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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人类黄河史？即与人类活动相关的黄河历史。因为只有与人类活动相关的黄河历史才是有意义的。黄河可能已经有100多万岁了，她成为一条成年大河的岁月最起码也在10万年以上，而人类的文明史大约只有一万年左右。在黄河所经历的100多万个春秋里，绝大多数的岁月，人类并不关心。地球已经经历了60多亿个春秋，在这60多亿个春秋里，有无数的大江大河出现了又消失，我们甚至不知道她们的存在。我们为何对黄河如此关心？因为她极大影响到了人类的文明历史。其实在黄河河生的绝大多数岁月里，她无拘无束的恣意流淌，何须、何必在意人的目光？直到人类将目光强加于她。人类所有关于黄河的吟咏、慨叹、激昂与悲伤，其实都是人类关于自身的情感，与黄河无关。人类对于黄河的疏堵、改造与拯救，其实仅是对于自身的关注。对于黄河—— 你见，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 不悲不喜  黄河孕育了华夏文明，千百年来，她既给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华夏儿女以巨大的苦难，也给常年与之搏斗的华夏儿女以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精神和人定胜天的信念，华夏文明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在与黄河的斗争中不断进步的文明史，这和世界上很多文明都指望着上天眷顾、神明赐福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 一、南北黄泛区 那么人类黄河史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更加大众化的角度而言，大禹治水应该是更为普遍的记忆。大禹治水的时间其实并不算十分久远，距今大约4、5000年，正好与中华文明5000年文明史之数相合，再次印证了所谓的黄河之历史其实是人类之文明史的一种体现。 在此之前的黄河史，我们无法从史料上得到多少信息，只能依靠现代的科技手段得到一些零散的信息，不足以得出古代黄河的全面历史。 距今大约一万年前，气候渐渐变得和今天差不多，海平面逐步稳定在了和现代海平面相对一致的高度，黄河也进入了和人类历史记载相对一致的状态。黄河上游是山地地区，由于和主要文明关系不大，所以记载最少；黄河中游主要经过丘陵地区，因为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不大，也不是记录的重点；黄河下游流经华夏文明的最主要的平原地区，由于在中游携带了大量泥沙，到了下游形成经常性的灾害，因此成为人们记录的重点。  黄河东流，进入郑州之后，正式进入下游，也进入了一片平原低地。在燕山、太行山、桐柏山、大别山等高地的环绕下，黄河在这一华夏文明的核心低地地区左冲右突，形成了从北到天津、南到淮安的广泛的黄泛区。又由于山东丘陵的阻挡，黄河形成了南北两大通路，也形成南北两个黄泛区。据研究表明，在一万年之内，黄河只有两次是从南部通路入海：一次是9千年至7.5千年前，另一次是历史时期公元1128～1855年。其余都是行北部通路入海。  二、先宋北黄泛区的历史 根据中国的文献资料和故事传说，鲧、禹父子二人受命于尧、舜二帝，任崇伯和夏伯，先后负责治水。面对滔滔洪水，大禹从父亲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教训，采取了正确的治水方针，改“堵”为“疏”，对洪水进行疏导，取得很好的成效。大禹为了治理洪水，长年在外与民众一起奋战，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三过家门而不入”，治水凡一十三年，终于完成了治水的大业。滚滚的洪水被束缚进入河道，这条河道被称为“禹贡大河”。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大禹治水的记载存在着巨大的疑点。首先是地域广大，超出了当时的社会组织进行协调的范畴。如果大禹治理的是黄河的话，那么即使是仅关注于下游，那也是纵横千里的广大土地。在数千年前，这片土地上还存在着诸多的部落联盟，相互征伐，即使在部落内部也很难做到号令统一。大禹如何协调这诸多的力量，齐心协力去治理黄河呢？其次，当时的生产力极其低下，很难动员出足够的劳动力倾情投入治河工作。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大禹治理的并不是整条黄河的下游，而只是黄河下游的一小部分。甚至有学者认为，大禹治理的根本不是黄河，以至于对大禹治水的真实性也产生了怀疑。 不管学者们怎样怀疑大禹治水的故事，黄河屡次泛滥，对居于其下游的人民造成巨大的伤害是无可辩驳的。据历史记载，在1946年前的二千五百四十年间，黄河受到近1593次泛滥威胁，而因泛滥令河道大改道共26次。因此，治理黄河始终是华夏文明历朝历代的重要工作。不管大禹治水本身的真实性如何，最起码反映了华夏儿女矢志不渝地与黄河作斗争的事实和精神。 自7500年前，黄河大改道后，直到1128年再次大改道之前，黄河一直在北部通路肆虐。上古至西汉，主要由天津入海；东汉以后主要在山东北部入海。黄河由于携带了大量的泥沙，进入下游后因为泥沙的淤塞，经常性的泛滥、改道，在北部通路形成了一个广义的黄泛区。在这个黄泛区内，河系、沼泽众多、湖泊遍地，一直塑造着中国历史的面貌。 华北平原是黄河及海河等河流冲击积淀形成的，黄河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力量之一，这些河流的冲刷在华北平原留下来大量的洼地积水。白洋淀就是现在仍能见到的古黄河留下的最著名、最直观的积水遗迹。白洋淀总面积366平方公里，平均年份蓄水量13.2亿立方米，是河北省最大的湖泊。在古黄河古道上，这样的遗迹本来还有很多，比如大野泽、雷夏泽、孟渚泽、圃田泽、荥泽、海隅薮等，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大陆泽。大陆泽水面辽阔，史志上称广袤百里，众水所汇，波澜壮阔。跨今天的河北省邢台市的隆尧、巨鹿、任县、平乡、南和、宁晋六县。周定王五年，黄河从宿胥口决口，夺漳河入海，这是史籍上第一次关于黄河改道的明确记载。从此，大陆泽失去了黄河这一最大的水源，随着日后的变迁，水域不断缩小，后分为大陆泽和宁晋泊两泊，直到近代终于干涸。华北平原上原来诸多的由黄河水补充的湖泊，由于黄河南向改道，失去了最主要的水源，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都像大野泽一样逐渐干涸消失了。 据《汉志》、《水经注》记载，河北平原上被称为“河”的水道达10余条，都可能是黄河某次决流改徙后的故道。公元11年（王莽始建国三年），黄河在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以上决口，河水一直泛滥至清河郡以东数郡。当时，王莽因为河决东流，可使他在元城的祖坟不受威胁，就不主张堵口，听认水灾延续了近六十年，从而造成黄河史上第二次重大的改道。此后，在将近千年时间里，黄河下游河道出现过相对稳定的局面，偶而有决溢，也未造成大规模改道。至11世纪初，在今山东商河、惠民、滨州市县境内，河道又“高民屋殆逾丈”。此后决口地点又上移到澶州（今河南濮阳）、滑州（今滑县东旧城）一带。总的趋势是，河道逐渐向北摆动。五代末年、北宋前期决出的赤河、横陇河，都在唐代大河之北。公元1048年，商胡埽（今濮阳东昌湖集）决口，北流经今滏阳河与南运河之间，下游合御河（今南运河）、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入海，史称“黄河北派”。  由于黄河的肆虐，北黄泛区河湖纵横，在这一系列湖沼之间，是大量沿着黄河故道走向——从西南至东北走向的河流，这些河流经常性的泛滥、改道，分分合合，忽有忽无，使得这一带道路情况复杂，崎岖难行。这一带也成为长城和北京城失守后，抵御北方少数民族进一步入侵的一个支点。 三、黄河和运河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为阻挡金兵南下，宋东京留守杜充在河南省滑县掘开黄河河堤。奔腾的黄河水对于阻挡金兵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反而戕害了不少大宋的子民。喷薄而出的黄河自此不再经过河北省（山东省）流入渤海，而是夺淮河道流入黄海，进入南黄泛区。金朝统治者昏聩腐朽，又怀有私心，指望黄河不断南摆为其扩大领土，因此一直未能大规模治理黄河。黄河河道一直飘忽不定，侵占多条河道，总的来讲有南摆的趋势。  这一时期的黄河决口多发生在河南省一带，多在河南的阳武、广武、开封、兰阳一带决口，然后在山东西部张秋镇以南及江苏西北部的徐州一带汇入运河或者淮河，徐州西北的黄河和运河交汇的三角地带成为水患最为严重的地区。沸腾的黄河水破堤而出，携带着大量泥沙冲击运河，经常造成运河的淤塞、断流。黄河与运河相交，成为了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事件，黄河的重要性又跃升了一个数量级，毕竟黄河的重要性与其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性是相一致的。元明清三朝是京杭大运河漕运最为发达的朝代，漕运对于将统治中心设在北京的统治者来说至关重要，是国家的大动脉，重要性无以伦比。因此，对于元明清统治者来说，治理黄河、疏通漕运是一件非常具有优先级的事情。由于元明统治者关心的只是事关他们统治的漕运，对于老百姓的死活根本就不关心，因此，他们治河的办法并不彻底，往往不能见效。总的来讲，办法大致有两个：一个是“堵”，一个是“绕”。 有元一朝，寿数短，稳定度差，虽然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是成效不大。甚至治河工程直接成为了红巾军造反的诱因和起点。直到明朝永乐年以后，皇家定鼎北京，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性一下子提到很高的高度。和元朝统治者一样，明朝统治者的治河策略是“北堵南疏”——就是在黄河北岸筑堤防止其向北决口，破坏漕运；同时在黄河南岸疏导其流走。到了弘治年间，时任副都御使刘大夏治河，修筑了一道长达250多公里的太行堤，堵住了黄河北决的缺口，有效防止黄河北决冲击运河，造成漕运阻断。黄河在河南省一段的干流终于被稳定在开封、兰阳、考城、归德、徐州一线，但是向南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洪水就洪水吧。黄河水溢，冲向南方，经雎水、涡水、颖水等支流分流，分走黄河之水。可是水多了会涝，水少了也不行。在明朝，漕运从徐州到淮安一线，和黄河其实是一路，借用的是黄河水道。黄河从徐州以上被分流，导致下游水源匮乏，影响到正常的漕运。因此，到了嘉靖年，经过多年的南流，一方面是携带大量泥沙的黄河水淤塞了多条南流的河道；另一方面，此后诸多的河道官员也在有意无意的迫使黄河水不再南流。到了嘉靖中期，黄河水南流诸道均被堵塞，终于全部流出徐州，经邳州、宿迁，抵达淮安府，以便漕运的施行。水少了不行，水多了又面临着决口的风险。隆庆、万历年间，水量充沛的黄河多次决口，由于河南河道构筑了有效的堤防，几百年来多股并流的黄河变成了单一河道，而黄河从徐州进入江苏省后变得异常狭窄。因此，黄河水患又一次成为大明王朝的心头之患，但是主要矛盾已经不在河南省，而是转移到了江苏省内，特别是从徐州至邳州一带成为治河的重点。在万历初年，潘季驯推行“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针，下游河道方始基本固定，徐州至邳州、宿迁段的黄河河道似乎摆脱了年年遭灾的状态。但是由于统治者对于黄河的关注重点始终在于漕运，并没有采取综合的方式对于黄河进行整体治理，几年下来，黄河泥沙的堆积使得整个黄河下游迅速成为一条悬河，堤坝越筑越高。到了万历中后期，由于淮安、清口、洪泽湖一带的水患威胁到了明祖陵的安危，因此大规模的治理以“护陵”为第一要务。于是乎，原本安定的徐州周边又一次成为决口的重灾区。到了天启、崇祯年间，随着大明国力的全面衰落，大明朝已经没有多少精力投入到黄河治理之中了，徐州周边的水患就此连年不绝。 大明朝治理黄河的方法，除了“堵”之外，还有另一个方法——“绕”。对于保障漕运这个目标而言，“绕”似乎是更有效的方法。既然黄河水患不绝，屡治无效，严重影响山东南段和徐州地区的漕运，那么干脆就避开这一河段，新修运河绕开这一段吧。事实证明，“绕”这个方法比起“堵”更好的保障了漕运，但实际上却仅仅着眼于漕运，置兖州府和徐州府的万千生民于不顾，其出发点未免有些不堪。早在嘉靖初年，就有人提出凿一条从邹县到沛县的运河，以避开单县、曹县、沛县等地不断受到黄河决口侵扰、不时淤塞阻断漕运的运河段，并进行了部分的开凿。到了嘉靖末年，黄河的又一次大决口淤塞了运河两百里运道，工部尚书朱衡重提旧议，终于成功开凿新的运河段，原先旧的运河段逐渐被黄河淤塞。自隆庆三年起就有人建议开凿从沛县到邳州的新运河，到了32年，这条长达260余里的新运河终于开凿成功，因受到南北泇水水量的补充，被称为泇运河。到了天启5年、天启6年，又新开从邳州到宿迁的新运河，前后总计开凿近70里。这样一来，漕运从济宁向南可以直达宿迁，运河徐州段被完全绕开了，黄河水患的各种麻烦事也被抛在了徐州，徐州作为南北交通枢纽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徐州又一次成为黄河水患的重灾区，不但自身河段经常决口，就是上游河南段、山东段决口，徐州地区也要跟着遭殃。因此，在徐州河段，地形极其复杂。不但水道纵横，情况不明，航道内暗藏有不少的险滩和淤塞；而且有很多遭受水灾而遗留下的湖泊和沼泽，泥泞难行。  清朝全面继承了明朝的治河策略。但是由于黄河长期夺淮入海，大量泥沙排入海口，河口不断延伸，使坡降变化，加速河口以上河道的淤积。19世纪以后，河道淤废不堪，决口连年发生。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廷失败并赔款割地，中英双方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此后的中国开始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特别是1850年的太平天国起义，严重打击了大清东南的财赋重地。到了这个地步，治理黄河也就算不上什么要务了，治理黄河的款项极度欠缺。黄河在1841、1842、1843、1851年发生了4次大的溃决，这都是极度危险的信号，但是朝廷对此显然不愿有所作为了。1855年8月1日（清咸丰五年六月十九日），黄河在河南兰阳（今兰考）北岸铜瓦厢决口。黄水先流向西北，后折转东北，夺山东大清河入渤海，黄河再次进入北部黄泛区。清朝廷对此装聋作哑，最后黄河治理成为了山东省不得不自己面对的地方事务。随着时局的混乱，黄河的状况也是每况愈下，乱世何谈治河？黄河期待一个治世的到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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