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朋友惠赠，收到杨自强先生的历史随笔《将相本无种》。闲暇之余，翻来颇有意趣，正如太史公所言：“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人是没见过，不过还是愿意就读书心得对本书做一个解读。 首先作者的学术经历多有独特之处，八十年代师从新中国楚辞泰斗姜亮夫先生治古典文献学，姜亮夫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算是入室弟子。因而作者亦这三位大师的再传门人，毕业后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学术生涯后，投身传媒界成了一名报社编辑。报社编辑与其说是一个报人，不如说是一个社会观察家，有别于一般以知识执业的行业，作为一个社会观察家，知识刷新速率远高于常人，用一句通俗的成语概括，就叫见多识广。因而决定了作者读史的视野不同于学院派治史的枯燥呆板。读史实是读人，将社会观察家的阅历融汇到对历史的理解中，自是本书的独出机杼之处。 全书共三十九篇，前十九篇的范围是南朝史，后二十篇是塞外史，或许是巧合，或许是学者对于学术薪传的自觉，正好对应陈寅恪和王国两位学术巨擘的治史领域。虽然是一本历史随笔集，写的是王侯将相之事，不过作者在也如同一般的学术著作，在开头谈了一下方法论，因此在本书的编排上，作者一反书名中揭示的帝王将相主旨，而是开篇写了一个读书人的故事，借着萧齐时期著名的“两脚书橱”陈澄嘲讽了那些学富五车，却不通现实的知识分子。篇尾，作者用《五灯会元》中的典故做了一个总结：“空门不肯去，投窗也太痴；百年钻故纸，何日出头日。”这何尝不是作者治学的夫子自况呐？ <二> 熟读中国史的人一定对“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句话不陌生，这句话典出与我们嘉兴颇有渊源的范蠡之口，道出了功臣在乾坤之造后的尴尬处境，但是这种耳语之论，是不能堂而皇之说出来的，但是在这本书中作者披露了南朝宋明帝的“五散石”之论，读罢宋明帝之论令人生出“我竟无言以对之感”，当时南朝时兴服用一种致幻的瘾品，叫五散石，所以宋明帝借着五散石说了一番道理： “将之为用，譬如饵药，当人羸冷，资散石以全身；及热势发动，去坚积以止患。敢忆始时之益，不计后日之损；存前者之赏，抑当今之罚。非忘其功，势不获已耳。” 当日吴喜在宋明帝龙座未稳之际，横刀跃马，平定四方，是皇权“羸冷”之际一幅热剂，但到体温回升之后，则必须“去坚积以止患”。宋明帝心里非常明白当日坐稳地位实在有赖于大将的拱卫，故云：“勋诚实重，事计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己，因流涕不自胜。”也就是说宋明帝本身并非不计感情，嗜杀，所以每念及于此，痛哭流涕。但是这类鸟尽弓藏之事，一再重复在中国政治史中，实在是政治场域中有其一套独立于人情之外自在自为的理性逻辑。皇权太过于吸引人，因而任何人坐到这个位置上，实在是对于功臣的人性假设没有信心，与其为鱼肉，不如为刀俎。 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在天下太平之时，武将自然是被皇帝往床底一塞的夜壶，而当天下危难之际，皇帝就不免“国难思良将”，如果一个武将能够明白自身的价值所在，就得学会创造局势使得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北朝当年有一个大将慕容绍宗在涡水大败候景，一路穷追不舍，候景灵机一动，派一个说客前往，历史上记载下来的对话不多，就八个字：“景若就擒，公复何用？”估计慕容绍宗听后，身体一阵寒颤，恨不得狠抽自己两耳光，自己竟会糊涂至此？于是就放了候景一条生路。这就是中国古代那些脑袋拎得清的武将常干的一件事：养寇自重。 从书中提供的这两则故事，一正一反，向我们揭示了权力逻辑于日常人情的不同之处，在权力运作中，亲近之人亦可以成为威胁，而敌对之人也可以成为帮手，盖因至极的权力逻辑只有功利，不存亲情之故。 <三> 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在《世界史哲学讲演录》中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虽然对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采用一种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视角审查中国是否可适，这值得商榷，但是黑格尔的观察现象本身并没有太大问题，中国每个朝代的更替确实在形式上是高度同质化的。何以产生这种现象呢。在本书中“向敌人致敬”一章向读者揭示了其中的奥秘。 杨家将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北宋开国时与辽国多番开战，杨老令公杨业以其骁勇，在《辽史》中被称为“杨无敌”，按说这样的敌人应该在契丹人这里看起来是咬牙切齿才对，但是过了百年之后，大文豪苏辙出使辽国时，却发现，辽国为杨业建了一座祠庙，所以苏辙非常诧异了的说了一句：“驰驱本为中原闻，尝享能令异域尊。”这现象其实并不难解释，当日杨业处在宋辽敌对之境地，双方只是阵营敌对，而非价值观独立，所以杨业虽是最顽固的敌人，但反过来杨业又具有皇帝最欣赏的忠诚度，这种价值观是超越政治阵营的。 顺着这个逻辑，在清朝修《明史》时特地设了一个《贰臣传》。满人入关前作为东北的一个地方政权，加上老弱妇孺也就几十万人，而整个大明的子民则过亿，几十万人征服一个大帝国，必然有大量的降臣降将，其中洪承畴则是大大的有名，洪承畴本身是崇祯皇帝的宠臣爱将，结果在松锦之战中战败被俘后降清，之后为清效力立下了汗马功劳，按说清朝的皇帝应该感谢这个勋臣，怎么就弄出一个“贰臣”的帽子扣在以洪承畴为首的这批降将的头上呢？这里乾隆爷自己说的明白： “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今事后凭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觍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即或稍有片长足录，其瑕疵自不能掩.....若以其身仕两朝，概为削而不书，则其过迹转得以掩盖，又岂所以示传信乎？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迹，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 这事一码归一码，有功于我大清是一回事，不能事君一以贯之又是一码事。站在乾隆的角度，此一时彼一时，当年一切事情都是为了革命事业，现在江山建立之后，这种“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觍颜降附，大节有亏之人。”实在不能就含糊其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能对其表彰，必须向臣下表明，这种行为是要严肃批评的。 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朝代的更替之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很大的原因在于这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场思想的革命，价值不变，自然建立的朝代也就没有变化。如果放在近现代，那转投阵营，就叫受进步思想的感召，而不是什么“贰臣”了。 <四> 从本书《将相本无种》的书名来看，作者并不迷信中国传统皇权本身那种自命不凡的神话叙事，也没有飞龙在天的英雄叙事，而是以一个个历史典故把传统皇权的政治权威以及权力逻辑进行祛魅和解构。恪守了陈寅恪先生对于师门的训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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