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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或以后，对杜甫行踪详加考证的文章还有王重九的《杜甫弱冠西游考》、沈元林的《唐宝应元年杜甫行迹考》、孙士信的《杜甫客秦州赴两当县考――关于杜甫由秦陇入蜀路线的质疑》、陶瑞芝的《杜甫自齐赴“西归到咸阳”时间考》、陈铁民的《由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乔长阜的《杜甫的应进士试和壮游齐赵新探――兼探杜甫初游吴越的时间》等。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实地考察来研究杜甫的行踪，此种研究法以张忠纲的《杜甫在山东行踪遗迹考辨》开其先河，此后有林家英等的《评踪辨迹学杜诗》、张忠的《杜甫陇右纪念遗迹》、杜甫纪念馆的《杜甫川北行踪遗迹考察记》、丁浩的《杜甫两川行踪遗迹初考》、《杜甫两川行踪遗迹资料辑录》等。不过，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最突出的成果还是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集体实地考察后所编写的《访古学诗万里行》一书，该书不仅纠正了历代杜诗注家的不少地名错误，还发现了许多新的踪迹和新的地望，不少成果为陈贻焮《杜甫评传（中、下卷）》等新的论杜著作所直接援引采用。 杜甫一些重要行止的原因杜甫后期先后漂泊西北、西南，都是在一地生活一段时间后即离去，对于杜甫离开这些地方的原因的探讨，也是杜甫生平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1、离开华州去秦州的原由。关于杜甫由华州去秦州的原由，旧说认为，属“关辅饥，辄弃官而去，至秦州”。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亦主此说。首先提出新说的是冯至的《杜甫传》,该书认为，杜甫至秦州乃是因为此地有其从侄儿杜佐与友人赞公。朱东润的《杜甫叙论》则认为，杜甫之所以去秦州，是因为他想去蜀中投靠房琯、刘秩、严武等朋友，而秦州是当时由关中至蜀中较为安全的线路上的必经之地，故有秦州之行。此后还出现了一些研究杜甫弃官去秦州的缘由的论文，如冯钟芸的《关于杜甫弃官往秦州缘由新探》、王抗敌的《从弃官西游看杜甫思想的复杂性》等，陆续提出了避乱说，归隐说等。 2、离蜀的原因。旧说认为，严武病卒成都，杜甫无从依靠，故而离去，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冯至的《杜甫传》、朱东润的《杜甫叙论》皆从之。陈尚君的《杜甫为郎离蜀考》、《杜甫离蜀后的行止原因新考》则认为，杜甫离蜀的真正原因，乃是入京为郎，时间在永泰元年严武未卒之时。陈文还认为，杜甫之被任命为郎官，乃是严武向朝廷奏请所致，与入参严武幕为两回事。后来陈贻焮在《杜甫评传》中吸收了陈尚君这一新说。 但是张忠纲在《论严杜交谊与杜甫之去蜀》中不同意陈尚君的为郎离蜀说，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商榷，最后认为杜甫离蜀仍然是因为严武死后，无所依从所致，旧说不误。 3、离开夔州南下湖湘的动机。杜甫南下湖湘的动机，旧说以为是投靠亲友，王辉斌《杜甫出峡后两改初衷探究》则从多方面对之进行了辩驳，认为杜甫南下的真正目的是受功名的驱使与欲解民于倒悬。 交游杜甫一生交游甚广，诗文中所及时人很多，对于杜甫与这些人的交往情况的考证，也是杜甫生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世纪除了一些年谱、评传、传等专门著作中涉及到杜甫的交游问题，还产生了相当多的研究杜甫交游问题的论文。 杜甫生平研究 共有4页,您还有1页没有浏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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