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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曾就《金瓶梅》西门庆形象，提出过“新兴商人”一说[1]，就文本的感受提出一点看法。后来先后有孙逊先生《西门庆：中国封建经济和早期商品经济杂交的畸形儿》[2]与钟扬先生《流氓的寓言——论西门庆》[3]二文赐教，提出不同意见，使西门庆形象，有纵深发掘，笔者读后也深有启发。现就我以前的表述，再谈一些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 1987年第3期 要说清《金瓶梅》里的西门庆是不是商人，是官商，抑或新兴商人，或者如孙文所说，是“中国封建经济和早期商品经济杂交的畸形儿”，势必涉及到我国十六世纪，也即常说的嘉靖万历年间商品经济的性质和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遗憾的是，这一问题，即在我国的史学界也仍有异议，迄无定论。如果要把数十年来史学界，以及五十年代那场《红楼梦》讨论中涉及过的文章和举证过的资料重新摆出来，恐怕就不是车载斗量的。笔者是持认同观点的。看得出来，孙逊先生避开了这一棘手的问题，而用了“早期商品经济”一词。但“早期商品经济”又是怎样一种经济呢？这仍然是一个疑问。商品交换，是早在奴隶社会就已出现的事。但它是以物易物，直至封建社会也仍然保留有这一形式。《诗经·卫风·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就属于这一性质。从严格意义上讲，它还未构成商品交换的性质。商品是必须能转换成货币，并用货币来计量的，因此它必须待货币出现以后。但在我国出现的历史似乎也很早，并且已出现了商人。见诸记载的，就有陶朱公、弦高、卓王孙等，而且据说都是富商大贾。至于他们是如何大富大贵的，却不甚了了。有的是后来小说戏曲的渲染，不足为据。《列异传》有一篇《宋定伯》，商人，他终于能骗鬼上当，捉来卖了千五百钱。虽属志怪，倒是很能代表商人的机诈。《三国志演义》里刘备的糜夫人，据说娘家是商人。《拾遗记》里还说他的兄长糜竺有日进万金之利。这可能是有根据的，只是笔者未及去查证有关史料。《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他经商，也做官，还有别的什么活动。这虽属小说的描写，但它是现实的反映，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小说的描写，作一定的历史把握。
《金瓶梅》连环画 有商品，即有商品经济。但一般所说的商品经济，必待一定的规模。唐宋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早期的商品经济”，至少这时已经出现了，不至于迟至明代。但仍然属于简单的商品生产，以剥削农民和小生产者为主。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在封建社会末期产生，它以剥削生产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为主。不能如钟扬文章所说的，凡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都统称为“封建商品经济”（即《金瓶梅》里所描写的），又说这时的商人“实则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部分”。只是因为像西门庆“与官僚势力相结合”，因而可以称之为“新型商人”。商品就是商品，无论是哪个社会，都必须具备这样的属性，即它是可以用来交换的劳动成果，同时，它又必须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商品交换（不是以物易物），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就是造成财富积累，贫富分化的因素，而且会从中分泌出资本主义的成分。从事商业的商人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货币又使商业资本积累成为可能。获取商业利润，扩大货币积累，就是商人经营的目的。这样，就形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它是在封建社会里完成的。商人资本，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商品交换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常，随时随地都可以碰见的关系”，其中“包含了近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4]。在封建社会，商品交换虽然是在初级状态下进行的，但商品本身，即已具备了这一性质。只是由于商品经济还很微弱，不足以撼动封建社会的基础。但当封建社会进人后期，封建社会的一切矛盾尖锐化，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它就会朝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转化。与之联系密切的商品经济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形成以前就已存在了。但那时，还是小商品生产，主要是由小手工业者完成，或者是农民的副业，常常是小作坊形式的。这时还属于简单的商品生产。交换也主要是就近的城市或集镇，自产自销。商人的贸易范围和规模也较小。他们首先是从农民和小生产者手中购得产品，然后又以较高的价格转销给另一部分农民和小生产者，商品经济不属于封建经济，只是封建社会的一种经济成份。但当商品生产的规模扩大，生产工具改进，增加，市场的扩大就是必然的。这时，依靠生产者自己到市场上进行销售就有了困难，于是，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就大量出现。简单的商品生产，依靠家庭的成员，例如一二人就能完成。商品生产的转化，是随着雇工生产产生的。手工业作坊需要雇工进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便从中产生。与之联系密切的商人，为其寻找市场贩运销售。他们并不创造价值，只是从生产者（手工业作坊主）手中分得一部分剩余价值，并赚取地区差价。他们赚取的利润将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资本于是才有条件转向产业资本，但也可以通过向生产者重复购买其产品，使生产者所拥有的产品中的剩余价值转换成货币，从而打大再生产。不过以上只是一般地描述，现实可能要比这一描述复杂得多。然而只要历史不出现重大的意外（例如明朝被关外落后的少数民族所亡），就不会违背以上的基本规律。
《谈谈辩证法问题》 在我国，阻滞商品经济较快发展的因素之一是重本抑末（或称重农抑商）政策，它是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
把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视为一种理想。直至十五世纪，明朝弘治年间，仍然是“于时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忧，盗贼不生，婚嫁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但这不过是农耕社会的安祥敦睦，只能维持低水平的生活和生产。上述材料，是顾炎武收录在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一则史料[5]，这则史料也被我国学者在论证我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引到。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人，许多事情，甚至是他的亲历，所以尤为可信。史料说，到了正德末嘉靖初（约公元十六世纪的前三十年），就开始发生变化：
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赀（资）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纷华染矣，靡汰臻矣。……这是商业崛起，冲击了农耕文明的安宁平静。是明代中叶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矛盾尖锐化的反映。商品经济，动摇了封建土地制度，农村封闭式的自然经济社会出现了骚动不安。“商贾既多，土田不重”，必须是商业利润超过了土地经营以后才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当时，不止是徽州歙县地区如此。它预示着大范围的封建经济行将崩溃。这时，竞争代替了敦睦，贫富开始分化。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益富，贫者益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铁求克窍，奸豪变乱，巨滑浸牟。……这又是十六世纪中叶的情况。贫富两极分化，其实都是商业竞争带来的后果。其中尤可注意“资爱有属，产自无恒”两句，说的正是商业资本开始积累，它不是土地之类的恒产所积累的。迄今三十余年，则迥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者，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说明社会已进入了以金钱为主宰的社会。明代中叶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生产、商业和固有的土地制度的矛盾已很突出，所以才有万历年间权相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的实行。已故史学家吴晗在他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的一篇著名论文中就指出：“计亩征银的一条鞭赋税制度的实行，货币地租逐渐发展，高利贷和商业资本更加活跃，农产品商业化的过程加快了，商人阶级兴起了。”[6]一条鞭法是符 合历史潮流的措施，因此张居正也成为一代名相。以上记载，其实主要就是明代十六世纪迅速发展的商品经济对于封建社会的冲击。它所带来的改变，既有经济的，也有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它既有史料价值，也异常生动。对我们了解明代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进人明代中叶，各地已出现了以地区为代表的商帮。见于史料和文学作品的有徽商、晋商、荆楚商人、川陕商人和闽粤商人等等的称呼。江南苏松太地区和杭嘉湖地区，尤因手工业丝绸和妇女用品的生产著称于世。商业和手工业联手，给封建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松窗梦语》 张瀚《松窗梦语》说：“财利之于人甚矣哉！人情徇其利而蹈其害，而尤不忘乎利也。故虽敝精劳形，日夜驰鹜，尤自以为不足也。”又说：
“余常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绫，而三吴为最……夫贾人趋厚利者，不西入川，则南走粤，以珠玑金碧材木之利，或当五，或当十，或至倍蓰无算也。”[7]东南、三吴手工业发达地区的商人，与全国共同形成为市场。我国东南沿海，历史上就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港口与商埠，如泉州、广州、杭州、苏州、扬州等，到了明代中叶，就更加繁荣，此外又出现一些新兴城市：松江、吴江、湖州、金华等。同时又出现许多专以丝织和棉织业闻名的市镇，如盛泽、震泽、濮院、王江泾等。这时，京杭运河就成为一条商品运输的大通道。苏北的淮安，山东的临清、济宁，因拥有运河之利，也形成货物集散的新兴商埠。临清虽在元代已经兴盛，但它的繁荣，是在入明以后。明宣德以后在此设立钞关，万商运集。据《神宗实录》记载，万历时全城缎店就有三十二家。（卷三七六）孙文也已备述。《金瓶梅》也说：“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的大马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古式的歌厅、酒吧和红灯区竟也应运而生。运河沿岸同样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商业集镇，据谢肇浙《五杂俎》的记载，就有京畿的通州、天津间的河西务；临清、济宁间的张秋镇。都是由原来荒僻的村落发展而成的。山东清原，也现出“南北商贾，舟车百货，辐辏并至”的繁荣，城市因水运而迅速发展。嘉靖时，又另筑新城，形成“商旅往来，日夜无休”[8]的盛况。从而形成为运河商业文明带。顾炎武所说的“商贾既多，土田不重”的现象，在手工业、商业发达的地区，表现尤为突出。如谢肇浙《五杂俎》所载：“江南大贾强半无田，盖利息薄而赋役重也。”连“江右、荆楚、五岭间”，亦因“米贱田多，无人可耕，人亦不以田为贵。”[9]商人们“不务耕织多”[10]从事纺织业者则“以机为田，以梭为米”[11]。这一情况，已经被反映在了小说里。请看“三言”中的《施润泽滩阙遇友》描写到的吴江盛泽镇：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 那市上两岸细丝业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聚，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上引重点为引者所加，便于我们与《金瓶梅》里写西门庆派韩道国、崔本与来保南下江南采购纺织品相对照。“三言”的这段描写，并无丝毫虚构。明清以来盛泽之丝织业相沿不衰，至今嘉兴盛泽仍引以为骄傲，以“丝都”自居，成为旅游和对外贸易的窗口。传统的纺织，以丝、麻为主。宋元以来，棉花种植传入我国。先是在西南边陲地区，明代则已传入内陆，成为中原和北方的一种商品种植的新原料。江南的松江、嘉定则又成为新兴棉纺业城市。
梦梅馆校本《金瓶梅》 小说《金瓶梅》里西门庆去世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采购，就是瞄准了松江的布织品。松江不仅以棉织业著称，还利用当地的蒲草编织蒲鞋，又利用布料做袜，以代替过去人们常穿的毡袜，成为著名的产品。范濂《云间据目抄》有二则关于松江的记载说：郡中（原）绝无鞋店与蒲鞋店。万历以来，始有男人制鞋，后渐轻俏精美，遂广设诸肆于郡治东……自宜兴史姓者客于松，以黄草结宕口，鞋甚精，贵公子争以重价购之。松江旧无暑袜店，暑月间常穿毡袜者甚众。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亦便民新务。[12]开发新产品，争得商业先机，这是商品经济社会的常见现象。但史大蒲鞋与尤墩布袜的出现，已在万历以后，《金瓶梅》的作者所未及见，当然也就不会出现在小说中了。手工业作坊，由简单的商品生产到雇工生产，小说《施润泽滩阙遇友》也有描绘，作品说嘉靖年间吴江盛泽镇的施复，夫妻两口，先是“家中开张細机，每年养几筐蚕儿，妻络夫织”，靠了自己的诚实、勤奋，产品质量上乘，加上“时运”和“造化”，“几年间，就增上三四张細机”。不上十年，就兼并了同业的邻家倒闭后闲置的房屋，“开起三四十张細机”。小说描写施复扩大生产，因而就不可能仅凭“妻络夫织”维持，而需要雇工生产了。并且也不可能自产自销，就近销售了。另一种情况是由商贾而转投产业。张瀚是嘉靖时期的人，曾进土及第，万历时官做到吏部尚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的祖上就曾有此经历。他在《松窗梦语》中自述：“毅庵祖家道中微，以沽酒为业。成化末年（十五世纪八十年代），值水灾，时祖居傍河，水淹入室，所酿酒尽败……因罢酤酒业，（仗白金一锭）购机一张，织诸色布，备极精工，每下一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中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遂富至数万金。”[13]张瀚祖上“家道中落”，当是指土地上穷下来，转而开设酤酒铺的。然后再由制酒卖酒的商贾，转而投资产业，由小到大。明代手工业纺织集中之地并非江南一地，如山西的潞绸亦名闻天下，《金瓶梅》里提到的妇女的穿着也常提到。据《乾隆潞安府志》记载：“明季长治、高平、潞卫三处，共有绸机一万三千余张。”唯三吴，杭嘉湖地区的新兴纺织业更是称雄天下。仅以苏州为例，其“东北丰城皆居机户”[14]。环太湖地区，以蚕桑纺织著称的城镇星罗棋布。杭州，“其城东明时称平安里，一乡之人织绫锦为业”[15].
《乾隆潞安府志》书影
明代商品生产，从家庭式的小商品生产，进而向手工业作坊式的发展，简单的商品经济向雇工劳动的转变，在上述经济发达的地区也已发生。马克思说：“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条件。”[16]我国农村人数最多的农民，他们祖祖辈辈在自己拥有的或多或少的土地上耕作，有的也可能拥有少量家庭纺织机具，自食其力，土地经营条件的恶化，使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劳动实现条件”——土地、农具或其他劳动工具，甚至居所。明中叶以后农村的破产，农民流入城镇，为城镇手工业作坊提供了劳动力。这也是城镇手工业作坊向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明代染织史有所谓“大户”、“小户”之称。大户雇工挽织和印染，这就出现了最初的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主与雇工的生产关系。我吴市民罔置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数百人，嗷嗷相聚于玄庙（按指苏州玄妙观）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飧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17]这一段记载中说的“大户”，即拥有织机的雇主，他们“张机”待雇工者从事生产。“小户”即出卖劳动力的雇工家庭，等待受雇以后“趁机为活”。“日取分金，为饔飧计”，计日取酬，以维持生计。一天没有受到雇用，就要饿肚子。说明他们是城市的赤贫者或流入城市的农民。这一情况，正史也有记载，可以互为印证。如上引《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九年载南京应天巡抚曹时聘上奏：我吴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纾紬而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西台漫记》所说的“大户”，这里索性称之为“机户”，所说的“小户”，这里索性称之为“机工”，他们所组成的生产关系就更清晰了。其实苏州地方，并不是历来就“罔置田产”，“恒产绝少”。陆深《玉堂漫笔》引元人高德基的话，就说：“吴人尚奢争胜，所事不切，广置田产，计较微利，不知异时反贻子孙之害。故谓之苏州豈犬。自今观之，岂独苏哉！”[18]苏州早就是一个发达的城市,但“尚奢争胜，所事不切，广置田产，计较微利”，过去仍然保持着农业社会的价值观念。有了钱，就买田置产，以此为骄人的资本，而且斤斤计较。苏州人的经济观念为什么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发生了变化呢？这只能从东南沿海地区农业经济的没落中去寻找原因了。但情况仍是复杂的，即使如《西台漫记》所说，也不是说江南的经济已全面地变化，但我们需注意的是新生事物确已在原来的封建经济中显露了它的锋芒。曹时聘的上奏还说到“机工”系“浮食奇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职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曹时聘说，他所见的每天染坊停工和机房停工而散的人，有两个“数千人”。人数之多，可见一斑。他们属于自由劳动者，也即“自己劳动的出卖者或劳动力的出卖者”，“他们本身既不像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像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的，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19]他们已是工人，关于这类记载的，还可举出不少，限篇幅就不多列了。总之，明代十六世纪，在东南沿海和其他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钟扬先生《流氓的寓言——论西门庆》一文，在转述吴晗文章时列举了明代一些宗室贵族兼营商贾的事例。这是在“土田不重”的条件下出现的情况，这些人固不能称之为商人，因为他们政治经济的主要地位还没有发生变化，但也不能说绝不能作阶级转化。这要视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中所处的基本位置是否变化来决定。西门庆则是与这些宗室贵族绝不相同的一类人，不可等同而论。一个人的阶级身份，是由他在社会生产方式中所处基本地位决定的。经济来源，反映了他的阶级身份。这是一个老的教条式的问题。这里不妨对《金瓶梅》里的西门庆的经济活动再作一次梳理。西门庆除了店铺经营外，还有一些别的财源，需要我们花一点笔墨作一点分析。第二十回说：“西门庆自从娶李瓶儿过门，又兼得了两三场横财。”这是指李瓶儿过门，前后交出来的几笔钱财。第一笔是六十锭元宝，共三千两银。这是为了花家兄弟争夺花太监遗产而打官司交到西门庆手的。西门庆用了不到一半。官司进行中，西门庆又用其中的540两银，买下了花子虚的旧宅归为己有。银子给了花家兄弟。这时花子虚还未死。第二笔是李瓶儿偷偷送进西门庆家的四口大箱柜。里面有值钱的“珍宝玩好之物”和“软细金银”。第三笔是又得到李瓶儿身边藏的茶叶箱，里面是沉香、白蜡、水银和“胡糊椒”等值钱货物。西门庆卖了380两银，李瓶儿留下了180两。西门庆补足500两，对自己的宅第进行装修，辟作李瓶儿娶进门的卧室，隔壁新买的房屋，也一并作了装修。第四笔是李瓶儿进门，箱栊抬了四五日，里面有一百颗西洋大珠。这类在娶进女人兼带发的“横财”，西门庆在娶孟玉楼时，已发过一笔。据第七回薛嫂向西门庆介绍孟玉楼时，就说她“手里现银子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此外还有大量珠宝细软之类和两张“南京拔步床”。都是她原夫遗下的。这几笔歪财虽说非商业收入，但也只能作道德的评判，却并未干犯法律。花子虚之死，固然和西门庆与李瓶儿通奸有关，但不是主要死因（详后）。此处倒可说明商人资本在积聚过程中的非正当性。这一过程，往往被《金》学家们视为“官商”的证据，需要澄清。第三十八回应伯爵对西门庆说：“揽头李智、黄四派了年例三万香蜡等料。钱粮下来，该有一万两银子。也有许多利息。”香蜡在古代是宗教仪祀和宫廷照明所需的原料。因此朝廷向各州府派发供应。这里的三万香蜡，是东平府派下的。州府又发包给承包商来完成。承包商，即此处所说的‘揽头”。他们揽下任务后，向民间收购上缴，赚取其差价，朝廷也给他们好处。李、黄就是这类承包商。但他二人缺乏收购的资金，邀西门庆投资，“说好行利五分”，利率很高，但仍属商业投资，承包商在付给西门庆本利以后，仍有利益可得。但承包商常常买通官吏，在香蜡中掺杂使假，西门庆洞悉其中的奥秘，所以有所顾虑，先是拒绝，说：“我那里做他，揽头以假充真，买官让官，我衙门里搭了事件，还要动他。”但他还是禁不住应伯爵的鼓动而投了资。出钱时，还告诫：“只不教他打着我的旗儿，在外面东诓西骗。”他前后拿出了二千两银。所以后面几次写到李智、黄四来解送香蜡银本息。数量在数百两至上千两不等。后面第四十五回写到应伯爵给黄四出主意：“香里头多上些木头，蜡里头多掺些柏油”，二人“于是计议已定”。西门庆并不知道，应由揽头负责。这笔款项，属于参与投资，利息虽高，但不属高利贷，也不是“放官吏债”。揽头可能在收购香蜡时，尽量压低价格，损害了百姓，只能说明原始积累过程中的野蛮性剥削。其三是西门庆在“开引中盐”中的得利，此事源于宋代的盐钞法。第四十八回，来保从东京回清河，转述了蔡京向朝廷上奏七件事中的“开引中盐”的政策。他对西门庆说：“（朝廷）在陕西等三边开引种盐，各州府郡县设立义仓，官粜粮米。让民间上上之户，赴仓上米，讨仓钞，派给盐引支盐。旧仓钞七分，新仓钞三分。咱旧时和乔亲家爹高阳关上纳的粮仓钞，派三万盐引，户部坐派。倒不如趁着蔡老爷巡盐下场，支种了吧，倒有好些利息。”这是北宋时，朝廷于京师设仓招募商人运粮至京师兑给仓钞——一种相当于货币的文据，称盐钞法。后来由于“钞法大坏”，明洪武四年，改盐钞为盐引，即可以到盐场掣盐的凭照，贩卖官盐。《金瓶梅》里，来保说的“讨仓钞，派给盐引支盐”，是把前后两种办法合而为一了。实际西门庆手中拿着的是盐引（明代称“开中引盐”）。这是封建朝廷为了解决边庭后勤保障的粮草供给而实行的一种办法。商人们从中也得到好处。但由于官僚制度的腐败，官盐控制在盐官手里，派了盐引，往往不能及时掣出盐来，盐引压在手里，就可能成为废纸。所以西门庆要贿赂两淮巡盐御史蔡一良，以便顺利掣出盐来。蔡一良是蔡京假子，先是他中状元以后回籍探亲，途经清河县，西门庆就送了他一百两“程仪”。点为两淮巡盐御史后到扬州赴任，途经清河，又是一顿宴请，同时向他提出了掣取三万盐引的事，蔡满口答应，并承允“早掣取你盐一个月”，其实西门庆心里只希望“早放十日就勾了”。如此一来，韩道国和来保就为西门庆占得了就近脱手卖出官盐的先机，赚得一大笔钱。但须知，这笔钱是他和乔亲家高阳关上“纳粟”的三万盐引换来的，尽管以贿赂的方式得到比一般商人更为高额的盈利，却不属平白的贪污。关于“放官吏债”（有的说即高利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鉴赏词典》（1990）的解释为“专一以官吏为对象的贷款方式”。下分“两种情况”：一是“专为巴结上司而借”；一是“候选官或新选官为酬谢座师……等人而不得不求借高利贷”。《辞典》举《初刻拍案惊奇》：《钱多处白丁横带》一篇之大富商张多保“就是和西门庆一样专放官吏债的”。《初刻》中之张多保，也仅是帮人买官鬻爵，与放债无关。对西门庆则未举实例，可能为条文字数所限，但也难以举例。唯见第三十一回帮闲兄弟吴典恩得了清河县一小小吏职之后，向西门庆提出告贷的事。西门庆“周济”了他一百两“见官摆酒”，但将吴典恩写的借据上的“每月行利五分”抹去了，说“你明日还我一一百两本钱就是了”。西门庆为买官给蔡京和翟谦都送了厚礼。为帮助打官司，给东京杨府尹、清河夏提刑等也都送过贿银，都不属于放债。王婆、文嫂拉纤保媒脱口而出的俗语兼吹嘘，并不是经济学上的词语，恐不可拘泥。小说确曾写过西门庆讨债事，如第五十一回，为投资李智、黄四香蜡供应，因少五百两现银，说“门外徐四铺子少我银子”，于是派陈经济多次去催讨。临终时，又嘱咐吴月娘几处欠债事，从几十两到几百两不等。对方是怎样欠下的，多未交代，恐是生意上的事，而非收高利贷债。西门庆赖以维持他的家计和豪奢生活的主要财源是经商。小说开始时，说他已在县门前开了一家生药铺。到第三十回谋得提刑所副千户的官职前的第十六回开始又说他用李瓶儿的二百两银加上自己的五百两银，在买下的隔壁花子虚旧宅后，“打开门面两间”，进行装修。又兑出二千银子，开了一家解当铺，由贲四主管，陈经济管库钥匙。西门庆的商业活动，贯穿在他去世以前的描写中。尤其是他后来开的三家店铺。这是西门庆的主要收入。这三家店铺既非官营，也不是以官的名义开的店家。它们专营绸绢丝绒，与江南纺织业直接联结，也是《金瓶梅》着力描写的。《金瓶梅》里的衣着服饰写得都很细，尤其是妇女，名目繁多。所用的面料，常常冠以产地的名称，如京缎、浙缎、杭州重绢、湖锦、四川绫、蜀锦、潞绸等等，反映了当时各该地区著名的纺织产品，技术的精湛。但在明代，江南产品之精美与产量之多，已居全国之冠。南京、苏州、杭州已是全国著名的三大丝都。松江则是绫和新兴棉织品的著名产地。以这些地区为中心，形成杭嘉湖地区和围绕太湖的苏松太地区。经营的规模化，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产品销往全国。小说中，清河也已成为这些产品的热销地。南方的商人不惜长途贩运来到这里，如杭州的丁二官人贩来千两银子的绸绢，他送给李桂姐的是两套杭州重绢衣服。西门庆专走这一条路线。运河是当时国内的一条水上丝绸之路，我们也看到《金瓶梅》里的女性，以穿戴江南服饰为美，潘金莲头上挽着“杭州攒”，身上穿着“南京云绸㩟”的“五彩纳纱袜子，口”的五彩纳纱袜子，口中还向西门庆索要“南边新治来的衣服”。西门庆从南方采购来的衣料，如“南边织造的夹板罗缎尺头”之类，总要给妻妾们各做套，还常常用作做爱时的施舍。连吴大舅有了一份官差，也不忘给相好的行院女子每人一套杭州绢衣服。李瓶儿赏给唱曲的吴银儿竟是整整一匹“松江阔机尖素白绫”。西门庆给蔡京祝寿，送的是“南京大红五彩罗段丝蟒衣”，顺便给大管家翟谦一对“ 南京尺头”。是从南方专程采购来的。男人并不重装扮，但他们的日常用品，也常常有南方的特色。书童小厮穿着“苏州绢直缀”，西门庆的随身的“紫绉纱汗巾儿”，据说也是他自己从“扬州船上带来的”。！“重绢”是指绢料的厚度，“阔机”则是一种宽幅，都是改进织机的产品。西门庆在开设了生药铺和解当铺以后，就专注于纺织品的经营，这也是《金瓶梅》写西门庆经商的重点，直至他去世。开始时，是由于收购了湖州商人何官儿的值五百两银的丝绒，在狮子街李瓶儿的旧宅又“打开门面两间”发卖。这是一家绒线铺。应伯爵推荐了韩道国与来保在此搭伙经营。韩道国与来保又领本钱——追加投资，雇人染丝，“发售各色丝绒”，生意做得很红火，“一日也卖数十两银子”。后来，由于韩道国与来保又被派往扬州掣盐并置办货物，这个铺子就交由另一个伙计贲四主管了。但其间，吴月娘的二兄吴二舅也经营了一段时间，是由于贲四为送夏提刑家小进京，临时被委派进京干事。吴二舅也很用心卖力，与伙计来昭一起，“发卖细绢绒线丝绵”，“一日也攒银二十两”，直到贲四回清河店铺钥匙仍交给了贲四。西门庆的第四个铺子是绸缎铺。小说中又称“段（缎）子铺”。这个铺子有乔大户（亲家）一半的份额。西门庆旧时原与乔大户在高阳关上纳了三万仓钞，派下三万盐引，后来各又追加了五百两银，让韩道国、崔本和来保到扬州掣了盐。卖了盐，又在南方置办了货物回来开设的。店面开设在西门庆宅对过乔大户的旧宅。这所房子，是乔大户搬迁后西门庆买下的。（第三十三回曾交代乔大户搬到东大街去了。）西门庆早就有心开个缎子铺。他派韩道国三人去南方置办细货，就是为了开设这个铺子，所以第五十八回写了他指派伙计将对面房子作了大装修。这个铺子由韩道国主管，应伯爵又推荐了甘润协助。西门庆的店铺不仅卖衣料，似乎还出售时装成衣，但仅见一处记叙，见第七十九回，西门庆与王六儿作爱后“向袖中掏出了一纸帖儿，递与妇人：‘问甘伙计铺子里取一套衣服你穿，随你要什么花样。”此处甘伙计铺子，应为绸缎铺。第五家铺子是绸绒铺，即吴二舅交出绒线铺的主管钥匙后开设的。此事的描写，已在第七十八回。此时正好崔本再次从南方采购的二千两绸绢货物回清河。西门庆又教在狮子街另打开二间门面交由吴二舅经营。这时，距西门庆之死，只数月时间了。另外还有韩道国和来保采购的一批货物正在途中。至此，西门庆共开设了五家店铺，家门口的两家，即小说开始就说的开在其门前的生药铺和隔壁李瓶儿原宅的解当铺。此外，还有对门一家绸缎铺和狮子街的二家，即贲四绒线铺和吴二舅的绸绒铺。小说的描写很清晰。按西门庆的遗嘱，绸缎铺、绒线铺和绸绒铺都关张了。告诉吴月娘：“你只和傅伙计守着家门口这两个铺子。”关掉的三家都是绸绒纺织品店。小说作者告诉我们，西门庆去世，他终生的经营毁灭了，家庭也分崩离析，一切又回到了起点，人生随着他的事业幻灭。这也应了小说作者寓于其中的莫要过于贪图酒色财气的主题，反映了人们对于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骄奢淫逸之风弥漫的一种忧患意识。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正是小说着力描写的西门庆后来开的三家绸绒纺织品商店的经营。它反映了十六世纪的新兴商业，代表了西门庆这位商人的经营性质。
明代城市景观图（局部） 商品生产，依赖于三个环节，即生产——流通——消费。生产者生产出产品，依赖于流通的渠道，销售到消费者手中，获得了盈利。
以维持和扩大再生产。西门庆作为一名商人，从事的是连接两端的中介流通。两端联结着江南纺织业和清河一带的消费者，将我国东南沿海的纺织产品运销到北方，无一例外，且看作品重点提到的一些活动：第二十五回说：“话分两头，却表来旺儿往杭州，织造蔡太师生辰衣服回还，押着许多驮垛箱栊船上，先走来家。”这次为了蔡京生辰祝寿，派人到南方置办礼品，但不是唯一物品，还有“许多驮垛箱栊”，其中有“家中衣服”，“装了四箱”，本需要完税的，只因“搭了官船来家，只少雇夫过税”，逃避了税收。说明其中还有货物。这时，西门庆已打算“要买对门乔家房子”，开一家铺子，但短时间内没有实现。直接派来旺到杭州做买卖的事，也因潘金莲的挑唆而作罢。第三十三回，由于用低价收购了湖州客商的值五百两银的丝绒，于是又打开狮子街房门面两间，开了绒线铺，交来保做买卖。应伯爵又推荐了韩道国同来保一起经营。二人“领本钱雇人染丝，在狮子街开张。铺面发卖各色丝绒，一日也卖数十两银子。”这是西门庆首次做南方纺织品生意。绒线铺“雇人染丝”，和孟玉楼前夫杨宗锡贩布染布一样。杨宗锡雇了二三十名染工，西门庆的雇工则不知确数，要之这已构成了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后来，韩道国又有了新的任用，这家铺子又交由贲地传（贲四）主管了。原来，西门庆与乔大户两家在高阳关上纳的三万粮仓钞派了三万盐引，如能顺利地掣出盐来就近卖出，会能“有好些利息”。这属于合法的官盐。由于此前已打通了两准巡盐御史蔡一泉的关节，韩道国和崔本到扬州后不仅顺利地掣出了盐，还提前了一个月，卖盐就抢占了先机，获利更多。西门庆在三人出发前，又追加了一千两的本钱（仍是与乔大户各半）。两笔款项加在一起，就足能在南方采购到大宗货物。西门庆心中早有盘算。他曾对韩道国老婆王六儿私下透露过。让三人“支出盐来卖了，就叫他（韩道国）往湖州织了丝绸来。”应伯爵也知道他的这一计划，所以当三人出发前首先向西门庆讨好，“举手道：“哥，恭喜！此去回来，必有大利息。”我们还可以注意西门庆所说的：“往湖州织了丝绸来。”的一句，与第二十五回，派来旺到杭州“织造蔡太师生辰衣服”的话，都是到了产地以后，需要坐等“织”出和“织造”。大宗货物或高贵蟒衣，不会有现货，规格和式样，需要按要求织造。江南与山东，在当时路途遥远，兼之信息不通之故。所以我们看到，西门庆的伙计到江南采购，一般都需要三个月以上的时间。事实上，这次来保因临时又有事未与韩道国、崔本同行。稍晚出发后，他们在扬州会合。《金瓶梅》叙事，常常表现了生活的曲折性。韩道国、崔本动身南下，西门庆还交待：“如银子不勾（够），我后边也交来保稍（捎）去。”至于来保何时南下，则未明写。第五十八回，方写到韩道国、崔本货到临清关，派随人胡秀回清河报告，并向西门庆要过关税费。胡秀说：“韩大叔在杭州置了一万两银子货物在那里。”应伯爵听后忙恭喜说：“决增十倍之利。”因有了这批货，需要另辟一店铺出售。他又向西门庆推荐了一名伙计甘润。第五十九回，货到清河，这时，因为西门庆已经买下的宅对面乔大户家的房子，所以“（陈）经济拿钥匙开了那边楼上门，就有卸车的小脚，领筹搬货物，一箱箱堆卸在楼上。十大车段（缎）货，连家用酒米，直卸到掌灯时分。”可知货物之多。韩道国又向西门庆汇报，在临清关上，由于用钱买通了税关钱老爹；十大车货，两箱并作一箱，三批并作两批，“都当茶叶、马牙香”计税，总共只纳了三十五两五钱银子的关税。这里，读者不禁会发出一个问题，西门庆原先关照韩道国是到湖州去办货的，为什么韩道国从杭州办货回来呢？一个可能是作品的疏忽，致前后不一致。这种可能对于早期的《词话》本是存在的。另一种可能即西门庆本来就赋子伙计采购的机动权。因为杭嘉湖在当时本来就属于同一个经济区。过税时也使了同样办法，少纳了税费。韩道国来货十大车，值一万两。这里是二十大车，即使不是翻番，也差不离。三万盐引加一千两银本钱，在置货物，未出售前，已经获得可观的盈利。缎铺开张，亲朋好友都来庆贺，鼓乐吹打，热闹非凡。生意则更是红火，“甘伙计和韩伙计在柜上发卖，一边看银子，一边讲说价钱。崔本专管生活，不拘经济。”接待顾客，也是服务周到：“买主进来，让进去，每人饮酒二杯。”由于这次贸易的获利，西门庆又有了一个新的打算，即在南方设立一个常驻机构，代替派员采购。这样，可以计算好周期，根据需要在南方订货，随时补充货源。此事见第五十九回韩道国兴匆匆地向其妻王六儿说的：“这里使着了人做卖手，南边还少个人立庄置货，老爹已定还裁派我去。”第六十六回，大约距韩道国等人从南方采购货物回来仅半年左右，西门庆又有了下一步的采购计划。他对应伯爵说：“明年先打发崔大哥（本）押一船杭州货来，他（韩道国）与来保还往松江下五处置买些布货来发卖。”松江是当时新兴的棉纺业中心，这时家中缎绢绸锦都有存货，但为了增加花色品种，所以不等仓库的货物售罄，即先期进行采购。应伯爵也赞同这一计划，所以随即附和说：“哥主张极妙。常言道：耍的般般有，才是买卖。”携带的是：“两边铺卖下的六千余两银”。崔本携两千两往湖州买绸子，其余四千两派韩道国和来保往松江贩布。言明“过年赶头水船（回）来”。该年十月二十四日起身。可以看出，此次往松江贩布是重点，所携银两也较多。西门庆的商业经营在继续扩大。他携来的是二千两湖州绸绢货物。这批货卸在狮子街。这里又打开一间门脸，再开了一家绸绢铺，交由吴二舅主管。货到后，崔本向西门庆汇报，是在腊月初一起身的。从时间上说，比原约定“过年头水”（即春初涨水）回来提前了。崔本向西门庆汇报，他们三人是在扬州分手，韩道国和来保“他每（们）往杭州去了。”违反了西门庆要他们到松江买布的计划。实际上，韩道国和来保连杭州也未去，把崔本骗了。二人一直滞留在扬州，“成日寻花问柳，饮酒自乐。”直到初冬天寒，二人才匆匆之间派人到各处去置办布匹，于次年正月初十动身回清河。舟至临清，韩道国无意中听到了西门庆已死的信息，瞒了来保，骗出一千两货物在临清码头卖掉，货款私吞潜回清河，同王六儿拐逃去了东京，投奔了翟谦。来保运货回到清河，也听到了西门庆的死讯，方恍悟韩道国的拐财私逃，于是自己也从货物中抽走值八百两的货物。所以这批四千两银的货物，只有约半数交回给西门庆的遗孀吴月娘。这就是商业社会的尔虞我诈。以上，从《金瓶梅》所写西门庆的商业经营的主要部份看，他做的是江南纺织品生意。他进货的南京、松江、杭州、湖州，属于当时东南沿海手工业发达的苏松太、杭嘉湖地区，也即史家常说的我国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的地方的新兴产业。《金瓶梅》的作者不一定是有意识地要写西门庆这样一位商人的经营性质，但他在对运河商业文明的客观发展中表现出了这位商人全部特性。他在清河设店经营，与上述地区的生产者建立了固定联系，利用长途货运的“标船”，穿梭往返，成为清河的一名行商兼坐贾的富商。他还曾打算在南方“立庄置货”，只是由于自己的去世才未能实现。所以称他为“新兴商人”开个为过。行文至此，我们可以解决《金瓶梅》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即它的作者，为什么刻意要把故事发生的地点从《水浒传》的阳谷搬到清河？清河在河北，历史上曾属大明府，而《金瓶梅》又把这两处相距三百里的地方共同归属于山东东平府。这都是有违历史地理的地方。这只有一个解释：阳谷在鲁西穷僻之乡，而清河则紧邻临清。只有这搬迁，才便于西门庆这一以运河为依托的商人演出《金瓶梅》故事的大场面。在《水浒传》里，武松是清河人氏，打虎后被任为阳谷都头，到了《金瓶梅》里，武松由阳谷县人氏成了清河都头。武松打虎的景阳岗则搬到了清河附近的“山东界上”，狮子楼也随之迁到了清河。作者移花接木，有其良苦用心，并非随意地改动。不要把“新兴”二字看得过于神圣，这仅是就其商业的性质而言。西门庆在清河地方谋得了一个官职，虽品级不高，但广结官府，声势颇为显赫。如孙逊先生文章所言，他又很懂得策略，制造“轰动效应”，用“攫取的一部分权力来发展自己”，但并不因此就“表明”这位“商人的封建性”，而是为了发展自己的自由商业。因为他如果不这样做，就有可能被清河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官吏和封建势力所扼杀，或者被另一个西门庆所吞灭。十六世纪的明代，仍处于封建的严酷统治之下，小农经济汪洋大海，新兴的手工业和商业还很稚弱。在海外市场相对欠缺的中国，尤其需要拓展自己的大陆市场，冲破重农抑商的束缚。这是封建社会末期的一对基本矛盾。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初期，尚未形成“第三等级”，更远远不足以形成革命的力量（欧洲，从十四世纪意大利城邦资本主义萌芽，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用了四百年的积聚），商人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贿买官职，借以发展自己。这不是一种典型，倒真是一个畸形——非冲突的方式。在西门庆身上，既为自己谋得了商业势力，也做了许多令人咋舌的事，如孙文所列举的。然亦应知道，他是商人，商人以谋利为目的。但他与“中国封建经济”并无结缘，所以也不可能“杂交”。他的商业，既非官家资本，也未用官府的名义，纯属私营性质，所以不应算官商。不能因商而兼官就改变了阶级属性。这里举-一个现代的事例来说明：进人民国，出现了一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但不是凡在民国政府里做官的资本家，都须算作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卢作孚即是一例。三十年代他被任用为交通部次长，后又升为部长。他的官比西门庆大多了，与政府的上层结交，不谓不多、不密。但凡现当代经济史，仍称其为民族资本家，因为他从民营的一条船起家，专走川江航运，发展为具有相当规模的民生轮船公司。做官的官俸，对他的收入微不足道。其不同之点在于，西门庆作了许多坏事、恶事，而卢作孚则能在抗日的民族大义面前，以自己经营的民生轮船公司紧急抢运抗战物资，作出了重大贡献，损失了近半数的轮船，有口皆碑。这里说得可能远了，但道理是一样的，即一个人的阶级从属，是由他的经济来源（生产方式中所处的地位）来决定的。
近代爱国实业家 卢作孚 西门庆是一个有魄力的商人，连开四店，形成规模。他及时以低价收购外地商人贩来的南方产品，又让伙计南下长途采购，目标都是江南纺织品。这在当时正是行时的手工业产品。他的伙计奔波于清河与产地之间，及时进货。有了充足的丝织品，又到新兴的棉纺产地松江采购棉布，使花色品种齐全。他又善于用人，所屡屡派遣南下的伙计韩道国、崔本和来保，都是头脑机敏，又有跑外经验的人。而坐庄主管，除了贲四，像傅二叔、吴二舅，则是比较老成，也有销售经验者。他还注意销售服务：“买主进来，让进去，每人饮酒二杯。”对于合伙的乔大户，也讲诚实守信。绸缎铺有他的一半资金，他不忘给他分红。临终时，还记住嘱咐其妻吴月娘付清他的欠款。他还尝试用分配的激励机制，规定缎铺的五、三、二比例。自已五成，乔大户三成，因为店面和经营是自己的，所以高出二成。剩余二成，由经营的伙计韩道国、甘润和崔本三分均分。伙计的收益随销售成绩浮动。《金瓶梅》虽然是一部小说，但总体描写，已极有条理、清晰。西门庆做官前和作官后做了许多坏事、恶事，大多和自己的商业无关，需要作一点具体分析。 武松的官司，幸好陈文昭纠正过来。但因西门庆疏通了蔡京，陈文昭仍判了发配外州，因为武松毕竟负有人命，但也不能原谅西门庆。韩二叔嫂通奸，结果捉奸者反而受了一顿鞭答，是西门庆受王六儿蛊惑之故。最不可容忍的是他设计陷害来旺，逼得宋惠莲羞愧自缢。宋父拦棺告状，西门庆买嘱衙门痛笞二十大板，回家死去。他还曾买嘱流氓痛打蒋竹山，捣毁了他的生药铺。最不可恕的是私放杀人犯苗青。所以说他是流氓、恶霸也不过分。但流氓、恶霸是行为学的称谓，不同阶级、阶层的人都可以沦人这一人等。西门庆是商人，重利轻义，是这类人的本性，但《金瓶梅》里也写了他行为的另一面，甚至说他“仗义疏财，救人急难，人人都是赞叹他的”。帮闲兄弟常时节穷得家里连锅也揭不开，房租交不出。西门庆周济了他一应的生活费，还花了一笔钱为他买了房，又留下一点银子，让他做小买卖。吴典恩谋得了一个吏职，他出钱为他见官摆酒，在他开立的一张借据上，抹去了“每月行利五分”的字样。他为人过钱说事，李桂姐、黄四的丈人曾被官司牵连，来请托西门庆救助，他都拒绝了礼金，还为李桂姐倒贴了买通官府的钱。我们常说这是小恩小惠，但有一些描写，该做如何解释呢？他初不愿投资李智黄四的香蜡收购，为怕坏了他的官声。
《金瓶梅词话》 我们也可以说，他最终还是参加了。但第三十回说，刘太监的兄弟刘百户买了一所房子，动用了刘太监管理的皇木盖房，被理刑所缉获。夏提刑趁机要敲诈刘太监一百两银子，还威胁要“动本参送，申行省院”。刘太监急了，拿着一百两银子来找西门庆。事后，西门庆对应伯爵说：“教我丝毫没受他的。”一百两银退回去了。清河地方有几个太监内相常是西门庆的座上客，其实他们是从宫内失宠又兼年老的内侍，待遇菲薄且无权势，西门庆没有理由要巴结他们。在这件事上，也现出他做官还是恪守一定的原则，因而在理刑所与夏提刑产生了矛盾。事后他对应伯爵说：“咱家做着些薄生意，料着也过了日子，那里希罕他这样钱。”此官司按照他的意见办了：教刘百户把房连夜拆了，还了皇木，又责打了刘百户家人刘三二十大板，“就发落开了”。为此他又对应伯爵说了对夏提刑的看法：“别的倒也罢了，只吃了他拿滥贪婪的，有事不问青红皂白，得了钱，在手里就放了，成什么道理。我便再三扭着不肯，（对夏提刑说）‘你我虽是个武职官儿，掌着这刑条，还放些体面才好。’”应伯爵应答说：他不敲诈，“拿甚过日”。这段对白，恐不是故意在应伯爵面前为自己抹白，因为他与应伯爵是无话不谈的。但西门庆做事反差为什么如此之大呢？原来，一个人的行为和他誓言往往是可以相悖的。只要危及自身的利益。有时还能做出伤天害理的事。在武松（危及自己的生命）、旺来（因他的“醉谤”，还揭底威胁）、蒋竹山（夺走李瓶儿，并在自己眼皮底下开药铺）、宋惠莲父（诬称西门庆“强奸不从”而逼死女儿）四个人的事上，都表现这一行为动机。唯独苗青一事，与他本无关系，案件也由夏提刑在审理。但苗青伙同船家劫杀了主人，侵吞了主人的二千两银的货物，却只拿出五十两来托王六儿在西门庆面前说情。主六儿竟还得意洋洋地在西门庆面前说：“明日事成，还许两套衣服。”西门庆随即揭露苗青的事，“两个船家见供他有二千两银货在身上，拿这些银子来干什么，还不快送与他去！”这样，反而激起了要敲出苗青侵吞的银货的动机。王六儿还了银子，这才吓得苗青连夜托人卖了货物，得了一千七百两银，托人送了一千两给西门庆。但他私放苗青，更令人发指。然也不要忘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原就充满了龌龊与血腥。在西方，除了国内的剩余价值的剥夺，还进行着殖民掠夺，鸦片买卖和黑奴贩运。在西门庆身上，可看出他唯利是图的商人本性。钟扬先生以封建“流氓”论定西门庆，引了《金瓶梅》第一回的一段作为论据，这段话说：只为西门庆秉性刚强，作事机深诡谲，又放官吏债，就是那种高、杨、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门路与他侵润，与人把揽说事过钱，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经查，这段话出于崇祯本。崇祯本对明代的词话本有修改。首先把西门庆结交十兄弟的事移到了第一回，把词话本两处出现而重复第十回、第十一回的短短一百数十字介绍十兄弟，扩充为半回篇幅。崇祯本理清了《金瓶梅》的时间顺序，以它作为卷首，未始不好，却渲染了它早年“浮浪子弟”色彩。给人印象岂止是流氓，甚至是个混混。我们这里讨论的是明代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显然不能以清人的修改本作为依据。这里不涉及张批本的功过是非，而是因为由明入清，社会经历了震荡，必须划清这一时间界限。词话本说西门庆的父亲曾往甘州贩绒，后来败落，所以才成为一名“浮浪子弟”。接交十兄弟，也是在这个时候，后来做了富商以后，身上留下了流氓气息，就有了说服力。明代嘉靖万历时期，虽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整个社会仍处在封建经济的基本结构中，生活方式和思想不能不继承着旧的传统。西门庆必然会接受这种封建的恶性遗传。但他后来长期经商，我们在他身上也看到许多新意识和商业社会的价值观。譬如笔者以前曾提到过的西门庆的一个观点：“（金钱）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曾肯埋没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因此他讲求现实的享乐人生，又“撒漫使钱”，常常“仗义疏财”。他的金银应该流动的观点，和富孀出身的孟玉楼讲的如出一辙，和封建社会的守财奴很不相同。他结交三教九流，唯独对吴月娘待若上宾的薛姑子、王姑子之流的尼姑最为反感，最为憎恶。这些尼姑也知道这一点，如第五十一回写，一日西门庆走进吴月娘屋里，薛姑子、王姑子见西门庆进来，忙躲进李娇儿屋里去，却早被西门庆看见。西门庆问：“那个是薛姑子贱胖秃淫妇，来我这里做什么？”月娘说：“你好枉口拔舌，不当家化化的，骂他怎的？他惹着你来……”西门庆就揭露：“他把陈参政小姐七月十五日吊在地藏庵儿里，和一个小伙子阮三偷奸，不想那阮三就死在女子身上。他知情，受了三两银子。”在这一事件中，薛姑子被西门庆拿到衙门里打了二十大板。“交（教）他嫁汉子还俗”。月娘怪他“毁神谤佛”，他却问“他为什么还不还俗。”阮三的故事，在明代颇见流传。最早见于宋洪迈《夷坚支志》明代被改编后收入洪楩的《清平山堂话本》。冯梦龙的《情史》也收入了这则故事。收入《古今小说》时又作了精心改写，题为《闲云庵阮三偿孽债》，突出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主题。《金瓶梅》借西门庆之口，批判了宗教禁欲主义的虚伪，有反封建的意义。西门庆在经济上代表了新兴商人，但在家庭生活中，则是俨然一位封建的一夫多妻制家庭的家长，运用着它的封建权力。在这个家庭中，有家生奴才的仆人，有用钱买来的婢仆，他可以随意“收用”。这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奴隶制残余。除了来保、来旺等升为伙计之类外，似乎仍未获得身份自由，可以随意鞭答她们（如夏花儿、秋菊）。孙雪娥原是陪房丫环，虽然行为猥屑，但她作了妾后，地位也未丝毫改变。此外，即在西门庆宠爱的妾中，李瓶儿和潘金莲都有过裸身受罚的经历。但在这个男权中心的封建家庭，也渗进了商业社会的金钱权势和价值观，已非一夫多妻制封建家庭的典型了。
《金瓶梅》插图 西门庆有六房妻妾，《金瓶梅》是取了潘金莲、李瓶儿和春梅三人名字中的一个字为书名的。实际在西门庆生前，小说着力描写的是潘金莲、李瓶儿和孟玉楼三个妾。分析这三位女性形象，很能看出这个一夫多妻家庭的特点。这三个女性，除了孟玉楼外，潘金莲和李瓶儿都有一段悲惨的身世经历，受过封建势力的摧残，但又和孟玉楼一样，又都有市井社会的丰富经历，不是封建社会里温良贤淑的传统妇女。潘金莲在《水浒传》里，说她原是清河一大户人家的使女，因主人纠缠未遂，被倒陪装奁强制嫁给武大的。《金瓶梅》则更加深了她也受封建摧残的经历，说她因年幼丧父，被卖为王招宣府为家伎。王招宣死后，又被卖于张大户，被奸淫“收用”后，又为主母所不容，被强制配于武大——一种非自愿的极不般配的婚姻，造成了她对社会强烈对抗与冷酷的人性变态，对与武大组成的这个“家庭”，甚至是破罐破摔。她经惯了世态炎凉，所以经常以自己的遭遇，施于与自己同类的女性。在对李瓶儿的描写里，她与花太监的关系就已经很暧昧。花太监由御前班直升任广南镇守，为什么偏要远途带她在身边。如果是随花子虚去的，那么又为什么要把偌大一份私财“梯己”交李瓶儿收藏？连亲侄花子虚都瞒过了。这都让人纳闷的。小说又交代，她原是梁中书家的妾。大名府的梁府被焚时，她趁机盗出梁家的一百颗西洋大珠逃了出来，然后才被花太监作为侄媳娶进门的。可看出她外表柔顺而内藏的机心。她与花太监不过是虚与委蛇，对花子虚成日在外寻花问柳而无所作为也早有不满，待西门庆进入她的眼帘，即一拍即合。但中间却因为一时未见西门庆又招赘了蒋竹山，发现她原来也是个“不中用”的，又不惜忍着屈辱，回到西门庆身边。她对比了自己经历的三个男人：花子虚、蒋竹山与西门庆，前面两个男的只能算“不是人”，只有西门庆才是“医奴的药”，是一名“性饥渴”的女性。因此她尽其所有，自己的肉体连同她所有的私藏财物，尽数交给了西门庆（花家兄弟告状争得的一部分遗产除外）。孟玉楼是经过媒婆说合娶进门的。她放弃了既有功名，又有土地田产的文化男人尚举人而选择西门庆，是与她作为一名富商的遗孀的历练是吻合的。起初媒婆骗她嫁过去是“正头娘子”，被她的母舅张四戳穿，她也不在意。说：“休说他富贵人家，那家没有四五个。着紧街上乞食的，携男拖女，也挈扯着三四个妻小。”张四又以西门庆在外“眠花卧柳。又里虚外实，少人家债负，怕坑陷了你”阻拦，但也“说不动这妇人”。孟玉楼说，女人“管不得（男人）那许多三层门外的事”。此外又说“世上钱财淌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之类的道理。她对家庭、对社会有透辟而冷峻的看法，是她从商人家庭的经历中悟出来的。所以她在西门庆家中待人平和，处变不惊，等到西门庆一死，她随即心平气和地又改嫁了。她看中西门庆的不是钱财，而是富有进取的男子汉气慨。西门庆家里的婢仆，有的被他“收用”，有的与他奸宿，宋惠莲、王六儿、贲四娘子、如意儿，那个不是心甘情愿的。除了宋惠莲的丈夫来旺心有不甘，如意儿的丈夫已死外，王六儿的丈夫韩道国，贲四娘子的丈夫贲地传，都是睁一眼，闭一眼，有时还有意避让，甘当“明王八”（潘金莲的骂语）。这是一种交易，老婆在这场交易中权当商品。她和自己的丈夫在这场交易中都得到了好处。所以甘愿做“包七奶”，“包八奶”。但等到一有机会，就会算总帐的。果然西门庆一死，韩道国就拐卖了他的一千两银货物，潜逃回清河家中。王六儿首先提出携银私逃到东京。理由是“他占用了老娘，使他这几两银子不差什么。”除了婢仆，西门庆前后娶进门的妻妾，除吴月娘，其余都是再醮的妇女，甚至陪房和行院女子。吴月娘骂李瓶儿“原守什么贞节”，不料此话捎带了潘金莲和孟玉楼，而他们的看法是“先嫁由爹娘，后嫁由自己”。这个封建的一夫多妻的家庭完全变异，而西门庆这个封建家长，既用封建传统的权威，又兼用商业社会的原则统治着、维系着。这个家庭，倒真是“杂交”的产物。在这个《金瓶梅》世界的悲剧中，有西门庆的罪恶，也有力图摆脱命运者的参与和帮凶。武大之死，是潘金莲提醒西门庆的拳脚功夫。花子虚之死，在于一场官司羁押后得了病，恍惚中发现妻子和西门庆私通，李瓶儿又不善侍汤药气死的。而李瓶儿、官哥儿和宋惠莲之死，则是由于潘金莲的挑唆和毒计。宋惠莲父之死，也是由于宋父栏棺诬告西门庆强奸不从，致其女儿身死。以致西门庆大怒，唆使衙门鞭笞，回家又染了一场时疫而死。这又是一个奇特的世界，而我们有的学者常常用统计的方法，计算西门庆“奸占”了多少妇女，以表现其流氓恶霸的罪恶，可忘记了连孟玉楼和潘金莲都公开说“船多不碍港，车多不碍路”，是如此心甘情愿，主动积极。凡此，《金瓶梅》都不烦将细节写清，写出了一个社会的罪恶和人性的可悲，而不是仅仅归罪于个人的品德。这是它的深刻之处。
本文作者 卢兴基 教授 [1]《中国社会科学》中文版，1987年第3期。英文版，1989年第3期。 [3]台北《大陆杂志》第99卷第4期，1999年。 [4]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论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莫斯科中文版，1950年。 [5]卷三十二《歙志风土论》。 [6]《文学季刊》1984年。 [7]《松窗梦语·商贾记》。 [8]《松窗梦语·百工记》。 [9]卷四《地部》。 [10]《万历秀水县志》卷一《舆地志》。 [11]胡琢《濮镇记闻》。 [12]卷二《记风俗》。 [13]《松窗梦语·异闻记》。 [14]《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九年曹时聘奏。 [15]姚襄《东城纪余》：《通圣庙记》。 [16][19]《所谓原始积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 [17]《西台漫记》卷四。 [18]《宝颜堂秘笈》，存一卷。 文章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本文选自《金瓶梅研究》第八辑，2005，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数据采集 黄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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