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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回家,还是被“就地过年”?

2021-01-22  z55j03b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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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伤不只来自于这其中蕴含的深刻矛盾,制度与个人、城市与乡村等,也来自于它逐渐成为我们这个国度最正常的风景的一部分,成为现代化追求中必须的代价和牺牲。

它成为一种象征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我们按照这一象征分类、区别、排除、驱逐,并试图建构一个摒除这一切的新的自我的堡垒。

——《出梁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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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国家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宣布了“春节返乡需持有7日内核酸阴性证明”的消息。

随后,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表示返乡人员除了持有7天内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外,还需要实行14天居家健康监测。

此后公布出的消息进一步强调,返乡人员是指从“外地返回农村地区的人员”。

这掀起了巨大的讨论风波,有人表示理解,这都是“为了乡村好”,有人担忧核酸检测费用的负担,以及实际防疫的细则对他们来说到底负担如何。还有激烈的声音评论“为什么这些农民工要回家过年,在城里多赚点钱不好吗?”

“要不要过年回家”,看似只是一个个人选择的简单问题,这背后却折射出“农民工”与乡村文化与现实的变迁。

在今年的抗疫过程中,这些沉默的“农民工”们让渡了很多,牺牲了很多,也默默承受着这些,但我们不应该对这些牺牲当作理所当然,更不能视而不见。

 

1.

回家,像是鱼儿回到了水里

2020年中,“打工人”这个词突然一下在互联网迅速走红,而后又迅速地消弭。

但不得不说,真正苦苦挣扎的乡村务工人员,却被淹没在了这种颇有几分狂欢意味的浪潮之中。

2013年,《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的作者,关注乡村现象的学者梁鸿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点出,我们经常看到对于“农民工”各样的形象塑造,要么是呼天抢地的悲剧、灰尘满面的麻木,要么是挣到钱的幸福和感恩,还有历史中闪现的“下跪”场景,仿佛这便是他们存在形象的全部。

但这其实是一种符号化与阶层的视角:“我们并没有把他们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存在。总是感叹一番,甚至流两滴眼泪,然后走了,因为跟我们没有关系,是另外一个风景的人。我们好像隔着玻璃在看一种人生,这种痛感是不真切的。”

不管是被消解掉的“打工”,还是最近防疫政策所引发的关于“返乡”中那些傲慢又审视的讨论内容。无形之中包含着一种社会成规和认知惯性,阻碍了这背后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命存在。

据统计,仅在河南,“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所定义,主要指在城市务工的80、90后农民)就有1500万之多。

在这个庞大而冰冷的数字背后,则是一个又一个村庄的空置。

来自河南乡村的小W对看理想说,“我们村里几乎人都在外面打工,单纯靠种地一年也就收入几千块钱,够干啥的?已经没有退路了,摆在所有人面前的几乎只剩一条路,打工。也就是好一点的打工和差一点打工的区别。”

据梁鸿观察,她所书写的家乡梁庄(原型也为河南邓州的一个乡村,下文沿用“梁庄”这一地名称呼)里的人,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远到西藏新疆,南至广州,都有他们讨生活的身影。

他们是谁?可能是早上卖煎饼果子的阿姨,是街头飞驰而过的外卖员,是搬家时的拉货司机,是在街头巷尾,默默为我们各种生活提供着便利的真正打工人。

然而却因为受教育水平的低下,能力有限,只能从事出卖劳动力的工作。白天,他们默默地为这个城市运转着,晚上又远离城区,退回到边缘的地区去居住。虽然在一线城市,但居住环境可能还不如普通农村。

比起恶劣的环境,更隐形的麻烦,是在大部分由陌生人组成的现代社会中,他们在乡土社会里所形成的思维习惯、语言方式和生活模式几乎都失效了。


工厂里的小孩

虽然在同一个城市里生活,但他们与我们所面临的境遇是完全不一样的。

梁鸿在《出梁庄记》里观察,“身在城市的打工者,却永远是异乡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好像打开了但又不断碰壁的过程。

表哥在北京建筑工地做小工,他经常显得手足无措、沉默而无奈。实际上,他灵动、健谈,在村里时是以聪明著称的。但来到城市,他只是一个讨生活的,他的情感、智力、生命,与城市没有产生交集。”

因而春节返乡对他们来说,远远不止是“回家团聚”这一词语可以概括的。一年中仅有这些天,他们不用那么忍饥挨饿,可以回到自己的房子里,招待着亲朋好友,暂时忘掉一年的分离与艰辛,像鱼儿回到了水里一样轻松自在。

“中国大地上有多少个这样的梁庄,有多少这样的梁庄人,他们从一个个微如细点、在地图上无法标识的小村庄涌入城市,改变着自己同时改变着中国甚至世界。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人类史上都少见的大流动和大迁徙吗?”

梁鸿在《出梁庄记》里发问。

2.
好像挣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出梁庄记》的书名,来源于原典《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写的是以色列人出去寻找上帝的应许之地,奶与蜜的流淌之地。

显然,梁庄人想进城也是想寻找幸福生活,找寻一块美好栖息地。他们找到了什么?梁鸿在接受采访时给出了一种答案:迁徙、流散、尘土飞扬

中国人,尤其是在乡村生活的人,一般都不太擅长表达,更不愿意袒露自己深层的情感和心理世界。另外,由于文化水平和表达能力的局限,更由于社会提供给他们的发言场所和机会的限制,他们很难直接开口说话,也难以清晰、准确地传达出乡村的声音。

这十年,梁鸿一直用大块的时间在梁庄走访观察,写作了“梁庄三部曲”(按写作顺序为:《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

得益于这些村民们与梁鸿之间的亲近关系,和梁鸿本人的平等态度,梁庄的“农民工”们,坦率自如地讲述了他们进入城市后的种种生活经历和遭遇,也细致地表达了他们对城市的复杂感受。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难听到他们倾诉自己的心声,因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梁庄三部曲”里这些对乡村人们心灵世界的直接展示。

在书里,“农民工”们不只是讲述了生活故事,更展现了他们曲折隐秘的内心世界。其中有青年“农民工”在面对城市时难以祛除的自卑和羞涩感,有老年“农民工”对于生活的无助和无奈,有他们在城市中艰难挣扎过程中强烈的挫败感、压抑感和孤独感,以及在面对文化冲突和困境时的迷茫和困惑。

其中最常见、也是最复杂的,是他们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复杂关系。

比如,梁鸿的一个表哥在1994年的打工日记里写:“如置身于一个真空的袋子内,与世隔绝。路上来来往往的人,都和自己素不相识。在这个城市里,我简直像一个蚂蚁,没有人关注,被随意践踏、蔑视。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没有人知道你还有亲人,还是一个有着爱情、思念,有着悲欢离合的人!”

在《中国在梁庄》中,梁鸿记录了一位自杀的女性“春梅”的故事。春梅的丈夫根儿在矿上打工,平时很难联系上,有一年过年,根儿没回来,春梅失魂落魄地找了好久,到了年中时,根儿还没回来,有一天她在家里自杀了。

春梅的自杀对于很多人来说有些难以理解。在他们看来,情感的交流与表达,是难以说出口的事情,他们已经训练出一套“压抑”自我的本领,爱情甚至性与身体,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情。

在事件背后,梁鸿看到,出门打工农民才能挣到钱,对当地来说也才能拉动地方经济。但是这背后有多少悲欢离合,有多少被消磨殆尽的生命?这些问题都没有被纳入考虑范围。

许多外出打工的男性,妻子、孩子和父母都留在老家。即使夫妻同在一个城市打工,也很少有条件住在一起,因为打工所在的工地和工厂,经常不会给他们提供单独的住宿,他们的收入也很难租得起房子,只好各自居住在宿舍里。

至于周末怎么相聚,怎么进行性生活,则是难以想象的黑暗问题。即使这样,能在一个城市,经常会面,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

这是被忽略的问题中很小的一部分,在探讨“农民工”议题时,更多地被谈及的是他们的待遇,仿佛让他们多挣到钱就解决了一切问题,其他就可以忽略不计。

确实,也有人通过打工挣了钱,有人通过村里土地拆迁致了富。但他们在其中付出了多少呢?这其中所失去的身份、尊严、家的完整,好像都被忽视了。

3.
回不去的家乡

在这一轮的返乡讨论浪潮中,也有许多人谈到,身边的很多“农民工”越来越不愿意回家过年了。

这其实是一个很无奈的现象,很多固有的印象认为,村民天生热爱村庄。但打破常规想法的是,这在当下却很多时候是不成立的。

当整个社会都在朝着城市飞奔的时候,乡村自然也就被挟裹在其中。就像我们从小就被告知要好好上学,上学之后考上大学才能有“好生活”。非常自然的,在许多村民的心里,也有着一套这样的理念,“要上学/出去打工,要离开这个地方”。

乡村是不能久待的,因为没有任何的出路,回来也找不到什么资源。尤其是北方的村庄,它很早就被抽空了。越来越多人搬到城里,过上了好生活,不再回乡。

梁鸿指出,我们许多人怀念故乡时,是一种“可以分离的爱”,可以不用回去定居,在心里遥远地想念它。

在这样的前提下,许多“农民工”对于家乡的留恋,掺杂着一种“不得不爱”的无奈情感,因为家乡是他们唯一的归属,是他们唯一身份的存在和象征。

现在,也有更多的人选择不回家,这在“新生代农民工”里更加明显。

前几年,梁鸿举办了一次工友座谈会。在交流中,他发现年轻打工者和中老年打工者的心态有很大不同。中年夫妇有强烈的愿望和清晰的目标,他们就是要给儿女挣钱、上学,回家盖房,等儿女长大结婚,回家抱孙子外孙。

年轻工人却对自己的未来相当迷茫。对于这一代人来说,机遇和上升空间都远不如前,即使整体生活水平变好、视野也更为开阔之后,但却有着另一种痛苦。

梁鸿在《出梁庄记》里记录了一位90后“农民工”丁建设的心路历程。她与丁建设也是在一次“工友之家”的交流会上认识的,谈及工作怎么样,丁建设用一种轻微的自我辩驳的语气说道:“那能咋样?但凡有办法,说啥也不要在工厂打工。人就是零件,啥也不能想,没意思。”

但是,丁建设表示他也不会回家,“回家也没意思”,他不想干农活。丁建设看了许多心理学的书,比如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人性的优点》,还在网上看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心理课程,觉得挺有收获。

这种内在开阔的东西吸引了疲倦的丁建设。但是,这些理念又好像和他的生命内部没有真正对接,无法激发他的某种意志力,无法改变他无力的生命状态。于是,他暂时放下这些,投入了繁忙的工作,决定“想通了再继续看”。

现在丁建设过年很少回家,村里的唠叨和人情他有些不习惯,就在打工地厦门过年。他说生活惯性都很适应了,但却“还是没感情。就像一个牢笼,没有人情味儿,咱们那边逢年过节门都是敞开的。在这边,门一关,就是自己。没地方去,也不想出门逛,商场进不起,再热闹也不是你的。”

但有意思的是,梁鸿观察到,留在梁庄的人对在外打工的族人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似乎他们认定在外打工的梁庄人整个心还在梁庄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会饶有兴致地讲谁谁回来娶媳妇、割痔疮、做手术、盖房子,也会以一种特别陌生、惊讶的口吻谈谁发财了谁又赔了,现在回梁庄在做什么。

梁庄始终是中心。在外,只是暂时的,讨生活的,最终都会回来。也因此,他们没有认真地去思考自己的亲人在外打工的状况,即使谈起来,也以一种非常模糊的、完全逆来顺受的态度

模糊与逆来顺受,是当下乡村一种非常普遍的心理状态,譬如梁庄人在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后,会依据官方的说法,认为自己是“盲流”“打工的”“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工”。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会自嘲自己就是一个“要饭的”,“就是进城要碗饭吃,啥好不好的”。

梁鸿的一位堂婶,芝婶也自己谈到了“留守儿童”的现状——在乡村,“留守”一词也已经很流行、很普遍,以至于已经成为了普通老人所使用的词语,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已经默认了这一历史存在和处境。

谈及现状,梁鸿询问芝婶是否过觉得有点难过,芝婶说:“难过,咋不难过。那有啥门儿,大家都这样。”

在这个故事的结尾,梁鸿抛出了这样的疑问:“对于他们来说,因为这种处境太普遍太正常,是一种极其自然日常的状态。所谓的悲剧与痛苦只是我们这些‘参观者’和‘访问者’的感受。

面对这种已经日常状态的分离,他们又该怎么办?天天痛哭、难过?那生活,又该如何度过?”

尾声.


在防疫政策公布之后,小W说,他们村里有许多人连夜赶回了家,有些连工钱都没有结算。还有更多人在这种不确定的政策和相对高昂的成本面前,选择了不回家。小W也是如此,在告知家里这一消息之后,他在村里生活的父母略显些无奈,却又平静地接受了。

这一次关于返乡防疫的讨论中,也存在着许多诸如“农村医疗条件不好,农村人不好管理”之类的评论,许多评论固然说出了现实。但我们必须反思,这样的评价中,是否存在着某些居高临下的审视,又是否不自知地存在某些偏见和歧视呢?

这种评价背后,固然有着具体的制度设置、人的选择、城市乡村的分化,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更广泛的,则是这个社会的常规和漠视,与压在他们身上的很多偏见。

在今年的抗疫过程中,沉默的“农民工”们让渡了很多,牺牲了很多,也默默承受着很多。但我们不应该对这些牺牲当作理所当然、视而不见。在当下社会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他们是最直接的承受者和体现者,也是最弱势与最没有发言权的群体。

正如梁鸿在对谈节目《一日谈》中所思考的:“虽然(家乡的村民)可能不读我的书,因为可能毕竟知识还有限,但他们觉得你是在做一件好事情,这个事情也挺重要的。不要小瞧普通人的精神空间。

对于他们来讲,日常生活只是一种无意识的生活,柴米油盐,吃喝玩乐,好像没什么大的追求,但一旦出现某种契机,他们很愿意去思考,也能够理解其中的意义,并试图进入这一境界之中。

只是生活很少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参考资料

1. 《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梁鸿,理想国
2.《一日谈》ep4.乡村,李厚辰x梁鸿,百度App
3.《出梁庄, 见中国》,杨庆祥
4.《梁鸿对话<年代访>文字实录》,梁鸿×徐鹏远,凤凰网

梁鸿最新非虚构作品,再访逃离村庄的年轻人、背井离乡的打工人,记录时代转折下真实的个体命运。穿过偏见与歧视、流言与恶意,传递梁庄那些“消失的女人们”真实的声音。重审故土,构建更为完整、曲折的农村变迁史。

配图:《梁庄十年》《天注定》
撰文:苏小七
监制:猫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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