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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州招提寺慧朗禅师刚参见马祖道一时，马祖问：“你来求什么？”慧朗说：“求佛知见。”马祖说：“佛已超越知见，有知见就是魔。”马祖又问：“你从哪里来？”慧朗说从南岳来。马祖说：“你从南岳来，未能（从石头希迁那里）获得禅法心要。你赶快回那里，不应该到别的地方。” 慧朗刚回到石头希迁那里便问：“如何是佛？”石头说：“你没有佛性。”慧朗问：“像草木虫鱼之类的蠢动含灵呢？”石头说：“他们是有佛性的。”慧朗说：“草木虫鱼之类的都有佛性，为什么我却没有？”石头说：“因为你不肯承担！”慧朗豁然大悟。 作招提寺住持后，凡有求学的人来，慧朗禅师都说：“去去，你没有佛性。”他接引学人的作风就是这样。 佛教认为，每个人都是潜在的佛，因为每个人都有天然的佛心。石头希迁禅师却在肯定了“蠢动含灵”的佛性后，否定了慧朗的“佛性”，原因只是他“不肯承当”——佛法有大乘、小乘之分。乘即乘载，就像车船，大小不同，乘载量也就不同。简单说，小乘主张自度，通过修行，让自己得道成佛，解脱烦恼；大乘，虽也追求“自度”，但不仅于此，还期望能够“度他”，能够“慈航普度”，让众生都得解脱，即所谓“大慈大悲”。 曾有学僧问赵州从谂禅师：“学佛的人会进地狱吗?”赵州答道：“老僧第一个进! ”学僧不解地问：“你是得道高僧，修行这么好，怎么还会进地狱呢? ”赵州答道：“我不下地狱，谁来教化你? ”简单的一句话，却体现出佛禅敢于承当的精神境界。 在中国、日本和韩国，佛法多以“大乘”为主。所以我们看到，学佛也好，参禅也罢，那些真正的得道者，并非真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远离红尘，逃避责任；更多的是，在觉悟后的坦然面对和承担。地藏菩萨曾声称：“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与西哲所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遥相呼应。这也正是佛家慈悲为怀、济世救苦精神的体现。 宋朝时，日本僧人永平道元度海来到中国，落脚在天童山景德寺参禅修行。寺里有一位驼背的老和尚，是负责膳食炊事的“典座”，已近70岁了。有一次，他在盛夏的烈日下，一手拄着拐杖，一手将香菇一颗颗排在地砖上晾晒。僧人都知道，寺院里需要大量香菇，必须趁暑天烈日晒干，以便储存备用。 道元看到他汗水淋淋地工作，非常不忍心，就跟典座说：“师父，你年纪这么大了，怎么还要做这种琐事？你完全可以让院里其他僧人代劳啊！”哪知典座头也不抬，毫不犹豫地说：“别人并不是我啊！”道元说：“话虽如此，但工作也不必挑这种大太阳的时候吧？”典座反问道：“大太阳的时候不晒香菇，难道要等阴天或雨天再来晒吗？” 道元听了老者的回答，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悟。 “别人不是我”——禅者的生活，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假手他人，更不会茫然等待，这种饱满的精神气象，这种勇敢的承认和担当，或许是我们今天的教育，所特别缺乏的。 中国教育存在很多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问题，肯定不完全是教师造成的，也不是仅凭普通教师的努力，就能在一时半会间得到改变和解决的。所以，很多时候，说到教育的现状和问题，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摇头，叹息，牢骚或抱怨：大环境如此，社会如此，我有什么办法？——“上级要来检查、考核，我有什么办法？”“上头要求我们这样做，我有什么办法？”“我也认为这样不对，可是考试要考，还得这样，我一普通教师，有什么办法？”…… 我理解这种无奈，但是不赞同这种推卸——对自身责任的悬置，和不敢承揽。大环境不正是由小个体构成的？所谓的社会，能够脱离如我们这样的群体而单独存在？不会的，也不可能。我特别赞同易卜生的观点：“每个人都对他所属的社会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端他也有一份。”所以，说到文化，我更愿意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文化的一部份。每个人都是其中之一，就像佛家所说的“我即众生，众生即我”，这既意味着一种承忍，也意味着一种担当——每个人的好，才能让它好起来，每个人的坏，也必然让它坏下去。 几只虱子，的确不能顶起一床被子。但是我们每个人头上，都顶着一片天空，就像每棵草头上，都顶着一滴露珠。所以，面对教育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反躬自省：这些问题，究竟是怎样造成的？我们自己，是否也需要承担其中的一份责任？ 许多年前，痛感于教育上的“一把尺子”、“一刀切”，我写过一篇《不做园丁》的短文，在某家报纸上发表后，引发了一篇《园丁无罪》的回应。作者的大意说，园丁也有园丁的不得已，园丁不过是在执行“规划图”，所以园丁无罪。记得当时，自己也曾作过回应，说“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反思与忏悔”，遗憾的是，或许太过犀利，这篇文字最终没能刊登出来。 但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看到师弟夏昆的文字，就觉得特别亲切。他在追叙自己的“教育史”时，特别记录了一个细节——他的一个学生自杀了。那是个可爱的女孩。努力，刻苦，非常在意自己的成绩。但是，因为高考失利，她服毒自尽了。在医院里，看到女孩躺在地板上，头发一丝不乱，表情很安祥，我的师弟，那个魁梧的汉子，“在所有人的面前痛哭失声”。 当同事劝他，说女孩的死与他没什么关系时，他说：“当她为了成绩而哭泣的时候，我把她当作全班的榜样，当她过于看重分数的时候，我认为也可以成为一个极好的范例来教训学生，”他说，“我是有罪的。”——那个时候，他想起一个朋友文章里的一句话：“站在这个讲台上的我们，都是有罪的。” “站在这个讲台上的我们，都是有罪的！”这话，说得多么沉痛——很多时候，在荣誉面前，我们似乎都愿意自己能够“与之有染”，但在责任面前，在痛苦和耻辱面前，我们都巴不得自己“与之无关”。我们甚至可以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百般开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事非己愿，迫不得已……真是这样的吗？ 柏林墙倒塌前两年，东德的卫兵亨里奇，射杀了一名企图越墙逃往西德的青年克利斯。1992年2月，在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亨里奇受到审判。被告律师辩称，亨里奇只是在执行命令，而没有选择的权利，所以罪不在他。但是法官认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然而，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自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是的，面对那种万不得已的情势，你别无选择，你必须开枪，但是你可以“故意”打不准——这就是著名的“一厘米主权”。2010年，它被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等机构专家审定，入选“年度新词语”，并收录到《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 任何人，都不能以“听从命令”、“执行任务”为借口，去跨越道德伦理的底线，否则就应当承担罪责。这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也是最高境界的良心。任何教师，也都不可以把教育制度和政策，当成“作恶”的理由，或推卸责任的借口。事实上，一个习惯辱骂、挖苦学生的老师，即使制度改变，政策改变，环境改变，要他用真爱温暖孩子，恐怕也很难；而一个心怀真爱的教师，无论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够发自内心地对孩子露出真诚的笑，伸出扶助的手，展开温暖的怀。 或许，我们真的没有罪——无论对教育，还是孩子，都饱含真情、真爱，无论教书，还是育人，都尽心尽力，做到了最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教育的问题，对于教育中的不公、不义，我们就可以袖手旁观，视若无睹，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作为教师，我们至少应当表明自己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沉默就是赞同，甚至，沉默就是帮凶。因为，在本该呐喊的时候，你选择了沉默，这无疑意味着，你也用间接的方式参与了罪恶。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反思“二战”教训，特别是纳粹暴行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我们全都有责任。对不义行为，当时我们为什么不到大街上去大声呐喊呢？”这话值得我们深思。可作印证的是，纳粹头子艾克曼，在接受国际法庭审判时，曾为自己辩解：“没有外在的声音来唤起我的良知。”对这样的强盗逻辑，我们大可一笑置之，不予驳斥。但细想，也并非毫无道理。民间故事里，那个临刑前咬掉母亲乳头的孩子，不正是因为他觉得，母亲以前对他太溺爱，没有尽到应尽的教育之责吗？ 艾克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时，汉娜·阿伦特以记者身份，写了五篇报道。在这一系列报道中，阿伦特提出了“平庸的恶”这一概念。她认为，艾克曼犯罪的动机，只是因为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在执行种族屠杀令时毫无道德负罪感，因为他把这种“伟大的事业”看成了最高道德指令，并全身心投入。阿伦特认为，艾克曼身上体现的只是“平庸的恶”，平庸到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用权威的判断代替自己的判断，从而无法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本质。简单说，就是“不思考”、“随大流”——可为佐证的是，《生死朗读》中的女主人公，在法庭上回答为什么屠杀犹太人时，也曾说：“我能怎么样？那是我的工作！” 也许这样的联想，太沉重了些，用来言说教师之于教育的责任，也过于苛刻。但是，在处于变革时期，在教育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如果每个教师都把自己仅仅看成行政命令的执行者，看成恪尽职守的机器人，没有思考，没有反省，甚至觉得自己也是受害者，是无辜者，或者以为这是“为学生好”，即使这不算“平庸之恶”，也至少是“平庸之过”。 面对教育的种种矛盾弊端，面对那些积重难返的沉疴痼疾，我们也许的确无法制止，也无从改变，但是，就像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所说的“每一次做爱，都是对专制的一次反抗”，我们至少应当也可以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看法，表明我们并不情愿这样做，我们反对这样做，因为，这样做是不对的，是“反教育”的。我们至少应当在内心追问自己：我该做多少？我能做多少？我做了多少？哪些是我该做、能做却没有做的？为什么该做、能做的我却没有去做？ 中国有一千多万教师，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换个角度，14亿人，只有百分之一的教师，也是小数目。庞大也好，渺小也罢，无可否认，这一千多万教师，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或者说，我们每个教师，都是中国教育的一部份——每个人的沉重，构成了它的沉重，每个人的美好，营造着它可能的美好。我们的努力，或许不能让它立刻改观，但是我们的每一点改变，都会对它有所影响，有所改变——就像一滴滴雨，不断落下去，那柔韧的滴落，甚至能将坚硬的石头，咬出一点点痕迹，甚至一个个坑穴。 因此，无论如何，我仍然愿意相信，未来可能会更美一些，世道可以更好一些，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作出自己的努力的话。而这样的努力，其实也并不艰难，不过就是认真做好我们力所能及的事——作为教师，如果不能抗拒所谓的“上级要求”，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不狐假虎威，不助纣为虐；我们不能改变大环境，至少可以改变自己的教室，调整自己的课堂，影响我们的学生：只要走进教室，关上门，站上讲台，我们就可以为班上的孩子，展现尽可能美好的世界，尽可能丰富的生活，尽可能温暖而坚定的理想与信念。就像很多年前，我所创造的那句“名言”：“我们不能扭转季节，但可以营造局部的春天。” “所谓好人就是，在明白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不知道谁说的这句话，我非常喜欢。在好些场合，我也曾套用引申：“所谓好教师就是，在明白了教育的真相后，依然热爱教育”——这种热爱，不再是盲目，而意味着清醒，清醒后的责任和担当。无论如何，每个个体都应当对自己负责，每个个体也都至少可以对自己负责。 如果有更多的人愿意这样做，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做，那会是怎样？爱迪生说：“如果所有人都能真正做到能力所及的事情，结果会使我们自己震惊。” 越南战争期间，一位名叫穆司提的美国平民，每天晚上都举着一根点燃的蜡烛，站在白宫前表达他的反战立场。在一个雨夜，他依旧手持蜡烛站在那里。一个记者忍不住问他：“穆司提先生，你真以为你一个人拿着一根蜡烛站在这里，就能改变这个国家的政策吗？”穆司提回答：“哦，我没想过是否能够改变这个国家，我只是不想让这个国家改变我。” 对于教育问题，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无论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我们每一个教师，都应当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至少，应当守住自己的良知，守住教育的底线——守住良知，这才是我们的救赎之道，守住底线，这才是教育的救赎之道。 长按下面，随时看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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