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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 酒 文/纬 子 大姐、二姐的年龄比我大很多，早就出去上中学、上大学了。三姐、我和小弟年龄相差两岁，我和三姐在莲光小学同学四年，我和小弟在莲光小学同学四年，我们仨在莲光小学同学两年，年龄相近，童年在一起度过的日子就多了。 女孩儿有女孩儿的玩儿法，男孩儿有男孩儿的玩儿法，但是小孩儿的嘴馋好吃就没有那么分得清了。我们小时候可没有多少零食可吃。七八分钱一斤的生胡豆在铁锅里炒炒吃就已经感觉不错了，儿时牙口好，嚼得动，边吃还可以开心地在饭桌上玩一种弹胡豆的游戏。 就是将一把胡豆撒开，在两颗豆之间用手指头划一下，将面前一颗弹向对面那颗，弹中了又没有碰到另外的豆就赢得一颗，然后继续下去。若一不小心碰到另外的豆就该让对手玩了。 有时候在母亲那儿要到两角钱，跑去称回一斤带点盐味的砂炒胡豆吃，挑那炸开了口的，口感酥脆，嚼起来别有一种豆香味，那就更好吃、更安逸，对于我们也就是一件很满足、很快乐的事儿了。过年过节，能吃到花生、糖果、饼干一类好东西，那当然就更会让我们高兴得笑嘻嘻的。 逢年过节，我和弟弟还会拿一个空玻璃瓶去打回一斤散装甜酒，就是广柑酒、橘子酒、葡萄酒一类的，也就五角钱左右一斤吧。就着五香花生米，你一口我一口地喝起来，直喝得小脸红扑扑，小脑袋晕沉沉，往床上一倒，舒舒服服地睡去。 三姐有时候也会呡上两口，不过毕竟是女孩儿，只是凑凑热闹，不会像我和弟弟那样一醉方休的。爸爸不喝酒，妈妈也不喝酒，但每逢年节都默许我们喝。 直到小学毕业，我只喝过一次白酒，酒量是老白干一两（十六两制老秤）。那次我是真的醉倒了，是生平第一次，也是我来到这个世上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 那是1958年秋季的一天。那一年大跃进，超英赶美，国家定下了年产1070万吨钢的目标。 早晨一到学校，班主任雍老师就宣布：今天不上课，到半边街去搬运炼钢用的木头。 自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开始，停课参加炼钢劳动是常有的事，不过大都是在校园边坡上老师们垒的低低的土炉灶（大伙儿称鸡窝炉）边儿上打杂，给大人们打打下手。有时候走得远一点儿，也不过是到离学校两三里路的嘉陵江边，捡拾一些不知用木船从哪里运来的废旧铁件，装车运往坡上的二钢厂。 老师们哪里懂得炼钢，好在我们莲光小学的学生中，炼钢工人爸爸多的是，随便找一个来都能指点个一二三。我看到过老师们练出来的那些带点儿蓝色的“钢”坨坨，堆在学校一间空屋子的墙边，记得其中有一块蓝黑色的坨坨里还夹杂着一个没有完全熔化的老式门扣儿。 这次可不同往常，半边街离学校好远好远呢，不知得走多久才能到得了。 我们全班同学列队出发。 我读小学四年级，已经11岁了，个头和体质在班上男同学中排序应该在前五名吧，自己早就觉得是个大男孩儿了。雍老师说的劳动任务，具体地说就是两个同学扛一根木头回学校，我觉得自己能行。 雍老师带领我们全班同学沿着渝碚公路行进，过了井口车站不远，插入一条右边的支马路继续前行。 本来一路说笑的同学们渐渐地没什么言语了，队列也变得稀稀拉拉，大伙儿都累了。雍老师一路上都在给大家鼓劲儿，这会儿她也是一手叉腰、一手搽汗的。走了两个来小时了，估摸着可能有十几二十里路吧。 歇了一会儿，大家继续赶路。雍老师打起精神鼓动全班同学：“帝国主义有了钢，每天发动战争狂；我们祖国有了钢，世界和平有保障。大炼钢铁运动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你们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就是要听毛主席的话，今天搬木头就是以实际行动拥护毛主席。”为了给同学们鼓劲儿，班主任把音乐课才教我们唱会的“炼钢歌”的词儿都用上了。 五十多个小学生，谁都不知道今天会走这么远的路，两手空空，又累又渴，但还是歪歪斜斜地走着。怕啥子，小娃儿又累不死。 半边街终于到了。 一条几十米长的街，两边都是低矮的平房，街上空空的。怎么叫半边街呢？两边都有房啊。大概是因为它短吧，那叫“半截街”还对些。我心里这样想。 路边的小树我认得，是苦楝子树，树干不过酒杯口粗细，树叶稀疏，遮不住荫凉。大家在街边坐了下来，雍老师不知到哪儿去了。秋天的太阳当头照着，还是有点热，口渴得很，肚儿也饿了。 等了好一会儿，雍老师回来了，她喊大家起来列队，然后宣布：“由于情况变化，今天的劳动任务取消。” 小学生们不约而同地发出“哦”的一声。 是失望吗？这可不一定是，我就不是，我还真有点儿暗自庆幸。真有木头要扛，我还扛得动吗？扛起回去还要走好远的路哩。 大家散乱地沿着公路往回走。已是午后时分，秋阳当头，又累又渴又饿，同学们连话都懒得说。雍老师也是咧着嘴、皱着眉，一脸的疲惫。大家多把衣扣解开，让冒着小汗的身体凉爽一点儿。 走到井口车站了，没见到饭馆，一起走进候车棚边，只见到一个小酒馆，我和姜巴（外号）同学走了进去。 店里只摆了两张柏木桌，有几个搞搬运的下力人坐在长木条凳上，其中有一个是脱了一只鞋的，把那只光着脚的腿曲起来撂在木凳上，显出很舒服的样子。他们小口地呡着酒，就着小瓷盘里的煮黄豆，几颗几颗，慢腾腾地扔进嘴里，吃得有滋有味儿。浓烈的白酒气味弥散在小小的店堂里。 老白干酒实惠，才五角多钱一斤，喝起来很带劲，是体力劳动者劳累后解乏的好东西，是不少人都爱喝的烈性酒。我是从来没有尝过这种50多度的白酒的，但是我闻得来这老白干醇厚的酒香味儿。 店里有卤牛肉、卤猪耳朵一类下酒荤菜，要2角5分钱一盘，这太贵。我们问了煮黄豆的价，一盘1角钱，我们决定买它。但老板娘说不单卖，是和酒搭配着的，买酒才能买黄豆。这可难住我两个小学生了。 肚子太饿了，看着小瓷盘里的煮黄豆，我俩垂涎欲滴。小酒馆里只有白酒和下酒菜，周围再没有别的店铺。我两个小男生嘀咕一阵，饿得咕咕叫的肚子让我们下了决心：买！ 我们一人出了1角钱，买了一盘黄豆和一碗酒，共花了2角钱。 三下五除二，一小盘煮黄豆被饿慌了的我俩一扫而光，有卤味儿，很好吃的。 一个盛着2两白酒的小土碗还摆在我们面前，怎么办？这碗酒是1角钱哦，不喝就浪费了，划不着哦。 姜巴向老板娘要来两个小白瓷酒杯，把小土碗里的酒分别倒在两个酒杯里。他望了望我，把一杯推给我，说：“你、你、你喝、喝这杯。” 我一看，这杯酒是满满的，而他面前那杯里少了一个边儿。 姜巴是去年插班来的，说话有点儿结巴。他原来在乡下读书，他姐嫁给了我们二钢厂的工人，就把他接过来读书了。他大我两岁，个头比我大，力气也比我大，班上的男孩们都承认他打架数第一，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他该喝多点儿才对哦，怎么把多的让我喝？ 他先端起酒杯，一口干了。 我也端起酒杯，一口喝了下去，就像喝水一样。 咦，就是喉咙一热，好像也没得啥子，多余担心了。 离开小酒馆，我们继续往回走，时间大概已经是午后两点过了。太阳光更强一些了，全身燥热，口干舌燥，四肢疲软，走路很费劲儿。 我这才晓得：那老白干酒喝猛了、喝多了，酒劲上来了，我这个不会喝酒的小崽儿醉了。 景阳冈上醉酒的武松也是这样的吧？他可是喝了十八碗啊！我晕头晕脑地想着。 雍老师和几个女同学就走在我后面不远，我努力地撑着，迈着乏力的步子，生怕被她们赶上了看出破绽来。 前面就是冷水桥了，我想下去在溪水里洗一洗，可能会清醒一点儿，舒服一些。 刚走到下桥的小路口，后面就传来雍老师的高声呵斥：“才违反了学生守则，又要去违反嗦？！”我只好缩回脚，迈着踉跄的脚步，继续强撑着往前走。 我恨恨地想，一定是那几个讨厌的女生已经把我们喝酒的事儿向老师告了状！其实我们就是肚子饿了想吃黄豆而已，喝酒是不得已。那1角酒钱浪费了多可惜呀，可以买两只冰糕呢。 女孩儿们就是这样，逮着什么是什么，总是想方设法、添油加醋地去讨好老师，舔油匠，真是讨厌得很，女人就是这样！ 全身软塌塌的，实在是没有力气了，但我总不能被后面的老师和几个女生撵上呀。姜巴不知哪儿去了，我稀里糊涂地和辛江同学走在了一起。 好在走到双碑车站时，老师她们几个分路走了，我过了学校还有两三里路才能到家呢。累、饿、渴再加上醉，我实在走不动了，辛江扶着我走进了一个小饭馆，我们买了一碗白菜豆腐汤、两碗米饭，吃完后又往回走。 这时已是黄昏时分。 幸好有辛江扶着我，不然我是走不回家的。辛江够朋友，他是绕了道陪我的。到我家房子边了，我向辛江道谢、告别。 回到家里，三言两语说明了学校的事儿，说是不舒服，不想吃晚饭了，就倒到床上了。还好，爸爸妈妈都没有看出什么来。 全身还是很不舒服。“没事儿了。”我躺在床上，昏头昏脑地这么想着。 突然，胃里一阵翻腾，我赶紧把头伸出床边，哇的一声吐出一大滩食物，整个屋子顿时弥漫带点酸味儿的浓浓酒气。 全家人都过来了，还有什么说的，坦白是我唯一的出路。我面对着家人，一五一十地交代了怎么累，怎么饿，怎么渴，怎么吃的煮黄豆，怎么喝下的老白干酒，怎么歪歪倒倒走回的家…… 大家望着我，什么也没有说。妈妈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我漱了漱口，就全喝下去了。这下好了，我感到一身的轻松、舒适。看着妈妈合着煤灰扫净了地面，我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没有哪点儿不对劲。到了学校，班主任老师一个字儿都没有提，连同学都没有一个来问过我，包括一起喝酒的姜巴和把我送回家的辛江。 看来这不算是个事儿。可我自己，却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周世伟，网名緯子，退休医生。重庆一中老三届高66级学子，曾经上山下乡当过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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