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平|苏轼的文学书写

苏轼的文学书写

文｜陈志平

书法艺术必赖文辞而后成。与其认为中国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毋宁说是文学作品的书写艺术。当然这里的文学乃取其广义而言。广义的文学，在古代包括一切艺术性或非艺术性的文章典籍，它乃是文化学术的总称。诚如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论略》所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文学与书写密不可分。首先，文辞必赖书写而传；另一方面，书写必以文辞为对象。王羲之书写《兰亭叙》，这一活动本身既是书法创作，也是文学创作。而《兰亭叙》文本既是书法作品，也是文学作品。因此，我们不妨称《兰亭叙》为“书写文学作品”。一部中国书法史，其实就是书写文学史。从文学的角度来观照书法，书写活动便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实用性的抄写活动也与文学有关，但不是我们讨论的主要对象，我们姑且将目光投向多姿多彩的文人书写。

谁也不能否认，苏轼是中国古代第一位占据书法与文学两座高峰的文艺天才，苏轼的典型性在于他能“以手为口”，将书写的文学意义发挥得淋漓尽致。韩愈曾经赞叹张旭“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这在张旭未必如此，如果用在苏轼身上，似乎更为贴切。因为草书并不能表达抽象的感情，宣泄情绪更是文学的长项。苏轼的书写，书文交辉，文不能尽，溢而为书，“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这既是形容文学，也可用于书法。

图1  苏轼书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局部)

通常作文，难免要思考一番，落笔可能迟滞。但是苏轼不然，他的文思如流水，“谛思”被消融在涣涣的行笔之中了。李之仪曾经见过苏轼的书写：“东坡毎属词，研墨几如糊，方染笔，又握笔近下而行之迟。然未尝停辍，涣涣如流水逡巡盈纸，或思未尽，有续至十余纸不已。议者或以其喜浓墨丶行笔迟为同异。盖不知谛思乃在其间也。”本来是作文，但是更像在作书。这正是东坡的过人之处。

作书与行文本不相同，前者因书而文，后者因文而书。因文而书，重点在文；因书而文，重点在书。行文又有起稿与手抄成书之异，作书有应酬和适意书写之不同。对于苏轼而言，这些区别似乎不存在，取舍趋避，纯以意行。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

适意的文学书写主要体现在苏轼的题跋和杂书当中，内容非常丰富，真可谓涉笔成趣，信手成文。从发生方式上考察，有五种情况：一、因境而书，二是因事而书，三因人而书，四是因文而书，五是为书而书。面对一堵素壁，往往会产生涂抹几笔的愿望；遇到佳纸好笔，也会跃跃欲试，或者心静闲暇之时，都会有书写的冲动。这是因境而书。如听琴而书琴事，见雪而书雪事，遇墨题墨，遇笔题笔。因人而书和因事而书可归为一类，因为人事总会连在一起。人事便会涉及应酬，苏轼的应酬文字很少虚情假意。不过，他在文辞的选择上也会考虑到切题，而且必然是佳句。如毛国镇向他求书，因为要求林下展玩，他就选择书写陶渊明《归去来辞》（图1）。不过毛国镇乃官场中人，苏轼便说“正使在庙堂之上尤可观也”，深寓“归去来”之意。因文而书的情况多是诗文的跋语，读到文学名篇或诗词佳句，有得于心，便会手录。至于为书而书则是将书写作为一种把握自我存在的方式。苏轼云：“将至曲江，船上滩欹侧，撑者百指，篙声石声塋然，四顾皆涛濑，士无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变亦多矣，置笔而起，终不能一事，孰与且作字乎？”读到这里，我们也许会为苏轼的“迂执”而发笑？不过，这正展现了苏轼率真的秉性，而且显示了书写活动对于苏轼而言具有存放感性自我的宗教般的力量。

苏轼的书写并非总是那样随意潇洒，有时候，他也会生出矜庄之意。在他的题跋中，有时会标明“敬书”、“庄书”字样，如果是书丹刻石，则矜庄之意自不待言。当然不少的地方有“信书”的表白。如《书海南风土》即“信手书”，而《书北极灵签》则云“敬书”。有时候，他会用精纸佳墨以应人之请，如他为王晋卿书《黄泥坂词》，即用澄心堂纸、李承晏墨。对于主张“寓意而不留意于物”的苏轼来说，自由适意的书写无疑是他向往的目标。不过在现实的书写中，不可能时时都能如意。苏轼从张旭怀素的醉书中得到启示，转而借助酒精的麻醉作用，企图达到适意逍遥的“至乐”境界。他说：“吾酒后乘兴作数十字，觉酒气拂拂，从十指上出去也。” “吾醉后能作大草，醒后自以为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为奇耳。”苏轼的酒量很小，一杯即醉。醉后作草，必然放达，但这并非“真放”，真放本精微，因此醉后能作精细的小楷，才算世间奇事。苏轼对此很清楚，他认为自己远远没有达到消除“醉醒之辨”的程度，他渴望做到感性和理性高度统一。回头一看，张旭和怀素都不是自己心中的偶像。

就书写的载体而言，苏轼几乎使用了一切可能的方式，题壁、题名、尺牍、书扇、跋尾题画、书桃符、匾额、书几、书屏等。不管是登临，还是宴游，是灯前，还是酒后，书兴大发之时，遇壁题壁，遇几题几，遇扇题扇。《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一记载东坡语云：“吾昔在钱塘，一日昼寝宝山僧舍，题其壁云：‘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其后有小子亦题名壁上，见者乃谓余诮之也。周伯仁所谓君者，乃王茂弘之流，岂此等辈哉？”其超放如此。苏轼的书写，因为有数百卷书在胸中，于是“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文学修养为书法的表现注入了难得的精神内涵。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对于书写文辞的内容，大部分是自作，当然有不少是古人或同时人的作品。与王子敬爱书《洛神赋》、李后主爱书神仙隐遁之词不同的是，苏轼喜欢书写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句。元祐九年（1094）正月十六日，苏轼偶书陶渊明《归田园居》之一“种豆南山下”，后自跋云：“览渊明此诗相与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媿者多矣。”寄托了自己深沉的人生感慨。书写陶诗，能使苏轼找到心灵的顿放之所。他曾录陶渊明“清晨闻扣门”诗，跋云：“予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对于古人现成的诗文，或书写整篇，或断章取义，或截句而书，均体现了苏轼自由挥洒的本色。作字行文，文以载道。苏轼的书写活动往往源于一个契机，服务于一个主题，或自适、或自励、或怀思、或悼亡、或劝勉、或评论、或投赠，不一而足。他精妙的文思借助于生花的彩笔，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书写文学的篇章。

图2  苏轼书《黄州寒食诗》帖

苏轼能将文学创作与书法创作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产生的代表作就是《黄州寒食诗》三首（图2）。黄庭坚说：“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苏轼没有再写过此诗，但他却经常重复书写另外一些作品。南宋的岳珂收有东坡与钱穆父书简重本二帖，以为必有一赝品，但又不敢轻易下结论。友人韩季茂告诉他说：“（东坡）先生以翰墨雄一世，毎自贵重。虽尺简片幅，亦不苟书。遇未惬意辄更写取妍，而后出以予人，期于传世。凡今帖间有同者，便当视其纸长短色泽，若具出一时，字与之称，切勿以为赝而置疑。”苏轼的这种做法很让人怀疑，因为他在我们心中从来都是那样天马行空、不受羁束。不过我们可以从苏轼的文集中找到他自贵其书的言证。《戏书赫蹄纸》云：“此纸可以镵钱祭鬼。东坡试笔，偶书其上。后五百年当成百金之直。物固有遇不遇也。”千载而下的今天，苏轼之书岂止价值百金？不过，他偶书的数字已经不存，而他经意的书写——《赤壁赋》、《洞庭春色赋》等千百年来让人视若拱璧，这又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文辞选择对于书法艺术的重要性。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1-3]  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4-6]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

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宋孝宗时追谥“文忠” [4]  。[7]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4]  ；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枯木怪石图卷》等。

为什么我们都爱苏东坡？

东坡的一生，无惊天动地之举，也没有一本像《三国演义》一样的通俗小说去讲述他的故事。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虽写的美，但毕竟受众不广，故而他在民间的形象是模糊的。我们希望更多人对苏东坡的认知，不仅仅停留在“唐宋八大家”，而是去认识他，了解他，喜欢他，进而从他的故事中汲取生活的力量。...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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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名苏轼别    名苏东坡、苏文忠、苏仙、苏玉局 [9] 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所处时代北宋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眉州眉山出生日期1037年1月8日逝世日期1101年8月24日主要作品《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主要成就“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主要代表，“宋四家”之一官    职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追    赠太师谥    号文忠葬    处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性    别男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10]  （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 [11-12]  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13]  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14]  庆历八年（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的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幼子苏辙。[15]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 [16]  好美食， [17]  创造许多饮食精品， [18]  好品茗， [19]  亦雅好游山林。[20] 

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农历虚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

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二人正锐意于诗文革新，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21]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

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22]  四年后还朝，任判登闻鼓院。

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此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23]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熙宁七年（1074年）秋，苏轼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

徙知徐州

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使梁山泊泛滥，南清河水溢出故道，洪水汇聚在徐州城下，暴涨的洪水不时泄出，城墙即将被洪水冲毁，富有的百姓争相出城躲避洪水，苏轼说：“富民出城，全城百姓都会动摇，我和谁来守城？我在这里，洪水决不能冲毁城墙。”驱使富民重新回到城里。苏轼到武卫营，呼喊士兵长官说：“河水即将冲毁城墙，事情危急，虽然你们是禁军，但也请你们为我尽一点力。”士兵长官说：“太守尚且不躲避路上的洪水，我辈小人，应当效命。”带领他的士兵们拿着畚箕铁锹出来，修筑东南长堤，头起戏马台，尾连着城墙。雨日夜不停地下，城墙露出水面仅仅只有三版那么高。苏轼搭建小草屋住在城墙上，路过自己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分别堵塞缺口以守护城墙，终于保全了徐州城。又请求征调明年夫役增筑徐州旧城，修建木质护岸，以防洪水再来。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24]  苏轼在《上皇帝书》中说：“及移守徐州，览观山川之形势，察其风俗之所上，而考之于载籍，然后又知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也……州之东北七十余里，即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巨万，常为盗贼所窥，而兵卫寡弱，有同儿戏。” [25]  苏轼在徐州期间，建苏堤、筑黄楼、种植青松、访获石炭，于徐门石潭祈雨，于徐州汉高帝庙祈晴，于萧县雾猪泉祈雪，与弟弟苏辙会宿于逍遥堂百余日，“同泛清河古汴”，与客游泗水，登魋山，吹笛饮酒，乘月而归。苏轼对王巩说：“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苏轼离开徐州之际，卜田徐州城南的尔家川，“欲买尔家田，归种三顷稻。因营山前宅，遂作泗滨老。” [26]  称“余为彭城二年，乐其土风。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调为湖州知州。他在地方任职时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

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幸亏宋太祖赵匡胤时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他才算躲过一劫。[27] 

被贬黄州

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的。

东山再起

杭州苏东坡纪念馆高清组图

杭州苏东坡纪念馆高清组图(19张)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苏轼于是选择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28]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29]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二任杭州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第二次到杭州做官，杭州大旱，饥馑瘟疫一起发生。苏轼向朝廷请求，减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又得到赐给剃度和尚的度牒，换成大米来救济饥饿的百姓。第二年春天，又减价出卖常平米，做了很多的厚粥和汤药，派人带着医生分街坊给百姓治病，救活了很多人。苏轼说：“杭州，水陆交会的地方，因瘟疫死亡的人常常比其他地方多。”于是集中多余的公款二千缗，苏轼又拿出自己的黄金五十两，办起病坊，稍微积蓄一些钱粮收治有病的百姓。苏轼看到茅山有一条河专门容纳钱塘江潮水，盐桥有一条河专门容纳西湖水，于是疏浚这二条河道以通航。再修造堤堰闸门，控制西湖水的蓄积与排泄，钱塘江潮水不再进入杭州城内。又用剩余的人力修复了六井，再把挖出来的淤泥堆积在西湖中，南北长三十里，修筑成长堤以来往行人。吴地百姓种菱，春天就除草，不留寸草。苏轼又雇募人力在西湖中种菱，水草不再生长。把种菱的收入备作以后修浚西湖的费用，取救济荒灾剩余的一万缗钱、万石粮食；以及申请得到的一百张僧人度牒用来雇募民工。长堤筑成，在堤上种植芙蓉、杨柳，望去好像图画，杭州人把长堤命名为苏公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

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州）。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下来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身逝常州

宋徽宗即位后，苏轼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

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30]  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宋孝宗时，追谥“文忠”。[31] 

主要成

文学成就

词作

参见：苏词、诗词一体、以诗为词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不同于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狭小的生活场景，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三百六十二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32] 

诗作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苏轼与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32] 

文章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寺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32] 

艺术成就

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34] 

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枯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34-35] 

《黄州寒食诗帖跋 黄州寒食诗帖》

《黄州寒食诗帖跋 黄州寒食诗帖》 

人物评价

总体评价

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苏轼画像

苏轼画像

苏轼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他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当时就有许多青年作家众星拱月似的围绕在他周围，其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又合称“苏门六君子”。此外，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人，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苏轼影响。由于苏轼的成就包括各种文学样式，他本人的创作又没有固定不变的规范可循，所以苏门的作家在创作上各具面目。黄庭坚、陈师道长于诗，秦观长于词，李廌以古文名世，张、晁则诗文并擅。同时，他们的艺术风貌也各具个性，例如黄诗生新，陈诗朴拙，风格都不类苏诗，后来黄、陈还另外开宗立派。

苏轼的作品在当时就驰名遐迩，在辽国、西夏等地都广受欢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苏轼作品的流传，但是禁愈严而传愈广。到了南宋党禁解弛，苏轼的集子又以多种版本广为流传，以后历代翻刻不绝。

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人们争相从苏轼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金国和南宋对峙的时代，苏轼在南北两方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诗不但影响有宋一代的诗歌，而且对明代的公安派诗人和清初的宋诗派诗人有重要的启迪。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为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形成了与婉约词平分秋色的豪放词派，其影响一直波及清代陈维崧等人。苏轼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标举独抒性灵的公安派散文的艺术渊源，直到清代袁枚、郑燮的散文中仍可时见苏文的影响。

苏轼还以和蔼可亲、幽默机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游踪，他在生活中的各种发明都是后人喜爱的话题。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后人广泛喜爱的程度而言，苏轼是无与伦比的。[32]  评论家王进玉对其评价说：“人艺和谐统一的典范”。[37] 

历代评价

赵祯：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陈鹄《耆旧续闻·卷二》引，俞文豹《吹剑录》作“吾为子孙得两相”。） [38] 

刘安世：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祜则虽与老先生（指刘安世所师从的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也。（马永卿辑《元城语录》） [39] 

黄庭坚：①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跋子瞻〈醉翁操〉》） [40]  ②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之气贯日月。（《跋东坡墨迹》） [41]  ③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酣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义味，真神仙中人。此岂与今世翰墨之士争衡哉！（《题东坡字后》） [42] 

苏辙：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43] 

黄锦祥：东坡乃文星旷世，曜耀寰中。千古奇才，殊不复见！[44] 

范祖禹：苏轼文章为时所宗，名重海内，忠义许国，遇事敢言。如轼者，岂宜使之久去朝廷？[45] 

晁无咎：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 [46] 

王直方：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王直方诗话》，《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引） [47-48] 

王灼：①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若从柳氏家法，正自不分异耳。②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碧鸡漫志·卷二》） [48]  [49] 

赵昚：故赠太师谥文忠苏轼，忠言谠论，正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御制苏文忠公集序》） [50] 

陆游：①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老学庵笔记》） [48]  [46]  ②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

陈洵：东坡独崇气格，箴规柳、秦，词体之尊，自东坡始。（《海绡说词》） [51] 

徐度：（柳永）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却扫编·卷下》） [52] 

胡寅：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唐人为之最工者。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向芗林酒边集〉后序》） 

王若虚：①晁无咎云：“眉山公之词短于情，盖不更此境耳。”陈后山曰：“宋玉不识巫山神女，而能赋之，岂待更而后知？”是直以公为不及于情也。呜呼！风韵如东坡，而谓不及于情，可乎？彼高人逸士，正当如是。其溢为小词，而闲及于脂粉之间，所谓滑稽玩戏，聊复尔尔者也。若乃纤艳淫媟，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辈，岂公之雅趣也哉？②公雄文大手，乐府乃其游戏，顾岂于流俗争胜哉？盖其天资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滹南诗话》） [47-48]  [54] 

刘辰翁：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较工拙？（《辛稼轩词序》） [55] 

元好问：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人有言，乐府本不难作，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此殆以工拙论，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诗三百所载小夫贱妇幽忧无聊赖之语，时猝为外物感触，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者尔。其初果欲被管弦。谐金石，经圣人手，以与六经并传乎？小夫贱妇且然，而谓东坡翰墨游戏，乃求与前人角胜负，误矣。自今观之，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性情，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遗山文集卷三十六·新轩乐府引》） [48] 

脱脱：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56] 

王士祯：①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带经堂诗话》） [57]  ②山谷云：“东坡书挟海上风涛之气。”读坡词，当作如是观，琐琐与柳七较锱铢，无乃为髯公所笑？（《花草蒙拾》） [47-48] 

袁枚：有才而无情，多趣而少韵：由于天分高，学力浅也。有起而无结，多刚而少柔：验其知遇早晚景穷也。（《随园诗话》） [58] 

周济：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介存斋论词杂著》） [48] 

刘熙载：①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②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③东坡《定风波》云：“尚余孤瘦雪霜姿。”《荷花媚》云：“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雪霜姿”、“风流标格”，学坡词者，便可从此领取。④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方外白玉蟾诸家，惜未诣此。（《艺概·卷四》） [47-48]  [59] 

曾国藩：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自周汉以后，罕见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曾国藩文集（五）》） [60-61] 

蔡嵩云：东坡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其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切气象。若徒袭其外貌，何异东施效颦。东坡小令，清丽纡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设非胸襟高旷，焉能有此吐属。（《柯亭词论》） [62] 

王鹏运：北宋人词，如潘逍遥之超逸，宋子京之华贵，欧阳文忠之骚雅，柳屯田之广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虚之婉约，张子野之流丽，黄文节之隽上，贺方回之醇肆，皆可模拟得其仿佛。唯苏文忠之清雄，夐乎轶尘绝世，令人无从步趋。盖霄壤相悬，宁止才华而已？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半塘遗稿》） [47] 

沈曾植：“东坡以诗为词，如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此《后山谈丛语》也。然考蔡绦《铁围山丛谈》，称：“上皇在位，时属升平。手艺之人有称者，棋则有刘仲甫、晋士明，琴则有僧梵如、僧全雅，教坊琵琶则有刘继安，舞有雷中庆，世皆呼之为雷大使，笛则孟水清。此数人者，视前代之技皆过之。”然则雷大使乃教坊绝技，谓非本色，将外方乐乃为本色乎？（《菌阁琐谈》） [47-48]  [51] 

夏敬观：①东坡词如春花散空，不着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陈无己所谓：“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也。后之学苏者，惟能知第二乘，未有能达上乘者，即稼轩亦然。②东坡《永遇乐》词云：“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此数语，可作东坡自道圣处。（《吷庵手批东坡词》） [48] 

王国维：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人间词话》） [63] 

林语堂：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64] 

钱穆：①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②他们（苏氏兄弟）的学术因罩上一层极厚的释老的色彩，所以他们对于世务，认为并没有一种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标准。他们一面对世务却相当练达，凭他们活的聪明来随机应付。他们亦并不信有某一种制度，定比别一种制度好些。但他们的另一面，又爱好文章辞藻，所以他们持论，往往渲染过分，一说便说到尽量处。近于古代纵横的策士。（《国史大纲·第六编 两宋之部·第三十三章 新旧党争与南北人才》） [

苏轼、苏辙兄弟少年时在家乡今四川省眉县天庆观读书，他们的启蒙老师是道士张易简。当时张易简道长收的学生有几百人，苏轼是倍受张道长喜欢的学生之一，另一个是后来载入《仙鉴》的知名道士陈太初。[67]  据东坡《志林》记载，在苏轼被贬黄州时，他的老同学陈太初在汉中羽化仙去。

由于苏轼自小受道教的启蒙教育，他的一生对道教情有独钟，常穿道袍，游访道士。如《放鹤亭记》对道人张天骥大加赞赏，而《后赤壁赋》又以道人入梦结尾。在他被贬时，仍给许多道观、道堂撰文，于是有了《众妙堂记》《观妙堂记》《庄子祠堂记》等等美文。在《众妙堂记》文中他讲述了梦中见到自己的小学老师张易简道长并深受教诲之事，可见道教对其影响之深。

苏轼之弟苏辙在《龙川略志》开篇即言梦见小学时读书天庆观之事，梦中的苏辙通过与老子像的对话，泄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天道报应现象：不杀生可以长寿。[68] 

应考趣闻

宋仁宗嘉佑二年，苏轼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得到考官梅尧臣的赏识，并推荐给主试官欧阳修。欧阳修亦十分赞赏，欲拔擢为第一，但又怕该文为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列为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该文为苏轼所作。到了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21] 

关于《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的内容：“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当时考官皆不知其典故，欧阳脩问苏轼出于何典。苏轼回答在《三国志·孔融传》中。欧阳修翻查后仍找不到，苏轼答：“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欧阳修听毕恍然大悟。[69] 

建筑苏堤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多条长堤。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秋，徐州大水围城。苏轼通知大家“备畚锸，蓄土石，积刍茭”，同时急调5000人加固城基、高筑城墙。苏轼在水情严峻的城南，组织徐州军民修筑了一条防洪长堤。《宋史·苏轼传》记载：苏轼“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明嘉靖《徐州志·山川·苏堤》：“宋苏轼守徐时，河决为患，因筑以障城，自城属于台，长二里许，民赖以全，活着众，今尚存。”徐人至今思焉。[70]  北宋元祐四年(1089)，诗人苏轼（苏东坡）任杭州知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二十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六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元祐六年(1091)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六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

程苏结怨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去世，大臣们正举行明堂祭拜大典，赶不及奠祭，仪式一完成，大臣们希望赶去吊丧，程颐却拦住大家，说孔子“是日哭则不歌”，参加明堂典礼之后，不该又吊丧家。大家觉得这不近人情，反驳说，“哭则不歌”不代表“歌则不哭”。苏轼嘲笑程颐说：“这是枉死市上的叔孙通制订的礼法。”这是苏轼、程颐两人结怨的开始。[71] 

有一次国家忌日，众大臣到相国寺祷佛，程颐要求食素，苏轼责问说：“正叔（程颐表字），你不是不喜好佛教吗？为什么要吃素食？”程颐说：“礼法：守丧不可饮酒吃肉；忌日，是丧事的延续。”苏轼唱反调：“支持刘家的人露出左臂来罢！”（用史记典故，苏轼自比为汉朝的太尉周勃，把程颐比为吕氏乱党，要求大家支持他。）范淳夫等人吃素食，而秦观、黄庭坚等则吃肉。[72] 

佛寺趣事

在黄州时苏轼常与金山寺主持佛印禅师来往，一日，苏轼做一首诗偈“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呈给佛印。禅师即批“放屁”二字，嘱书童携回。东坡见后大怒，立即过江责问禅师，禅师大笑：“学士，学士，您不是‘八风吹不动’了吗，怎又一‘屁’就打过了江？” [73-74]  “八风吹不动”可见于《佛地经论》卷五，诗僧寒山诗歌亦有此句，八风是佛教用语，指八种境界的风：称、讥、毁、誉、利、衰、苦、乐。[75] 

美食大家

东坡扣肉高清组图

东坡扣肉高清组图(2张)

苏轼本人是个美食家，宋人笔记小说有许多苏轼发明美食的记载。苏轼知杭州时，元祐五年五、六月间，浙西大雨，太湖泛滥。苏轼指挥疏濬西湖，筑苏堤。杭州百姓感谢他。过年时，大家就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轼指点家人将猪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然后分送给大家吃，这就是东坡肉的由来。《曲洧旧闻》又记：苏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香梗，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玉帘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 [18] 

雷州西湖

广东雷州西湖原名罗湖，始建于北宋，自从大文豪苏轼兄弟在此醉游之后，罗湖更名为西湖。[76] 

宋绍圣七年苏轼从惠州贬移儋州，千里跋涉途经雷州，有幸与其贬雷的胞弟苏辙邂逅，悲喜交加。兄弟择日游罗湖泛舟，被罗湖秀丽的风光吸引，恋不思归，游罢到湖滨天宁禅寺憩休，苏城游趣尚浓，“万山第一”四字就是此时此地写就的。

宽容大度

苏轼在杭州上任之初，都商税务捕到一个逃税的人，是南剑州（今福建南平）乡贡进士吴味道。他冒用苏轼的名衔密封两大卷轴要送到京师苏辙的府第。

苏轼问他卷轴里装什么东西。吴味道惶恐地说：“我今年秋天荣幸地得到推荐成为乡贡进士，同乡凑集了十万钱做为赠别的礼物送我。我买了四百丈建阳薄丝，但想到沿路所有的税务官署都要抽税，到京城时怕剩下不到一半数，所以私下设想：“当今天下最有名望、且爱提携奖掖读书人的，只有先生您和苏侍郎（苏辙）而已。纵然事情败露，也一定能得到宽恕。”于是假借先生的名衔把丝封了起来。来到此地，却不知道先生已经先来到这里任职。真是倒霉，我也无话可说了。”

苏东坡看了好一会，笑着让管文书的家仆把旧封条除去，换题上新的名衔，附上“送至东京（今河南开封）竹竿巷”字样的笺条，又亲手写了一封给弟弟苏辙的信交给吴味道，说：“前辈这回即使拿到上天去也无妨了。”

第二年，吴味道考中进士，特地前来答谢。[77] 

亲属成员编辑

辈分

称谓

简介

先辈

祖父

苏序。

父亲

苏洵，唐宋八大家之一，曾作《名二子说》说明替儿子命名的来由，史书记载其与程氏共有三子三女，然长子苏景先与长女、次女早夭。

母亲

程氏，眉山富豪程文应之女，十八岁时嫁时年十九岁的苏洵。婚后相夫教子、操持家务。苏轼一生思想深受母亲影响。

平辈

姐姐

苏八娘，亦称苏小妹，苏轼之姐，长苏轼一岁，成年后嫁表兄，婚后不得志，抑郁而终。

兄长

苏景先，早夭。

弟弟

苏辙，唐宋八大家之一。

妻子

王弗，十六岁时与年方十九的苏轼成婚，婚后二人恩爱甜蜜。结婚十一年因病逝世，得年二十七。苏轼四十岁时曾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悼念亡妻。

妻子

王闰之，王弗堂妹，王弗逝去三年后嫁给苏轼。苏轼五十八岁时逝世，得年四十六。

侍妾

王朝云，原为歌妓。三十八岁时的苏轼赎十二岁的朝云，后收为侍妾。她陪伴苏轼度过仕途不顺的岁月，卒于绍圣三年，得年三十四。

后辈

长子

苏迈，妻王弗所生。

次子

苏迨，妻王闰之所生。

三子

苏过，妻王闰之所生。

四子

苏遁，妾王朝云所生，未满周岁而卒。

表格参考资料：[78] 

个人作品编辑

诗文作品

散文

《策断》四篇

《留侯论》

《天石砚铭（并序）》

《记游定惠院》

（一作《记游定慧院》

《进策》

《随记集》

《策别安万民》六篇

《晁错论》

《荀卿论》

《策别厚货财》二篇

《重巽以申命论》

《范增论》

《东坡志林》

《策别课百官》六篇

《记承天寺夜游》

《贾谊论》

《石钟山记》

《策别训兵旅》三篇

《刑赏忠厚之至论》

《黠鼠赋》

诗作、文赋

《春宵》

《后赤壁赋》

《和子由踏青》

《雪后北台书壁》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海棠》

《上元侍宴》

《望海楼晚景》

《和子由渑池怀旧》

《章钱二君见和复次韵答之》

《花影》

《题西林壁》

《有美堂暴雨》

《饮湖上初晴后雨》

《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赤壁赋》

《游金山寺》

《惠崇春江晚景》

《三月二十九日二首》

《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

《东栏梨花》

《赠刘景文》

《石苍舒醉墨堂》

《书李世南所画秋景》

《新城道中二首》 [79] 

表格参考资料：[80] 

词作

《水龙吟·雁》

《阳关曲·中秋作》

《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

《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

《念奴娇·中秋》

《念奴娇·赤壁怀古》

《减字木兰花·空床响琢》

《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

《醉翁操·琅然》

《行香子·过七里滩》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浣溪沙·醉梦昏昏晓未苏》

《哨遍·为米折腰》

《永遇乐·明月如霜》

《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

《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

《点绛唇·不用悲秋》

《永遇乐·长忆别时》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蝶恋花·密州上元》

《贺新郎·乳燕飞华屋》

《浣溪沙·覆块青青麦未苏》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洞仙歌·冰肌玉骨》

《南歌子·雨暗初疑夜》

《浣溪沙·麻叶层层苘叶光》

《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

《洞仙歌·江南腊尽》

《南乡子·霜降水痕收》

《浣溪沙·门外东风雪洒裾》

《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满庭芳·三十三年》

《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

《浣溪沙·细雨斜风作小寒》

《青玉案·三年枕上吴中路》

《南乡子·送述古》

《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

《浣溪沙·软草平莎过雨新》

《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

《少年游·去年相送》

《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

《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

《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

《望江南·春未老》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

《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

表格参考资料：[81] 

书画作品

书法

《宝月帖》

《江上帖》

《怀素自序》

《洞庭春色赋》

苏轼部分书法作品

苏轼部分书法作品(21张)

《北游帖》

《近人帖》

《梅花诗帖》

《李白仙诗帖》

《赤壁赋》

《令子帖》

《人来得书帖》

《新岁展庆帖》

《东武帖》

《一夜帖》

《中山松醪赋》

《黄州寒食诗帖》

《渡海帖》

《宸奎阁碑》

《祭黄几道文卷》

《与范子丰》

《次辩才韵诗》

《致南圭使君帖》

《致若虚总管尺牍》

《答谢民师论文帖》

《次韵秦太虚诗帖》

作品名称来源：[82]