几条大鲫鱼。 “妈，您买这么多菜呀。”我高兴地迎上去，接过篮子，又趁妈妈没注意，猛地在她的脸上吻了一下，“妈，您真好。” “瞧你，还跟孩子似的。”妈妈乐了，双眼眯成了一条缝。“时间不早啦，快去吧，屋里有我。别忘了早点和振成一起回来吃午饭。啊？” “嗯。”我点点头，走进厨房，把菜篮往桌上一搁，又从屋里推出自行车，对妈妈一扬手，“妈妈再见。” “嗳。去吧。”妈妈转过身来，“路上车多，小心点。” “知道了。”我跨上车子，应声而去。 大街上，车来人往，川流不息。汽车喇叭声，自行车铃声，人们喧闹声，加上商店里传出的流行乐曲声，交融在一起，弥漫在大街小巷的上空。主要街道上空，悬挂着庆祝国庆的巨大横幅，各家商店的门口经过粉刷装饰，也都焕然一新，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欢乐气氛。 要是往日星期天上大街，我准得挨着一家家的商店逛，在那琳琅满目的商品中看看有那些是自己喜欢的，该买的。特别是百货大楼的服装布匹柜，非去不可。色泽鲜艳的花布，细腻挺刮的呢料，质优价廉的化纤，真是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挑了这样，又选那样。如果说那儿是最吸引姑娘们去的地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但是，我今天却无心去看这看那的。一路上只顾钻里弄，过小巷，闯大街，穿马路，双脚不停地踏着，车铃不断地响起，直奔火车站。 四十五次特快列车九点进站，离到站时间还有早。于是，我就把自行车推到寄存处上了锁，向管理车辆的大爷交了寄存费。然后，轻松悠闲地走进了候车大厅，东张西望地想找个空座位休息一下。 候车室里，南腔北调，人声鼎沸，够喧闹的。一排排的长椅上都坐满了人，门口，窗下，墙角，大包小包，横七竖八地摆了一大溜，有的干脆坐在旅行包上。好不容易，我在妇婴室里挤了个座位，才算安顿下来。可是，我的脑海里依然是高度兴奋，不时地闪现出振成的身影，猜想他出现时的模样。真没想到啊，一个知识女性竟然被恋人的即将到来折腾得如此神魂颠倒，自己也不免悄悄地偷着乐起来。 “旅客们，由北京开往福州的第四十五次特快列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买好福州方向的旅客到检票处检票。”随着车站播音员清晰甜润的声音，一些旅客开始移向检票处。我也起身离开候车室，来到车站出口处，急切地等待着列车的到来，盼望着振成的出现。 不一会儿，出口处吐出了一长窜的人流。我站在旁边，睁大眼睛细细地搜寻着振成的身影。人快走完了，还没看到他。我不免担心他是否会坐这列车来。突然，在人流的后边，传来一声熟悉的声音，“大娘，别慌，慢点好了。” 是他？是他！只见他左肩上挎着两只大旅行包，右手还拎着一只大包袱。一位满头银发，拄着拐杖的老大娘走在他的身边。 “振成。”我踮起脚尖，向他频频挥手大声喊道。 “淑英。”他也看见了我，两眼露出了惊喜的光彩。 “振成。”他一出站门，我便抢上前，伸手就要接他手中的包袱，“来，给我拿。” “不。”他笑着说：“还是我拿吧。淑英，你先扶这位大娘，好吗？” 我顺从地点下头，刚想问这位大娘是谁，忽然听见迎面有人喊：“外婆，外婆。你可来啦。真想死我了。哎？黄淑英，你也在这儿。接人吗？” 抬头一看，原来是派出所的户籍警小乐。还没等我回答，老人抢先开口了。“小乐，这回可得好好谢谢这位同志。一路上多亏了他照应。”老人感激地说：“同志，可麻烦你啦。先别走，到我女儿家息会儿再说。前面不远就到啦。来，小乐，还不快把包袱接下。” “嗳。”小乐连忙接过振成手里的包袱，握住他的手说：“同志，谢谢你。一路上添麻烦，真是太感谢你了。” “没什么，顺便，也是应该的。”振成谦和地说。 “走，到我家去坐会儿。”小乐客气地邀请道。 “不客气。我还有事。”振成诚实地解释着。 “哎呀，同志，就去坐会儿吧。要不，可叫我怎么好意思呢。”老人在一旁拉扯着。 “大娘，您就别客气啦。我确实有事。瞧，这不有人等着吗？”振成指着我婉言谢道，随后又碰碰我的胳膊，“淑英，咱们走吧。” “慢点，同志。”小乐叫住了我俩，似乎有所察觉地盯住我，“淑英，这位是……” 我得脸不由得刷地一下红了。 “噢……”这下，不用作任何解释，小乐已经恍然大悟。他摸了摸后脑勺说：“好啊！黄淑英，你还真保密。来，介绍一下。我叫吴小乐。红旗派出所户籍警，共青团员，今年二十四岁，家住本市中山街四弄七十六号。” 既然帷幕已经拉开，也就没什么好羞得了。我转守为攻，“得了吧。又不是上婚姻介绍所，谁要你这样啰里啰嗦地自我介绍。” 振成上前一步，彬彬有礼地说：“我叫林振成，北京……” “又不是查户口。”我故意碰碰振成的胳膊，不让他说下去，继续跟小乐开玩笑，“对不起，警官先生，赶明儿再向你报户口。” “打搅了，小姐。”小乐咔地一碰鞋跟，敬了个礼说：“I an Sorry！” 我们三人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这下可把老人闹糊涂了。她不懈地问小乐：“你们认识？” “外婆，这位同志是她的男朋友。我和她从小学起就是老相识啦。”小乐大声说道。 “哦……原来这样。”老人也乐了。她拉着我的手说：“姑娘，你可相了好对象。他是个好人哪。我也该谢谢你才是。真有眼力啊，福气。” “大娘，别这么说。这是他应该做的，也是我们青年人应该做的。”说完，我偷偷地瞟了振成一眼。见他微微一笑，似乎这样回答是最好不过了。 “外婆，我们走吧。别在这儿碍事了。”小乐俏皮地说：“二位，祝福你们。改日登门拜访。” “欢迎你来。”振成客气地说。 “再见!” “再见！” 和小乐他们分手后，我们从车辆寄存处推出自行车，把两只旅行包挎在车后架上，推着车子开始往家走。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彼此该有多少知心话要说啊。可是此时此刻，谁都没吭声，一时不知从那儿说起是好。最后，还是他先打破了沉默。 “淑英。” “嗯。” “你，你是几时接到我的信的？” “前天。” “那，那你今天是特地请假来接我的？” “没。你忘了，今天是我调休，本来就休假的。” “噢？对。今天是你调休，本来就休息的。我怎么就忘了。”这样的主动开口说话，未免使他有点尴尬。 “太激动了。是吗？”我可找到了话头，激了他一下，两眼紧盯着他的脸。 他扭头一看，正好和我的目光相碰，两条多情的视线随即分开又马上相连。秋波荡漾在火热的眼神里。我俩会心地一笑，话匣子又像过去一样无障碍，柔情似水般地打开了。 我们走得很慢，谈得很多。从身体，生活，到家庭，社会；从学习，工作，到现实，理想，话题之多，范围之广，像是讨论百科全书似的。讲到社会上的不良习气，不正之风，既有叹息之声，又有不平之愤。说到开心之时，又咯咯笑个不停，引起过路行人投来一瞥瞥羡慕之光。 是的，相思苦终究盼成相聚乐，又怎能不互诉衷肠，好好地倾诉一番呢？“四人帮”把恋爱，婚姻，家庭划为禁区，不许人们去谈论。一提爱情两字，他们就挥舞大棒，横加指责。什么“资产阶级情调”，“有损无产阶级的健康机体”，“腐蚀人的灵魂”，等等，一派胡言乱语。许许多多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电影，戏曲，小说，诗歌，也被当作“毒草”批判，统统打入冷宫。但是，他们恰恰忘了，人类正是这样一代代地繁衍下去的，伟大事业的继承完成也确实需要她的存在和发展。 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其它动物，其根本标志之一就在于他们最能理解他人的情感。不难想象，一个在爱情上倍受创伤的人会在感情生活上感到幸福。同样，一个一生都没有获得过爱情的人，很难说他（她）的感情生活是美满的。如果每个人都能深刻地认识它，精心地培育它，并且像爱护自己眼睛那样珍惜地爱护它，那么，他（她）也一定能够幸福地得到它。工作上的需要，将我们分隔在两个城市，今后还可能会分居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像许多情人那样经常逛公园，压马路，进剧院，坐饭馆，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情是灼热的。当然，我们更深深地懂得，人民花钱培养我们，祖国建设需要我们，我们应该，也必须顾大局，识大体，正确对待这类全国很多，又一时无法解决的实际问题。革命者志在四方，四海为家，时刻要以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为祖国的四化大业作出应尽的贡献。这才是我们青年人应有的伟大抱负，灿烂青春。爱情，也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真正体会得到情深谊长，美满幸福。有人说，恋爱也有个志同道合的问题，确实是有道理的。 不知不觉，我们来到了长江路，穿过人行道，望对面的里弄走去。 这时，一位农村打扮的中年妇女，拐着包袱，抱着孩子，神色紧张地走到我们面前问道：“同志，市工人医院在哪儿？” “在解放路。到前面乘十九路车，过三站下车，转乘二十五路车，再过三站下车，往左拐不到五十米就到了。”我对这一带地段比较熟悉，便边答边问：“大嫂，孩子病了吗？” “是的。谢谢你，同志。”这位大嫂说完就急匆匆地往公共汽车停靠站的站牌下走去。 “淑英。”振成望着我说：“你看，她是从农村来的。路不熟，抱着孩子，又带着东西，上车下车的多不便。我帮她一起把孩子送到医院后再去你家，你说好吗？” “这……”我不由得犹豫起来，“这样行吗？” “行。我对城市交通的规则比她了解，再说，你刚才不是全告诉我了吗。你放心好了，用不了多少时间的。”他接着说。 “那，那我在哪儿等你呢？”我还是拿不定主意。 “你一个人先回去，跟妈妈报个信，就说我已经来了。”他还是坚持着，似乎一旦决定就不可更改。 “不。我不。妈妈知道了要说我的。”我低着头嘟哝着说。 “不会的。妈妈真要说的话，你就说是我要这么做的好了。”他抓着我的手说。 “要不，咱俩一块儿去。”我抬起头盯着他的眼睛说。 “瞧你说的，推着车子怎么一块儿走？又不好搬上公共汽车。你说呢？”他为难地说。 “嗯……那就我去吧。你先回去看妈妈。好吗？”我想了想说。 “你不在，我一个人多不好意思。”他顿了一下，叹了口气，装着无可奈何似的说：“那么，就别去送她了。” “谁说不送啦。”我好胜地说：“我又没说不愿意。” “那到底谁去呢？”他眨了眨眼睛问：“我去还是你去？” “你理足，当然是你去。”我撅着嘴说：“你可要早点回来，别叫人家一个人傻等。” “好。我替大嫂谢谢太太啦。”他调皮地抖了抖我的手说。 “真傻。一点也不理解人家的心情。”我瞅了他一眼，缩回手，揪着衣襟撒娇地说。 “委屈你了，亲爱的。我傻？”他突然低下头，在我脸上猛地吻了一下，笑着朝公共汽车站牌处跑去，边跑还边回头向我挥手。 够了。仅这一吻已使我心满意足了。说实话，我是不愿意离开他。但是，看到别人有困难，需要帮助，难道作为共产党员的他，能看着无动于衷吗？显然，他是对的。虽然是一件极为平凡的小事情，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真惭愧，正是在这当口，我动摇了，是那样的嗳昧，甚至有点过分自私。这就是我的差距。对比之下，他的情操是何等的高尚，形象又是何等的高大。这就是共产主义思想的火花，是我应该永远吸取的营养。振成，你不但是我的同学，战友，同志，而且是我的爱人。我为你感到骄傲和自豪。不错，还是小乐外婆说得好，你是个好人。 我爱你，好人。我深深地爱着你，我心中永远敬佩的好人。 我扶着在车后架上挎着两只旅行包的自行车，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默默地注视着十九路车启动向前，渐渐地远去，拐上了另一条马路。 七 快六点了，天渐渐地暗下来，夜神也悄悄地降临了。马路两边排列整齐，高大挺拔的路灯全亮了；各家沿街商店的大厅里灯火通明，橱窗上的霓虹灯不停地一闪一闪，映出各式各样光彩耀眼的画面；各种高大建筑物上的灯光大标语更是巧夺天工，鲜明醒目。车辆和行人似乎也比白天更多了。我家斜对面的电影院旁边，自行车摆得满满的；人流拥挤不堪，水泄不通。喧闹了一天的城市又把本来就充满节日欢乐气氛的人们带入了更加狂欢的夜生活里。 振成还没来。我心里开始焦急起来，不时地跑出院子，向大街上张望。真是的，人一有了心事，简直坐立不安，心里老是一个劲地犯嘀咕。 是没办完事，还在为那位大嫂来回奔忙？不象啊。已经半天多过去了。就算是陪着一起看病，也早该结束了。是误了钟点，没搭上公共汽车？不可能。二十八路车每隔十分钟就有一班，在医院门口上车可以直达大公园，再转三十六路乘六站就到电影院了，下车走到家不过几分钟，说啥也不会迷路的。那么，是路上出了什么意外？不会的。他根本不是那种鲁莽的人。再说，这是大白天。不会的。绝对不会的。难道碰上了分配在这儿的老战友或老同学，经不住劝说，被他们拖到哪儿海吃胡侃去了？可能吗？今天是什么日子，他能这么随便串门，贪杯醉卧而不跟他们解释清楚？可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唉！我心里就像是塞了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乱麻，彻底乱透了。 我开始怨他，恨他。即使有事，又不会拦你，拖你的后腿。为什么不能查查电话号码，先打个电话回来告诉一下呢？要是他在面前的话，一定要好好地埋汰几声，瞪上几眼，狠狠地指责一番，也好消消我的气。看他以后还这样不，尽让人操碎了心。 可是，我又爱他，想他，而且是那样的深情。他那大大的眼睛，浸透出充沛的活力，闪烁着聪明和智慧的神情；那显得棱角分明的嘴唇，总是挂着让人心动的微笑，流露出青春的诱惑。有时，他也会扮上一个鬼脸，更是若得你心花怒放。 最后，我只能怪自己，气自己，后悔当时没把自行车和东西寄存一下，跟他一起去，害得现在这样心神不宁地犯愁。想打电话，又没固定地点联系，就算是接通了医院，又不知那位大嫂姓甚名谁。出去找吧，偌大一个城市，往哪儿寻找才是有效途径，真是天知道。真好比是大海捞针——白费劲。没有半点办法，只能在家里等。原以为他至多不过晚点回来吃午饭，谁知一等就是一下午。真要命。 振成啊振成，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呢？你就一点也没有想到我和妈妈在家里心急如焚地盼望着你吗？快点到家吧，啊？！ “淑英。振成怎么还没来？”妈妈也不知是第几次从厨房里走出来发问了。 我竭力掩饰自己内心的焦急和不安，强作笑脸对妈妈说：“妈，你别急。他说好来，早晚一定会来的。大概是路上又遇上什么事情一时耽搁了。妈，你忙了一天了，还是先去息会儿吧。去吧，妈。” “哎。”妈妈叹了口气说：“那你再到外边去接接看，也许就到了，还在问路呢。别叫人家到了家门口还要瞎摸一通。” “哦。”我应了一声，慢慢地跨出了院门。一避开妈妈的视线，我就急步朝马路上跑去。 出门不远，挤过电影院熙熙攘攘的人群，拐个弯就是三十六路公共汽车的停靠站。站牌下，有很多人在等车。我刚停住脚，就见三十六路车正缓缓地开过来了。他在这班车上吗？我心里就像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地“扑通”个不停。 汽车由远渐近，“嘎”地一声停下了。前后两扇车门同时打开，乘客一个个地跨了出来。我双手紧揪着衣襟，眼巴巴地来回扫瞄着前后两扇车门，一眨也不眨，好像检票员似的，生怕漏了人。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终于出现在车后门口。我惊喜地真想扑上去，赶紧朝前跑。一不小心，踩着了一位大娘的脚。 “哦，对不起，阿姨。”我立即诚恳地向那位大娘道歉，脸上顿时露出了非常尴尬的神色。自己因看见恋人时抑制不住兴奋而迸发出来的红晕，和忘乎所以时因动作鲁莽感到羞愧而突发的脸红同时融合在一张脸上，真是一次难得的形象生动的大写真，大曝光，太丢人了。 “不要紧。”大娘望着我兴奋却带歉意的神态，似乎看出了秘密，和蔼地说：“没什么。” 可能是听到了我和大娘说话的声音，或者是我的行为举止引起了路人的注目，振成已经看见了我。棱角分明的嘴唇上又露出了我刚才还看见，却又像是很久没有看见的笑容，还是那种亲切活泼的语调，“淑英。”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幻想变成现实，焦虑和不安也随之烟消云散，更谈不上什么怨那恨的了。我一把挽住他的手臂，娇恬地说；“振成，怎么到现在才来。真叫我和妈妈等急了。” “你猜猜看。”他调皮地说。 “真坏。来晚了还给人家出难题。”我嗲嗲地膘了他一眼。 “哟，还生气呢。”他笑了，“是这样的。我中午已经到过这儿，后来……” “中午你来过？”我吃惊地打断他的话问。 “来过。”他肯定地，不以为然地回答，“你不信？” “谁说啦。”我摇了摇他的手臂，急切地想听他说下去。 “我把大娘安置好，乘二十八路车到这儿时，已经快中午了。刚要拐过这条马路，按你说的线路进去找你家，恰好迎面碰上一位老大爷。他说是从大连来的，要到广州去探望儿子。出来的时候，同院的老孙头托他在这儿下车，顺便捎点东西给在市环保研究所工作的女儿。地址是'辛富路三园弄二百五十八号’。谁知下车问讯时，由于南北方口音不对，人家把'辛富路’错听成'幸福路’了，一南一北，正好指了个颠倒。结果，老大爷大包小裹好不容易找到'幸福路’，却怎么也找不到'三园弄二百五十八号’，至于老孙头的女儿那当然更打听不到了。后来，他才听别人说，那是'幸福路’，不是'辛富路’，南辕北辙，完全乱了套了。看看时候不早了，还有好多转弯抹角的路要走，老大爷生怕再摸错了地方，加上又累得慌，急得坐在马路边直叹气。见到这情景，我就和他一起去寻找'辛富路’。你是知道的，我对你们这座城市是非常陌生的。走走，问问，又坐车转车，折腾了大半天才找到老孙头女儿的住处。可他们也真够客气的，非要留我吃了晚饭再走不成……” “你吃了饭了？”我的心一楞，迫不及待地打断他的话，急切地问。 “没。”他拖着长音说：“新女婿上门，我怎能随便在人家那儿吃饭呢。我可不像马天民那样，要不然，有人也会像刘萍那样不高兴的。嗯？” 我暗暗地吁了口气，赶忙吱吱唔唔地叉开话头问：“那，那后来呢？” “后来，”他接着说：“后来我只好把话全挑明，说我是特意从郑州赶来，第一次去女朋友家拜见岳母大人。岳母和女朋友还在家里等我上门吃午饭呢，可现在连晚饭都该吃啦。老大爷很感动，他非要问我叫什么名字，一定要写信到我单位去表示感谢。老孙头的女儿想得更周到，说这里的老人把新女婿头次登门称作毛脚女婿上门，是非常看重礼仪、礼节规矩的。她担心我第一次去女朋友家吃饭就失约，弄不好会吹了这门亲事。也硬要我留下地址姓名，以便亲自登门道谢和解释。” “你告诉了？”我问。 “哪能呢。怪不好意思的。再说，难道我连这点自信都没有？”他说。 “会吹吗？”我逗着问他。 “不会的。”他不假思索地说：“对了，临走时，他们说啥也要我带上几只苹果，说是祝福我们的爱情美满幸福。没法子，只好拿了两只。不然，是没法脱身的。就这样……” “我就来了。是吗？”我没等他说完，接下去说。 “可不，我就来了。给你说对了。”他快活地笑了。 “难道你没想到我和妈妈在家里焦急地等你吗？”我装作不高兴地问。 “怎么没想到，但我想到你和妈妈要是知道那位老大爷奔波异乡找不到亲人的焦急心情时，你们是会理解、原谅我这样做的。”他自信地说。 “饭菜我们都吃完了。”我又像是怄气般地说。 “嘿嘿，怎么会呢。我知道，妈妈一定做了好多的菜等着我去吃呢。”他吐了吐舌头说：“你们是不会生气的。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你呢，不是出来接我了吗？” “就你会说。”我朝他撇了撇嘴，故意将手狠狠地从他的手臂里抽了出来。 他楞了一下，从口袋里摸出只大苹果，抓住我的手，“给。你先尝一个。怎么，我做得不对？不好？” 瞧他那个傻样，我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随后接过他递过来的那只颇有一番来历的苹果，再次挽住他的手臂，将火辣辣的脸倚靠在他的肩头，喃喃地说：“振成，你做得对。很对。你真好。” 不知咋的，他的脸竟像姑娘似的，刷地红了，一直红到耳根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是这样的脸红，就像那只又大又圆的红苹果。 “你呀你。”我把他的手臂挽得更紧了，心里就像吃了那只饱含着他人真诚祝福的红苹果似的，深深地感到又香又甜。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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