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江西小盐商李广赶一头驴，驮了150斤盐到外地贩售。150斤盐售价约600—750文钱，粗算能买大米54斤左右（约合现代46斤），相当于李广一家好些天的口粮。 李广护送着全家人的希望，风尘仆仆地来到一个叫作"石门关（？）"的地方。几个身穿制服的人突然冒了出来，自称是"巡盐官军"，勒令李广停步。至此，李广辛劳却也顺利的旅途戛然而止。  按在成化年间，"户口食盐法"并未完全废止。世袭食盐生产专业户——"灶户"领取有司支给的工具、本金制盐，劳动成果一部分称为"正盐"，以"课盐"形式缴纳给有司，用于公营专卖；另一部分是足额上缴"正盐"之后剩余的食盐，称为"余盐"，逐渐获准进入市场流通，但仍受到严格管理。灶户不能任意把"余盐"转手给私人贩卖。假如违反盐业管制规定，一旦失手，还是很够人喝一壶的。所以，眼见"巡盐官军"找到头上，李广连忙声明，他具有合法的经营资格，手续完备，没有作奸犯科。 对方却回应，他们不为查盐而来。为首的那名官军指着麦田大骂李广："你驱使驴子践踏了麦苗，必须赔偿！Blabla……" 李广一看，确实有几株麦苗倒伏在田土上。然而他记得很清楚，自己的驴正常行走，没有踩踏过麦田。他从小跟着父祖做盐生意，走南闯北多少年，这点自信还是有的。 但是，官军不相信李广的辩解，一口咬定他损坏了麦苗，甚至出手揪打他。李广一琢磨：这是撞上"兵痞"了，不如花点小钱免灾，就表示自己愿意照价给予补偿。为首的官军立刻点头："你那驮盐够啦！"话音刚落，几名同伙抬起盐袋子，溜之大吉。 李广气得哭天抢地。等他清醒过来，丰富的商务经验指引他拿出正确的应对方法——打听那队"巡盐官军"的来历，寻找突破口。很快他就有了重大收获：那伙人根本不是巡盐官军，只是本地卫所的世袭军户（注：关于"卫所军户"，请点击《明代家族纠纷，叔叔竟吊死在侄儿家中，遗体神秘伤痕究竟指向何意？》了解），为首者名叫"韩礼"，是卫所指挥韩祐之的哥哥；扮演次要角色的名叫"王忠"，是韩礼的狐朋狗友。  李广冲到衙司，告了韩礼、王忠一状。审理结果：确认韩礼、王忠殴打李广、抢夺食盐的情况属实，但同时也认定李广驾驭驴子不慎、践踏麦苗在先，韩礼、王忠的主观动机是要求李广赔偿麦苗损失，只是行为有些过分。于是，东减西减，仅判处韩礼杖责七十、王忠笞二十。 李广的遭遇不是绝无仅有的。在《王恭毅公驳稿·李广案》的后面，紧跟着就是河南秦子贤的案件，性质比李广案更加恶劣。 几乎在李广遭到"碰瓷"、劫财的同时，河南人秦子贤用驴子驮着价值50贯钱的葱进城贩卖。不料，住所离秦家不远的张全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唾沫一喷，张嘴就来："好哇秦子贤，你们偷拔田野里的葱，想运进城销赃挣钱！" "什么？没有的事！"秦子贤慌忙澄清，"这是我自家地里种的葱！" 对于秦子贤的辩解，张全充耳不闻，冲上来对秦子贤挥出一记老拳。论武力值，张全占绝对优势，三下五除二把秦子贤打懵——据秦子贤自己说是打昏了。不管详情究竟如何，总之，张全趁秦子贤无力反抗，牵住他的驴，连同驴子所驮载的葱、钱袋子一并夺走。 秦子贤家自然不服，找张全说理、讨要财物。张全又叫上铁哥们儿蒋能（职业为军户），抄起一把"流星槌"，同秦子贤一家大打出手。 这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垒。秦子贤本身力量较弱，在家的亲人只有妻子宗氏、女儿秦玉荆儿。母女俩虽然是乡下摔打长大的村妇、村姑，也不是蒋能、张全的对手。斗殴结局：秦子贤全身挂彩（伤势不重），宗氏、秦玉荆儿左肋等处打肿。秦子贤并诉称，张全、蒋能袭击黄花闺女秦玉荆儿的胸部——用词为"揉扯"，致使该部位负伤二处。  张全则坚称秦子贤的葱是偷来的，他亲眼所见，只不过没有第三人作证。之所以要牵走秦的驴子，是因为他徒手无法运走葱，至于钱袋子嘛，纯属误会。 "我压根儿没注意到驴背上还挂着一袋子，不知道袋子里有钱，无意抢夺秦子贤的钱财。我就是看不惯他偷葱！"张全言之凿凿。 实际上，他指称秦子贤"偷葱"的"田野"也不是张家的田地，不属于任何一户村民。 由上述情况来看，张全对秦子贤多半有一些历史积怨，并且，很有可能眼红秦子贤较为宽裕的家计。而秦子贤对此未必有所察觉。 衙门经过审理，决定各打五十大板：张全、蒋能殴伤他人，罪名成立；秦子贤偷葱、诬告张全抢夺+非礼少女，罪名也成立。双方各受一番肌体之苦，拉倒。 古代"乡里乡亲"之间因嫉妒、家族矛盾……导致的纠纷，如同秦子贤案、李广案一样被"和"了"稀泥"的，不知有多少？ 不过，在成化年间有一点不同，两个案卷呈报大理寺复核，转到了大理寺卿王槩手里。王槩予以犀利的批驳。例如，针对李广案，他指出："即便麦苗是被李广的驴子踩踏的，那才值几个钱？韩礼、王忠明知食盐的份量和价格，却夺走足足150斤盐，以赔偿麦苗损失为借口，实质就是抢夺财物。韩礼有倚仗其弟权势横行霸道之嫌"。 针对秦子贤案，王槩批驳道："就算秦子贤的葱来自田野，那也不是张全的葱，张全凭什么夺回？还使用武力！" 王槩将两案驳回，要求当地衙司重新审判。不知王槩可曾注意到这两桩案件的共同点？  它们都发生在小商贩身上，因旁人眼馋小商贩的财货而起。诚然，在明代，商人的社会地位较过去有明显提升，商人可参加科举，实现从商人到士人的阶层流动。尤其从明代中叶开始，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工商业者的实力不断壮大，士大夫愿意与教育程度较高的大商人交往，士、商关系日益亲密，出现士、商融合乃至士、商一体的趋势。自明武宗正德年间起始，商人在日常服饰上也解除了传统的约束，获准穿戴丝绸。然而，这一切的利好变化，恐怕主要惠泽于家大业大的富商巨贾，亦即高踞在行业金字塔尖的少数人。如李广、秦子贤这样穿不起丝绸的小商小贩，依然奔波在坑坑洼洼的人生路上，诚惶诚恐、小心周旋，防盗、防抢、防"碰瓷"。 李广案和秦子贤案的最终结局如何？尚未找到史料记载，希望古人按照大理寺卿王槩的意见作出了更加公正的处理。参考资料：明代王槩《王恭毅公驳稿》、金钟博《明代盐法之演变与盐商之变化》、常文相《明代商人的法权地位》及《从士商融合看明代商人的社会角色》。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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