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依然属于自助的领域，国家面临着安全困境，武力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世界上存在着一些有助于缓和国际政治局势的制度，比如均势、国际规范、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但是它们不能防止所有战争的爆发。修昔底德所描述的国际冲突“安全困境”逻辑依然适用于当今世界的一些地区。
随着冷战的结束，出现了很多有关“新的世界秩序”的言论。正如我们将在下面所看到的，新的世界秩序的含义并不十分清楚，它更多地属于一种乐观主义的愿望。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两极体系已经瓦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冷战后出现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然而，它仍然属于无政府国家体系内的秩序，而且不一定公正。也有人认为，新的世界秩序意味着我们已经摆脱了无政府国家体系的难题。问题是，真有可能出现这么一个世界吗？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 在冷战刚开始的时候就写道，民族国家和原子弹不可能在同一个星球上共处。他认为，在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中，战争是防卫的终极形式，核弹头是终极武器，其中的某个东西必然消失，最好是国家消失。正如我们在前面两章中所看到的，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对国家主权构成了新的挑战，不管这样的挑战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领土国家在历史上并不是一直都有的，因此它在将来也不一定继续存在下去。从修昔底德生活的时期至今，世界上一直存在着分散的单位和国家体系，但作为国际政治主要基础的大的领土国家则是在14——15世纪文艺复兴以后才开始出现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仍然具有封建战争的某些特征，因此它既是最后一场封建主义的战争，也是第一场领土国家的战争。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大的领土国家成为现代世界政治中的主导性组织也只有三四百年的时间。一些未来学家预言，领土国家将会消亡。他们所主张的新的世界秩序，包含着可以克服无政府困境的结构。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们提出过五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备选方案，以此作为世界政治的模式。
世界联邦主义(World Federalism)，联邦主义是欧洲最古老的思想传统之一，它主张通过建立一个国际联邦，来解决无政府状态的问题：国家同意放弃自己的军队，接受某种程度的中央政府。联邦主义者经常用北美13个殖民地在18世纪组成联邦的事实来论证这个观点。一些人认为，历史上不乏一些较小单位组成一个较大单位的事例。然而，联邦主义并没有被证明是一种成功的构想。和平不是人们所崇尚的唯一的东西。人们也追求正义、福利和自主权，而且他们不相信世界政府能够保护自己。此外，没有多少人相信，联邦主义会起作用，成为消除战争现象的药方。即使无政府国家体系是战争的部分根源，消灭独立的国家也不一定会使战争消亡。实际上，最近几年所发生的大多数战争都是内战。
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由于联邦主义存在着缺陷，所以有人提出了国际功能主义的思想。功能主义盛行于20世纪40年代，它认为，如果特定问题领域的国际制度得以建立并且真正具有处理全球问题的决策权，那么国家将没有多少理由去相互争吵，战争因而可以得到消除。主权的意义将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即便国家的外壳形式仍将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国家间相互敌视的内容已经消失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功能主义思想促使联合国设立了一些专门的机构，比如粮食和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说，功能主义的影响今天依然存在，即使是在真正的国际制度较弱或者不发达的地区，各种类型的跨国行为体，比如 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经常出面推动和协调某个特定问题领域内冲突的解决。因此，功能主义精神依然还很有活力和用处，是当今世界中很多国际合作行为的推动力。然而，从宏观的角度看，功能主义也没有被证明是一种充分可行的世界秩序构想，因为大多数国家不愿意看到相互依赖程度太高，避免自己极易受到别国的伤害。
地区主义（Regionalism），地区一体化思想盛行于20世纪50年代和 60年代。法国计划委员会主席让·莫内认为，地区层次上的功能路径可能把德国和法国拴在一起，从而防止再次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国际冲突。1950年， 欧洲根据舒曼计划，开始了一体化的进程，实现煤钢产业一体化。1957 年以后，《罗马条约》建立起了欧洲共同市场，逐步减少成员国间的贸易壁 垒，并且逐步实施共同的农业和经济政策，最后导致在1992年建立欧洲 联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他地区也在努力借鉴欧洲地区主义的经验，其中，北美自由贸易区是西半球的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
然而，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分别在1965年和20世纪80年代，对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加以限制。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欧洲国家在应该把多少主权让渡给地区性政府这个问题上，普遍存在着矛盾的心理。欧洲共同货币，也就是欧元，2002年开始在某些国家（而不是所有国家）流通了。2005年，法国和荷兰的选民在全民公决中否决新的欧洲宪法草案，使欧盟制定一部新宪法的努力受挫了。但即便迈向联邦的步伐有所放慢，以及欧盟在吸收东欧国家为成员国过程中面对着一些组织和制度上的问题，今天的欧洲同我们所分析过的早期的欧洲相比，已经朝着好的方向迈进了。欧盟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正在进行和充满活力的试验。随着欧盟成员国继续努力通过谈判来建设一个处理从农业到共同防务力量诸多问题的多边制度网络，一个独具特色的欧洲认同已经形成。虽然成员国之间在政策层面上的分歧依然存在，但是民意调査表明，许多欧洲人把自己看成既是欧洲人，也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者西班牙人。这同建构主义理论相吻合，该理论强调观念和文化在建构政治认同和信念中的作用。欧盟成员国之所以选择增强它们之间的复合相互依存关系，就是因为它们相信，权衡成本和收益，合作是一种比保持国家完全独立更好的选择。在今日欧洲，可能大家并不都在一条船上，但是所有的船只都以各种方式被拴在一起，这种情形与过去大不相同。比如，在很多领域欧盟法律已经代替了成员国法律。欧盟代表着一种新型国际政治，但它只是一个地区的新型国际政治。
生态主义（Ecologism)，在20世纪70年代，生态主义代表着一种希望建立不同类型的世界秩序之新思路。理查德·福尔克在其著作《面临威胁的星球》中指出，有两种东西将构成新的世界秩序的基础，一是跨国的、非领土的行为体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二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相互依存程度的日益加深。福尔克声称，结果会逐渐形成超越民族国家的大众和民粹主义的价值观念。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种族主义、要求更多的平等权利以及生态平衡的观念，不仅会增强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力量，而且会导致建立解决世界资源日益减少问题的新规制。其最终结果是建立起有关和平、正义和生态平衡的国际规范，创造一个新型的世界秩序。
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加深了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全球资源供给向题 变得更加严峻，而且随着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属于人类共有物品的海洋、大气层受到进一步的危害。在20世纪，政府签署170多个环境条约，涉及渔业、酸雨、臭氧层被破坏、保护面临威胁的物种、南极以及海洋污染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其中三分之二的条约是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第一届联合国环境会议以后被签署的。联合国召开的有关环境和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会议，分别于1992年、1997年、2007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在巴西、日本、印度尼西亚、丹麦、墨西哥和南非召开。环境问题也催生了很多从事跨国游说的非政府组织。在发达国家，公民以及政治家日益强烈地意识到并且关注环境恶化与保护问题。然而，福尔克夸大了资源稀缺问题的严重性，而过低估计了新技术弥补资源稀缺的能力，而且在很多国家，对环境的关注，同快速发展经济的愿望相比，只占据次要地位。
网络封建主义(Cyberfeudalism)，正如上一章所提到的，一些信息时代的组织理论家,如彼得·德鲁克、阿尔文·托夫勒以及海蒂·托夫勒等人宣称，信息革命正在消除等级现象，并且用网络组织取而代之。他们预言,20世纪那种权力集中化的官僚政府在21世纪将成为权力分散化的组织，更多的政府职能将由市场和非营利组织来行使。互联网专家埃斯特·戴森还指出，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权力分散化的组织和虚拟共同体，将超越领土管辖权，形成自己的治理模式。虽然民族国家仍将继续存在，但是它们在人们的生活中将失去其重要性和中心地位。人们将根据多种的、自愿的协议而生活，通过点击鼠标，加人或脱离某个共同体。这种相互交叉的共同体和新的治理模式，类似于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确立主导地位以前的封建世界。
虽然我们可以感觉到这种发展趋势的存在，但是有关超越民族国家的构想并没有告诉我们，虚拟共同体和地缘共同体如何相互作用，以及怎样处理暴力和安全问题。另外，正如我们在上面一章中所看到的，新的信息技术既可以被用于邪恶的目的，也可以被用于善良的目的。今天的恐怖主义者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招募新成员获取武器制造技术、转移资金和扩大自己的网络。远方的黑客可以不用跨越国界，就对其他国家造成损害。在这样的形势下，民众可能需要更强大的，而不是更弱小的国家政府来保护自己。正如托马斯·霍布斯在几个世纪以前所说过的，国家之间关系的无政府状态是有危险的，但是与此相比，另外一种无政府状态, 即政府无法保护民众免受非国家行为体的威胁，则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现实情况与上述五种模式相反，主权国家还没有过时。那些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的人，往往使用简单的类比。他们说，今天的民族国家会 被迅速飞过边界的火箭所穿透，以及为传播快捷的电子信息所渗透。如同火药和步兵穿透和摧毁了中世纪的城堡一样，核导弹和互联网已经使得主权国家过时了。然而，人们还是希望借助自己的政治制度得到如下三种东西：生命安全、经济福利、共同体认同。国际进程的变革正在慢慢地改变着这些价值所处的地位，但主权国家至今依然是最能够帮助人们获得这三样东西的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组织缺少保障人们安全的军队，也不具备作为共同体认同焦点的合法性。不仅如此，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目前阶段，民主只是在主权国家之内得以茁壮成长。虚拟共同体仍然比地缘共同体弱小得多。因此，尽管人们一直努力提出新的构想，但领土国家依然在世界政治中处于中心地位。
国家仍将继续存在下去，但世界政治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技术上的革命性变化，使得世界看上去变得越来越小、联系越来越紧密。但与此同时，许多人却对快速的变革坚定地采取了族群的、宗教的和民族主义的不同反应态度。正如第七章所论述的，全球化会同时导致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分裂化。
通讯手段正在改变世界。外交行动以实况直播的方式进行着。在海湾战争中，萨达姆和布什都通过观看CNN，来获取最新消息。在阿富汗发生激战的时候，本·拉登和乔治· W·布什都在看CNN和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节目。在伊拉克战争中，电视记者与军队同行，为世界观众直播战事。人们在自己家的客厅里，就可以通过电视了解到地球上遥远地方的人权问题和民众的苦难。那些生活在穷国、每天生活费只有1美元的人,正变得越来越了解那些一年就挣上百万美元的人的生活方式。
但是，经济一体化并不意味着政治一体化。大多数通过半岛电视台观看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况的人，和那些看CNN的人有着不同观点。同样地，尽管互联网使得更多的人获得更多的信息，人们获取的信息类型以及信息的来源往往是不一样的。互联网、有线电视以及卫星电视，鼓励信息向特别的人群进行“窄播”，而不是像电视网络那样向普通百姓“广播”。 加拿大传媒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经指出，现代的通讯手段正在导致一个“地球村”的出现。但是，有关地球村的比喻可能让人产生误解，因为全球政治认同的程度仍然是很低的。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民族、宗教和族群认同的力量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不是越来越弱小。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地球村，而是在地球上存在着许许多多个相互之间更加了解的村落。在这些村落中，既存在着地方观念，又存在着共同体观念。这种一体化和解体化同时发生的过程，已经导致在冷战结束后产生两种十分流行和过于简单化的有关未来世界政治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