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中国的重疾患者赴日就医面临巨大挑战，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仍然会本着人道主义接收需要治疗的重疾患者到日本治疗，而作为国际医疗服务机构也应该肩负社会责任，为中日联合共度难关架起桥梁，为身患重疾的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厚朴方舟 王刚：非常荣幸！今天请到舛添 要一先生和村田 吉隆先生。厚朴方舟是帮助中国的重疾患者到日本和美国寻求治疗方案的国际医疗服务机构。在现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我们的患者面临着非常大的问题。我们想请问两位先生，日本在当前是怎么去对待这件事？日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采取像美国一样，禁止中国人入境的极端政策？ 舛添 要一：传染性疾病有各种不同的阶段。在传染性疾病发生的时候，制定相应的政策应该是根据不同的阶段区别对待。具体来讲，当时我在任劳动大臣的时候（2009年）也发生了这样类似的情况。当时因为病毒的致病性和致死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当时我们已经制定好了对应的行动指南。但实际上后来流感的发展并没有那么严重，所以我们就逐渐的放松一些政策的限定范围。 我们观察当前中国的状态，现在死亡者数是900人（2020年2月10日），感染的人是4万人，而且从几天前开始，感染的高峰已经逐渐的下降。我想疫情已经慢慢得到了缓解，开始逐渐下降的趋势。 当时我经历日本国内疫情的时候，正好是日本的黄金周，所以所有的活动都不得不终止。日本旅游协会的业务也受到了很大影响，他们也希望疫情缓解后也适当的放松政策。如果疫情缓解后不放松政策，就会使整个行业受到巨大的损失。所以，作为政治领袖，必须权衡好政策和经济活动的双向平衡。所以我认为武汉或者说湖北省需要制定比较严厉的政策，但是对于北京和上海这类地区，我认为是没有必要那么紧张的，政策可以放宽松一些。比如说武汉或者湖北省，或者其他有可能的感染者，我们一定要严格控制，限制他们进入日本。但是，比如北京或者大连，测量一下他们的体温，确定他们也没有疑似症状，就没有必要拒绝他们入境。再过一段时间，疫情得到缓解了就不会有问题的。对于已经感染并且被治愈的人，当他们痊愈之后，他们是有免疫的，可以说没有比他们更安全的人群了，所以可以让这些人自由入境。我认为政府可能之后会出台这样的一些入境政策。 村田 吉隆：我的意见跟舛添 要一先生差不多。美国非常谨慎，新加坡、菲律宾、还有蒙古都已经禁止入境了，中国澳门也在禁止入境。因为美国的政策颁布非常突然，这就关乎到在美国治疗重疾的中国患者的性命问题。实际上我也问了现在的（日本）国会议员。议员说，日本可能不会像美国这样做。刚刚舛添 要一先生也讲了关于经济和政治问题，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日本可能不会像美国一样，采取这样严厉的政策和措施。所以我认为情况可能不会比现在更糟。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虽然很困扰人,但是也不用太介意。 舛添 要一：关于根据护照签发地限制入境的政策，比如常驻上海的人，护照签发地是湖北的情况，只是个案，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去说明解决。比如通过包机，把曾经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人运回日本。但是，如果这些日本人的配偶是中国人的话，在“一刀切”的时候可能就会采取只让日本人回国。当时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通过日本的外交机关跟中国的外交机关进行协商，然后使（他们）的中国籍配偶在后续的航班也回到了日本。其实跟这种情况也是一样的。那么日本为了避免湖北省的人入境，就规定持有湖北省签发的护照的人限制入境。但是像刚刚谈到的这种情况，虽然他持有湖北省签发的护照，可以开具具体的证明，来说明他虽然是湖北省签发的护照，但是他的常驻城市和他的护照签发地是不同的。这个都是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具体分析，我想日本政府会做到这一点。因为现在是紧急状态，可能很难对各种具体的事项具体对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再过去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对于类似的问题，日本政府可能也会采取宽松的心态去处理和对待。 刚刚谈到的这个情况是最极端的情况，但是我认为如果快一点的话，也许在二月份之内，疫情会得到控制。 公主号游轮事件，应该是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最可怕的是全球性的爆发瘟疫。我在任的时候，实际上是出现了H1N1爆发的状态，WHO世卫组织把那一次的疫情定义为VI级。日本的患者，大概有两三千左右，如果真的达到那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二次传播。目前除了这个游轮以外，在日本还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 正好现在国会正在开会的过程当中，只要能够获得准确的信息，就能解决。需要大家能把这种情况让更多的人知道，通过媒体传递给社会。我想日本政府不会做出一些不合理的判断，或者是出台一些不合理的政策，我对这件事情还是比较乐观的。 村田 吉隆：刚刚舛添先生也谈到了，可能不会有这种极端的全面封闭。口岸（邮轮）的情况发生，虽然我不是非常乐观，但是最近我也读到报纸上有说，因为例行戴口罩，手清洁，所以今年罹患流感的人群也非常非常的少。那么我想这种（防护）举措也能够对于病毒性疾病的预防起到非常良好的作用。所以大部分人可能不会认为这次的疫情在日本会有爆发的情况，我认为不必做这种担心。但是，是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具体解决的，比如说可能需要跟法务省去交涉，在办理签证的时候说明一下具体的情况。 安倍内阁对医疗观光产业，是抱着非常积极的态度，在这种大环境下，我想会有很多解决的方法。 厚朴方舟 王刚：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日本在极特殊的情况下采取这种非常的政策，全面限制入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让政策更人性化，允许持医疗签证的重疾患者入境。 为了我们国家的防疫需要，同时本着对日本社会负责的态度，我们已经全面停止了赴日体检业务。但是重疾患者的治疗不能停。到日本来治疗是我们很多重疾患者的一个出路。如果日本采取一刀切的政策，是对这些人很大的伤害。我们在这里呼吁，请日本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请考虑持医疗签证到日本治疗的患者。我们的理由有三个，1、日本是实施医疗签证制度的国家，从患者开始的申请到去使领馆申请医疗签证，都是可识别的，包括在入境的时候，患者持有的签证也是不一样的；2、重疾治疗的患者到达日本以后并不会挤占日本的抗疫医疗资源，他们大部分是肿瘤患者，他们所需要的是手术外科、肿瘤内科的医生；3、这些重疾患者现在面临着非常困难和危险的处境，很多都是持续在日本治疗的，如果禁止这些患者入境，对于他们来讲，是不是太可怜了。所以希望日本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能够有人性化的考虑，为这些重疾患者留下绿色通道。疫情过去以后，日本对全球去开放自己的医疗资源，发展国际化的医疗产业是重大利好。而且也像全球展现出来日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会有人性化的选择。 我们厚朴方舟也愿意肩负起企业对社会应尽的责任，我们愿意为这些重疾患者提供相应的保证，我们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舛添 要一：当然，具体的情况会具体的分析，具体的对待。我认为日本社会、日本政府，还是会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来制定政策的。 村田 吉隆：医疗观光产业是日本政府推出来的一个重要政策，有非常明确的定位。在这种大环境下，需要像厚朴方舟这样的健康管理医疗公司，让许许多多患有重大疾病的患者，能够享受到日本良好的医疗资源。要想做到这一点，我非常同意，王总刚刚提出的这些建议和想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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