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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请 期 待 本公众号获作者授权，将连续登载以上文章 欢迎关注 《百科》塑我编辑观（4） ——从《哲学》卷出炉前后说开去 王德有 追寻编辑最高境界 刚进出版社的那段时间，虽然我心中向往学术，但对编辑工作却又很投入。为什么？可能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那是因为憋着一股劲。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成立于1978年，是中央直接批准的。据说它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要代表国家水平，为此，单位内充满了神圣而肃穆的气氛。1981年之前，在社的编辑大都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名牌大学的毕业生。1981年、1982年进了两批年轻人，约有三四十位，都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第二批大学毕业生，其中也有三四位是研究生。一老一少两代人，各有自己的想法，中间横着一条隔离带。 在一些老编辑看来，《中国大百科全书》是中国的第一部百科全书，拿出来要像个样子，虽说不能一下子超过《大英百科》，那也要不相上下。在他们眼里，编辑很重要，要有一点真学问，要有一点真本事，否则的话，很难参与这一神圣的事业，很难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新来的这些“小毛孩儿”，虽然伶俐聪明，但是尚需磨砺，没有十年八年的工夫，很难派上用场。正因为这样，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一种潜规则：四五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才能担任责任编辑；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做做一般编辑；七八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只能打打下手。于是三四十号新来的年轻人大都在校对、复印、接转稿件，迎送客人，很难接触到编辑的核心工作。 在年轻一代人看来，自己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大学生，几年的大学生活没有白过，学了知识，有了学问。毕业之时，满怀抱负，想要一进社会便展鸿图。在他们眼里，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是个神圣的事业，正是自己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可是人家不让碰，不让摸，每天做勤务，打杂活，有力无处使，有谋无人用，感觉天天在浪费青春，虚度年华。 我算比较幸运，分到了社会科学编辑部，因为没有哲学专业的老编辑，也因为我读研究生之前已有十年的工作经历，所以让我筹备《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哲学》卷。 虽说如此，但编辑部主任并不放心，为了不使我产生误会，他委婉地明确了我的工作位置，说：“你先把工作筹备起来，社里正在物色调入《哲学》卷的责任编辑。”过后，很可能是怕影响我的工作情绪，又通过同事们的传话向我透出了一些风声：“好好干！如果出色，加上你的硕士学位，很可能会列为第二责编。” 我感到很不是滋味。我没有做过编辑工作，也许编辑工作大有学问，大有做头，但是这不是我的追求。我没有当过责任编辑，也许责任编辑的责任很大，地位很高，但这不是我的向往。如果客观情况允许，我宁可用十个责任编辑的头衔换回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不过，“四五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才有资格担任责任编辑”，这句话也太刺激人了。它无疑是一个宣言，宣布我们这些研究生都是脓包。参加工作13年了，从来就没有人这样看待过我！我这个人本来就刻板，不管愿意不愿意，分配给我的工作总会努力去做，加上这句刺激人的话，那就更加来劲了。不管什么责任编辑不责任编辑的，反正就我一个人，做个样子给他们看！有一位研究生，干不上自己的专业，整天在给别人帮忙，私下对我说：“你幸运，自己搞一摊，但愿能超过其他卷，好给我们出出气。”我笑了笑，没有言语，心里说：“走着瞧吧！”我工作很吃苦，很投入，不过当时的思想境界只如此。 相处久了，我发现我们的编辑部主任是个非常可爱的老头,也是一位非常可敬的老头。他叫丘国栋，平时我们称他为“老丘”，到了公众场合则称其为“丘老师”。老丘五十多岁，个头不高，脸盘圆圆，头发花白，手上总是拈着香烟；一副眼镜架在鼻梁上，不下千度，与之对视，觉得学问高深，其深莫测。不只是看上去有学问，他可是真有学问。西南联大的高才生，几十年的笔墨生涯，几十年的编辑经验，拿起笔来，在你的稿上批上几句话，便显出了深厚功底。他自己有本事，便不愿意收那没有本事的徒弟。虽说编辑部的学生都是上面分配下来的，他不能不收，可到了他的眼里便有了远近：精心工作的，他喜之于形，话特多，表扬你，批评你，圈阅你的稿件，指指点点，讲他的历史，讲他的失误，不厌其烦。想要让他歇歇，那可不是件容易事，除非是他自己累了。应付工作的，他懒于启齿，很少批评，话都压在嗓子眼下，难以吐出，积到一定程度，涌喷出来，便化作一声长叹，聊表无可救药的心情。在他的麾下出了不少高徒。《经济学》编辑组的龚莉是一个，现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社长；《经济学》编辑组的阿去克也是一个，现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我们《哲学》编辑组的谢寿光、周五一，都算得上。我也想称其为师，但他已故多年，不知答应不答应。不管怎地，他在我的身上没有少下功夫。 《哲学》卷的筹备工作有了眉目之后，成立了《哲学》编辑组，谢寿光由其他学科调了进来。别看我俩的岁数差着一轮，干起活来却极默契，相辅相成，劲都使在了一处，工作进展相当顺利。大概基于这个原因，老丘不再说要调入责任编辑了，他对我们寄以厚望。有一天，他找我谈话，很正式的那种；不过我只是听客，没有插嘴的机会。他滔滔不绝，说了一个多小时，内容我已记不清楚。不过最后有个结束语，二十七八年过去了，我还记忆犹新。 他说：“德有同志，说来说去，我就有一个希望：请你不断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编辑’。做一个编辑并不难，难的是做一个好编辑。什么是好编辑？那就是不断向读者奉献好书的编辑。什么是好书？好书的标准有两条：一条是立得住；一条是传得下。比如《林海雪原》。《林海雪原》原稿很差，可以不用，但素材很好，弃之可惜，最后通过编辑的手，成了传世之作。这个编辑就是好编辑。庸编辑好做，不用费力，不用吃苦；好编辑难做，费力吃苦，还不知道能否有个好结果。希望你经常思考，有意识地去选择。” 谈话结束了，我觉得很奇怪，分明是一个好心的老头说了一堆糊涂话。谁愿做个庸编辑？谁不愿做个好编辑？这还用选择！而且还要经常地、有意识地去选择！ 后来的实践告诉我，这话不仅不糊涂，而且可以说是至理名言。因为选择做个好编辑实在太难了，太苦了，苦到了不认真想想就要放弃的地步。想什么？想“我为什么要做个好编辑”，想“为此吃苦值不值”。 一年半后，《哲学》卷的编辑工作进入了白热化时期，把我的业余时间搭进去竟然还不够用。 进入出版社后，我一直坚持业余时间搞学术，因此显得特别紧张。一般情况，如果没有特别特殊的事情和特别特殊的理由，晚上和节假日都是我个人的时间：研究学术，从事写作。电视节目和其他活动，在我的日程表中久已没有位置。有一次，我正在写作，儿子和他的母亲谈起了张学友，谈得很起劲。我插了一句嘴：“张学友是做什么的？”母子听后，捧腹大笑。我生气了，说：“有什么好笑的！”他母亲指着我说：“王德有真是不识人间烟火！” 《哲学》卷这么大的部头，稿件进入出版社后，编辑要通读，鉴别，有基础的分送社外编写组审定，没有基础的都要提出意见，请作者修改。稿件越来越多，当时组里只有我和谢寿光两个编辑，不要说只用上班时间，就是把晚上搭进去也很难应付。没有办法，只好开夜车，用假日。 一天两天可以，一周两周也可以，时间一长，就受不了。且不说中断了学术研究，家人生活也大受影响。这个活还能不能干下去，便成了问题。有时候我坐在那里想，想着想着就想笑。笑什么？笑老丘。这个老头，真是鬼机灵！他就知道我有不愿干的这一天，早早就把话说到前头，让我考虑做个什么样的编辑，而且还要不断考虑，给我出了个大难题。我要不干了是不是得另外找个借口？我要不干了是不是能对得起老丘？我要不干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要不干了将来会走什么路？哎呀，真是烦死人！ 烦人也得想，不想怎么能干在心上？ 但是想归想，干归干，一边干一边想。活干了几年，心也想了几年；活干得差不多了，心想得多多少少也有了一点眉目。 1986年2月28日下午5点，总编室到《哲学》编辑组接收稿件。组里的同志们忙里忙外，协助清点，我坐在写字台前一动不动，眼前一片朦胧，脑际如同鸿蒙。稿件抱走了，纸屑扫净了，众人回家了，室内安静了，我的脑子才开始活动起来。之后，以往想的问题，以往经过的事情，便像过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在眼前闪过，不能自已： 4年多时间，1460天，路虽然走得艰难，人却得到了磨练。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遇上了两个好领导：一个是编辑部主任丘国栋，一个是副总编辑石磊。 这两位领导，对我们要求很严，一招一式，都须规范，就像少林、武当传艺一样，不允许有一点马虎。可是说也奇怪，我们对他们并不害怕。不但不害怕，反而在感情上有一点温热、亲近，当然更多的是一种敬重。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他们对年轻一代的关爱？ 老丘、老石，二人相比，老石显得较严肃。你看他，高高的个子，方方的脸盘，不苟言笑，一身正气，不了解他的人可能会觉得他很难接触。处久了您就知道，他心很细，情很浓，对他的部下关心备至。新分来的这些大学生大多来于外地，没有成家，他竟然会和老丘谋划家庭聚餐，把男女青年请到他们的家里去，叙谈叙谈，增进了解，培养情感。你别说，还真让他们给成就了一对。年轻人成了眷属，他们成了月下老人，大家都很舒心。说起此事，老丘喜形于色自不必说，就连老石也会笑，而且笑得像个孩子。还有，八十年代办理进京户口你说有多难，等的人多，指标极少，可老石却不声不响，暗中操劳，竭力争取，克服了重重困难，终在1985年为他的部下解决了两地分居问题。你说，在这种领导下工作，不竭尽全力行吗！ 也许是因为他们都是编辑界的高手？ 编辑工作往往会遇到难题，特别是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观念更新和知识认可尚需时日的时期。可是这些难题提交给二位领导，很快就有答复。不仅有答复，而且答复得果决、妥帖，让编辑组的同志们肃然起敬。《哲学》卷有个分类目录，其中列有外国哲学。外国哲学又分东方哲学、西方哲学。东方哲学，除了中国哲学单列外，包括朝鲜哲学、日本哲学、印度哲学、伊朗哲学、越南哲学、巴基斯坦哲学等等。这是从学术视野所做的分类。分类目录传到了一位行政领导的手里，便出了事。这位领导看后大为光火，把我叫去狠批一通。“这是你拟的目录？”他指着油印稿问。我说：“是的。”“你是共产党员吗？”“是的。”“什么时候入的党？”“1965年。”“一个具有十六七年党龄的党员，这点政治觉悟都没有！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怎么算做东方国家呢？‘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们说了多少年，可你却把日本和朝鲜、越南并列在一起，都归为东方哲学。我们这是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要作为经典，传给子孙，像这种编法不是很危险吗！”我听得愣了神。心里想，这书没法编了。要知道，他可不是部门一级的领导。过不了他的关，怎么往下编？事后我去找老石。老石说：“别管他，你按照学界的要求，该怎么编就怎么编，过一段时间他说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果不其然，过了一段时间，那位行政领导离休了，社委会、编委会，不管哪一级，没有一位领导再提出过类似问题。我乐了，心里想：这个老石，真神了！ 也许是因为他们对年轻一代的信任和“放手”？ 虽然当时我理解的尚不深刻，但已没有怀疑，不再“也许”，而是肯定。多少年来，我在思考编辑人才的培养问题，又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认为它是人才成长的关键。2006年，《中国编辑》第5期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关键在放手》；此文从实践和理论上论述了这个命题，实际上是对老丘、老石用人之道的理性思考。 《哲学》卷的编辑工作进展很快，这一现实深深地触动了老丘和老石。别看他们都是五十开外的人了，但并不守旧，他们开始思考问题，很快就突破了“年轻人编不了百科全书”的思想防线，把《哲学》卷的编辑任务和编辑责任都放到了年轻人的肩上。遇到难事大事，向他们请示；到了一个阶段，向他们汇报。除此而外，全部工作都按我们编辑组拟就的方案实施，他们做我们的后盾，给我们支持，从不干涉我们的具体工作。有一次聊天，老丘说：“过去认为年轻人知识浅，经验少，只有四五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才能担当百科全书的责任编辑，现在看来不对了。年轻人，思想活，有闯劲，加上他们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不但能负起责任，而且能干好。关键是有没有事业心，有没有责任心。这是我近一两年总结出来的经验，也可以说是教训。”老丘的坦诚，深深打动了我；老丘的灼见，我不能不佩服。有一句老话，说“士为知己者死”，听起来颇有些江湖意味。用生命来报答知遇之恩，这种境界实在是低了一些，为国家为人民献身不能讲求知遇之情。不过它却揭示了人的一种心理诉求，特别是年轻人。年轻人入世，满怀抱负，心存大志，需要一个发挥自己才能、实现自己理想的环境。所谓环境，虽然包括诸多因素，但其中有一个最为重要，那就是有一个信任自己，放手让自己开拓事业的顶头上司。这样的上司比较难得，一旦得到，他就可能为之赴汤蹈火。我们编辑组的年轻人当时正是处在这种劲头上。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成立三十年来，为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一项重大贡献就是培养出了一批人才。八十年代的年轻人，现在大都成了编审或副编审，其中还有一批走上了编辑出版行业的领导岗位。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家出版管理机构、国家级出版社、部委出版社担任过局级领导的同志就有18位，所以人们戏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为出版行业的“中央党校”。 总结其中经验，关键在放手。追溯放手的源头，出于老丘和老石之手。 老丘、老石，不仅心地善良、能力甚强，而且极其机敏，富有智慧。他们的智慧表现为举一可以反三、触类可以旁通。《哲学》卷的编辑实践促使他们思考，思考的结论便是放手起用年轻人。他们将这样的用人方略推广开来，运用在他们所辖的社会科学各个编辑部门和各个编辑组内。比如《经济学》编辑组，请龚莉担任第一责任编辑，让学问高深的老先生和另一位年轻的研究生阿去克做副手，发挥他们各自的特长。龚莉，四川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学士，一个女娃娃，开始当第一责任编辑的时候也不过二十七八。可能有人会说，二十七八当责任编辑有什么稀罕，现在有的是。可是，那时候不是“现在”，而且编的不是一般书。要知道，中国的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没有人编过。《经济学》又是一个大学科卷，分上、中、下３卷，四百多万字。处在中国文化复苏、拨乱反正的时期，想要编好这么大部头、如此大学科的百科全书，那可不是张口就说出的话。再如，《哲学》卷编完后，任谢寿光为《社会学》卷责任编辑，任周五一为《政治学》卷责任编辑，让他们各自独挡一面。结果，老丘、老石的招数又有了灵验，这些学科的编辑工作很快就进入了平稳、高速的轨道。 老丘、老石的用人之道这么灵验，自然就会不胫而走，自然科学的各个部门，虽然不说，但却慢慢地开始用起了年轻人。由此，笼罩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空的神秘雾纱、凝重气氛开始慢慢地消散开来；由此，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过程中，一大批年轻的编辑人才也就脱颖而出了。 人们都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既出好书，又出高人。出书的经验有很多人在总结，出人的根由却很少有人探究。借此机会，特留此墨，探究开先河者，揭示他们的用人秘诀，以资借鉴。 4年多时间，1460天，路虽然走得艰难，人却得到了磨练。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对老丘提出的问题有了一点点体悟。 老丘要我不断思考“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编辑”。答案是简单而肯定的。至于为什么要做一个好编辑，为此吃苦值不值？这就有点说不清楚了，好像它是公理，不用论证，也不能论证。 可是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不论证，不论证清楚，就解决不了思想问题。解决不了思想问题，就没有行动的动力。 为什么要做个好编辑？回答这个问题，探究到底，实际上就是要回答“人为什么而活着”。 人为什么而活着？ 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回答，可是要做出合于理论的、合于实践的回答却不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难题。1965年，学生党支部委托我和一个女同学谈话。这位女同学非常上进，也有抱负，想要申请入党。我的任务是鼓励她进步，给她指出努力方向。现在想起来好笑，我自己还不知道如何努力呢，还去为别人指方向。那时候的气氛可不是这样，我是一个党员，好像自然就比人家高一筹。结果还是人家把我难住了。 谈话快要结束了。我说：“作为一个学生，除了政治上进步，还要把学习搞好。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学不上真本事，就难以做到这一点。”她说：“好！你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会努力的。不过我还有一句话，不知能说不能说。”我说：“可以。”她还是想了一会，之后才慢慢道来：“有一个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转，可总也想不透。说出来吧，又怕人家说我政治上有问题。既然你诚心帮助我，看能不能帮我理一下。在我的心目中，共产党员是光荣的，因为他们舍去自己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想做一个共产党员，我也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是从道理上却没有想通。我是人，别人也是人，为什么我要为别人服务呢？”我一听，头就大了。她怎么会想到这一层？“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当时是很危险的，这是对党的宗旨表示怀疑，让上面知道了，别说入党，那可要出大问题。于是说：“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不容怀疑。如果要问为什么，可能只有一句话，那就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她听了好像更加为难了，低着头半天不说话，最后才低声说：“咱们是学哲学的，这个话我也琢磨很久了。有时候我很害怕，觉得自己是不是很反动。我觉得无产阶级很高尚，不应该是为了解放自己才去为人民服务。”这个话题太危险，不能再继续下去，但她却是真诚的，纯粹是个认识问题，所以我赶快收场，说：“这可能涉及到人生观问题，涉及到人为什么而活着的问题，带有阶级性，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我们下去再好好思考吧！”最后还加了一句：“自己思考可以，但却不要再与别人讨论！” 说实在的，“人为什么而活着”“我为什么要为别人服务”，细细想一想，我也想不透。因为有这次谈话，所以在一段时间里，我曾私下研究，但很久也没有得出满意答案，于是就放下了。 编辑工作太苦，我不得不思考老丘给我提的问题，于是“人为什么而活着”便成了我研究的课题。 思之久了，忽有灵感，突然发现这个问题是个原本不存在的问题。 首先，作为一个人，原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也用不着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是父母生出的，不是自己要出生的。人们可以问他父母为什么要生下他，却不能问他为什么要出生。自己出生了，出生就是出生了，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目的，没有为什么；自己活着，活着就要活下去，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目的，没有为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和为什么的意识是社会后天灌输给他的。 其次，作为人类整体，原本也不存在这个问题，也用不着回答这个问题，他的产生也是一种自然现象。是自然界自然而然产生了他，而不是他有意识地自己要产生自己。就其自身的产生而言，没有目的，没有为什么，产生了就是产生了，存在了就是存在了。为什么的问题和为什么的意识是在之后的生活实践中逐渐出现的。 人为什么而活着？这个问题原本不存在，后来是怎样产生的，答案是什么？我在继续思考： 人类产生了，就要活下去，求生是一切动物的本能，也是人类的本能。不同的是，人类具有思维能力，逐渐把这个本能转化成了自觉，转化成了意识。于是它就成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追求：为维护生命而活着。 为维护生命而活着，可是死亡的威胁却总是环绕在身边。自然灾害自不必说，就是野兽的侵扰，人类中的个体就很难抵御。力大，人不如马牛；爪利，人不如走兽。一个人遇到了虎，除了武松，那可就完了。奇怪的是人活下来了，而且还能役使马牛，驱赶走兽。为什么？因为人找到了一种维护自己生存的方式，这就是依靠群体。有了群体，大部分人就能活下来；没了群体，想要活命就很难。经过无数次的体验，在人们的心目中，群体的观念便越来越重要。要依靠群体，就必须维护群体，经过多少万年的体验，人们逐渐把自己的追求提高了一步，那就是：为群体的利益而活着。 为群体的利益而活着，就需要将个人的力量融合到群体之中，也就是要为群体做奉献。而奉献在不同的环境下是不一样的，也许只是智慧和体力的奉献，也许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 这样一来，人类的成长过程便出现了一个大回旋：从维护自己的生命走向维护群体的利益，又从维护群体的利益走向奉献自己的生命。 这样一来，人为什么而活着便有了答案：为维护社会而活着，为奉献于社会而活着。 为群体奉献了，群体受益，人们敬之；只受群体之益，不为群体奉献，群体受损，人们鄙之。久而久之，“为维护社会而活着，为奉献于社会而活着”便不再是一个一般的答案，而成了凝固在人们头脑中的社会公认的道德观念，成了人们共有的生命价值观。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都有人想要否认它，但人类要生存，人类要发展，就否认不了它。 向社会做奉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途径。作为一个编辑，从职业职责的角度而言，最主要的奉献就是为读者出好书。出好书，做一个好编辑，是我们编辑工作者生命价值之所在，是我们编辑工作者生存价值之所在。 一个人总是要老的，也总是要死的。但生命的价值是可以不死的，因为它可以转化。张思德没有死，黄继光没有死，罗盛教没有死，雷锋没有死。他们的肉体虽然消失了，但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社会，社会的发展便包含着他们的生命价值；他们的肉体虽然消失了，但他们的无私精神永远激励着人们，他们的生命价值也就永远存在。 我们做编辑的，生命也可以不死。就生命的物质载体而言，是会消失的，年华可以逝去，头发可以稀疏，牙齿可以脱落，耳目可以昏花，最后，肉体也会消散，但生命的价值却可长在，年华的价值、头发的价值、牙齿的价值、耳目的价值却可长在。只要兢兢业业过一生，做一个好编辑，献给社会几十种好书，消失的生命、消失的肉体就会物化在书中。这些书便是自己生命的价值。好书不朽，自己的生命价值就会永存。做到了这一点，当我们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便可以心平神安；做到了这一点，当我们以土为家的时候，便可以含笑九泉。当然，如果庸庸碌碌过一生，做一个庸编辑，推向社会的书平平庸庸，立不住，传不下，那可就惨了：一旦人老珠黄，那可真是会两手空空，悲切切；一旦一命呜呼，那可真是会体消气散，全无有。 想来想去，吃点苦吧，受点累吧，还是应该努力做个好编辑。否则的话，何以为人，何以立世，何以称得起大丈夫！ 这便是我对老丘问题的答案，这便是我对编辑境界的体验，不知老丘满意不满意。我觉得他让我不断思考的问题，恰是一个不断体验的境界，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从事编辑工作的最高境界。不管对不对，这种体验支持我在编辑行业做了下去，一做就是25年，直到解甲归田，安享晚年。 上面说了四个方面，说来说去，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二十多年的编辑实践，二十多年的编辑体验，使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编辑观。尽管我编辑过多种书籍，但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对我的编辑观影响最大，雕琢最深。究其原因，在于它的文化内涵博、大、精、深。 200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成立二十五周年，社委会委托我写了一篇短文，描述了百科全书的精要，刻于竹木，悬于大厅，用以激励同仁。这便是那篇《百科铭》。现将原稿抄录于下，用以说明，《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我的编辑观为什么影响最大，雕琢最深。 《百科铭》 百科者，百科全书也。上及天文，下及地理，中及人事：涵宇宙之道，蕴精微之妙，述千古之史，记当今之要；熔天下智慧于一炉，成中外知识之宝库。博矣，大矣，乾坤尽在其中矣！精矣，深矣，玄机皆备其间矣！古人云：取精用宏，有叩则鸣。凡人之欲立、民之欲生、事之欲就、功之欲成、国之欲盛、世之欲荣者必叩之，叩之则应。呜呼！传世之作也，百年之业也！不可不记，特此铭之。 有人问我：你的编辑观究竟是什么？ 可以用四个关键词来回答：创新、艺术、学术、价值。 展开表述，那就是： 编辑是一种创造性的辑录活动，它的灵魂在于文化再度创新；编辑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艺术，勤于行，精于思，深于悟，密于筹，妙于技，美于审，才能出精品；编辑归于文化范畴，深化学术，运用学术，与学术成阴阳两面，同存共泯；编辑不负人生寄托，消化生命过程，熔铸人生价值，作品价值不朽，人生价值也就长存。 2008年7月10日结稿于北京红螺寺钟磬山庄 作者简介 王德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编审。曾任中国编辑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2002年获第四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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